日《世界周报》载文《坚持自力更生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中国的亚洲政策和经济合作》（待续）
[1973年11月]
日《世界周报》载文《坚持自力更生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中国的亚洲政策和经济合作》（待续）
【本刊讯】日本《世界周报》十月九日一期登载亚洲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松本繁一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坚持自力更生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中国的亚洲政策和经济合作》，摘要如下：对外政策的基本姿态文化大革命后的对外政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从一九七一年秋恢复了联合国席位以来就展开了积极的和平共处外交，特别是从第三世界的立场出发，对改革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国际经济和贸易正在掀起一场旋风。
有趣的是最近中国在经济援助和贸易的国际合作方面提出了独自的理想和方式。亚洲国家中也出现了应该刮目看待中国的自力更生建设经济的意义的议论。
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看法，在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北京，日中邦交正常化以后大大改变了，开始认真地摸索和平共处的道路。重视东南亚
同时，中国在迄今为止的对外政策中也一直重视东南亚，这是出于下列三个原因：第一，是为了在美苏中三极的世界政治下在保障安全方面对付所谓的四条战线，就是说，北面的苏联，东面的美国、日本，西面的印度，还有南面的东南亚，因为同日美两国已经握手，所以当前为了阻止苏联的遏制，改善同印度支那半岛和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对中国是必要的；第二，在经济上，同东南亚地区的贸易，作为中国获得经济建设和对外援助的资金来源是重要的；第三，东南亚在历史上和文化上同中国有深厚的关系。对外经济合作的思想和原则
那么，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的思想和原则是什么呢？总的说，在延安的中共根据地产生，又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将近十五年的艰苦的革命战争中培植起来的“自力更生”精神和互相帮助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它的核心。这就是只有以“自力更生”为基础，才有可能互相支援，而且来自外国的援助通过内部的各种因素的作用才能表现出好的效果。“自力更生”的经济建设同国际经济、贸易关系的发展没有矛盾。中国的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又是“遵循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外交政策，严格尊重对方国家的主权，绝对不附加任何条件，不要求任何特权，一贯实行帮助受援国自力更生的基本原则”。中国的这种对外经济合作思想在政策上加以具体化、加以概括的就是六四年一月周恩来总理的非洲之行所宣布的“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八项原则”。实行经济援助八项原则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展开并一直发展到现在的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新倾向可以概括如下：
第一，除亚洲外，非洲坦赞铁路的建设，几内亚的茶园，毛里塔尼亚的农田水利工程，其共同点都是遵照毛泽东思想，忠实地实践“经济援助八项原则”的工作。
第二，以发展经济的策略来说，向那些同中国一样，在殖民统治下苦于贫穷的第三世界中小国家以具体的方法和作法传授了“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型的建设体验。
第三，中国派出去的技术人员和工人在海外也主动要求和当地人员同待遇，身体力行“为人民服务”的国际主义思想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生活态度，这是在西方国家的援助增加发展中国家负担（提供工资、住房等等）的成本而经常停顿的情况下，中国以中国人员独创地筹划利用当地材料，提供献身劳动这种方式顺利而有效地进行援助的一个因素。
其次从中国援建工程的内容来看，它的特征有以下几点：（１）中国自己就是发展中国家，国家财政也有一点限度，所以重点不在于资金而在于技术，重质而不重量；（２）然而一九六○年以后，资金援助原则上是无息的，而且三十年到三十五年以后归还，是远远超过西方各国和苏联的优越条件，（３）提供资金的对象集中于对方国家经济自立方面最有效的部门（铁路、公路、电力），技术援助大半是医疗、纤维、水泥、造纸、制糖等工业和农业、渔业方面；（４）援助物资是列入中国五年计划中生产的，所以不是用过的东西或陈货，而是提供一等品；（５）事业建设和技术援助巧妙地得以配合；例如纺织厂，在安装机械成套设备的同时传授技术；在建设铁路时，测量组的医疗队也在附近农村进行医疗工作；在养鱼场兴建贮水池的同时也从中国运来鱼苗。
下面回顾一下中国经济援助的总特点以及过去和现在对亚洲的援助，并对将来东南亚和中国的经济合作进行展望。对非洲的援助迅速增加
中国对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在内的军事经济援助，在一九五三年至七一年期间，总计达五十六亿美元，这和美国的一千五百九十四亿美元（一九四五年至一九七○年），苏联的三百二十八亿五千万美元（一九五四年至一九七二年）相比较其数量是很少的。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军事经济援助的百分之三十五以上是在一九七○年至一九七一年期间约定的，而且总额的百分之四十五是向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第三世界提供的。
中国重视军事援助以外的经济援助，在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七一年期间，共向第三世界二十八个国家约定提供约二十二亿美元的援助，尤其集中在最近两年。从地区来看，中国的经济援助，在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四年期间，重点置于东南亚，而进入六十年代以后，特别是在阿尔及利亚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之前，从一九六四年起，对非洲的援助有了迅速的增加。其背景是：在联合国代表权问题上，中国和台湾进行争取多数的工作；由于中苏对立而争夺第三世界的主导权。到了七十年代，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一举增加了十一亿七千六百万美元（一九七○年至一九七一年），超过了苏联的十亿五千六百万美元。对亚洲各国的援助
中国对亚洲地区的经济援助，在一九六五年以后迅速减少。这是因为发生了两个大事件：
一个是一九六五年九月三十日在印度尼西亚发生了政变未遂事件。另一个是一九六七年六月在缅甸发生了可以说是文化大革命余波的反华侨暴动。（待续）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3.11.04
上一页 本月目录 本年目录 总目录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