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七十年代》刊登赵浩生同留美中国人士的谈话记录《中国归来答客难》（三）
[1973年10月]
香港《七十年代》刊登赵浩生同留美中国人士的谈话记录《中国归来答客难》（三）
问：公社制度也许促进了生产，但是否拆散了家庭，牺牲了天伦之乐呢？
答：我们这次回去参观，发现外面对中国最歪曲的宣传就是公社制度。海外的中国人对“公社”两个字感到生疏、混沌甚至可怕。事实是，公社制度在基本上只是一种生产劳动的经济组合。每个公社的工作大队，是由许多家庭单位组成，并非妻子离散，天伦尽失，“夫妻分住在男女宿舍，孩子进托儿所，老人进养老院”。相反的，我们发现在公社制度下，小家庭生活得更幸福。
在旧中国，人们生活在饥饿苦难之中，不但自顾不暇，有时为自保而对人残酷。今天大家都有吃有穿，可尽享天伦之乐，发挥最浓重的人情味和同志爱。
问：即乎你所看到的都是事实，这个“天堂”是中共老一代的革命家所建立，老一代的人物过去以后，谁敢保下一代或下下一代的接班人可永保革命热情，社会主义的革命思想不会变质呢？
答：回答这个问题要从三方面的事实看：一，目前中国的各级领导组织均包括老、中、青三代，如此新陈代谢，不虑后继无人。二，为了教育在新中国长大，没有受过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压迫的年轻一代，全国各地，甚至公社大队，都设有历史陈列馆，供年轻一代参观。我们看了很多，每次都使人感到触目惊心，同时他们还请老年人叙述其亲身经历，这是各级学校的必修之课。三，社会主义的公社制度已在中国根深蒂固，其本身不但不会动摇，更可培养涌现出千千万万的接班人。因而我们相信，中国的领导人会变换，但社会主义的巩固基础不会动摇。
问：你看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的成份多还是外国的成份多？
答：我自己的看法是中国的成份多。我们这次从广州出发，第一站就是毛主席的故乡韶山，在韶山时，我曾以最虔敬的心情希望从那里的山川草木人文地理中寻找到一些感受，从而了解是什么因素启发了毛泽东的革命理想，而这个理想最后变成四分之一人类的现实。从他故乡的土屋，到他念过书的私塾以及当地的风土人情，这一切都是中国的，这一切对他的思想都有决定性的影响。因而我感到毛泽东思想完全是从中国土地上和农民中发芽成长，加以马列主义的滋养，其本质绝未脱离中国，所以能为中国人民所接受，能彻底解决中国的问题。
我感到，我们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长，受西洋教育太深，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活得太久的人，往往不自觉的拿资本主义的尺度来量中国的是非，“民主，自由”，说得理直气壮，并以此骂新中国。这有点象“学得胡儿语，城头骂汉人”。倘若我们对自己诚实，真正相信科学，民主，至少应该在回中国看了以后，再对今日中国社会主义的是非下定论。
中美关系解冻后，回国的留美华人目睹体验到新中国的建设和精神面目，没有一个不感到激动兴奋。恐怕只有不愿面对现实的人，只有自己是革命对象或存有复仇思想的人，依然在大骂中国的社会主义新社会是洪水猛兽。
问：你是个老记者，中国的《人民日报》在我们看起来，实在没什么新闻，大陆上的中国人对国家大事世界大事是不是一无所知呢？
答：我这次办回国手续时，就对负责方面说明，我在大学教书，同时写新闻专栏，这次回国除省亲外，更希望有机会参观大学和新闻机构。这两个目的都达到了。这五十多天中，我看了八所大学，参观了新华社、《人民日报》和一些地方报纸。
你说《人民日报》没什么新闻，这是从住在美国的观点看。新闻的定义是报道、评论读者所关心的事件。倘若你回到中国，你会发现，社会主义的生产建设和社会主义的理论学习是大家生活的中心，是读者所最关心的问题，你立刻会感到《人民日报》是一张为中国读者所需要的报纸。
至于中国人民对国家和世界大事的了解，我感到绝不在美国人民之下，在若干方面甚至超过美国人。
你大概已经听说过新华社出版的《参考消息》，日销五百万份，遍及公社生产大队。内容大多是国际新闻、评论，不论亲共、反共或中立，一字不改的予以翻译转载。这证明当政者充满自信，不必采取报喜不报忧的政策，自我陶醉，欺骗人民。
每个地方报纸销路也都有数十万份，着重地方新闻。南京《新华日报》是江苏省的地方报，社址在旧日的《中央日报》大楼。我去参观的那天，几位工作人员在门口迎接，他们知道我在重庆《中央日报》工作过，但其热情的迎迓，绝不象对一个老《中央日报》记者，而象对一个老同事老朋友一般亲热。参观时他们带着我看新的，我跟他们谈旧的，妙趣横生，欢笑满楼。其工厂负责人，原是《中央日报》的一个工人，更兴奋的领着我看他们的高速印报机和自动照像制版机，都是中国产品。
他说，这是当年《中央日报》做梦也想不到的装备，如今都成了事实。
有这么许多报纸可看，难怪在国内和任何人谈起世界和国家大事都可以说出一番道理。难怪决策领导人对国际局势了如指掌，在外交上可以运用自如。
问：听说大陆的教育经文化大革命的振荡，依然在混乱状态，是不是真的？
答：文化大革命对中国教育的影响不是混乱而是新生。文革对教育的最大影响，是教育宗旨变了，新的教育宗旨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即“‘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但如何结合得恰如其分尚未定型。你所说的“混乱”，只是试验中可能造成的一些偏差，我们到各级学校参观时，其负责人都很坦白的承认新制度是在试验阶段。
目前在实验中的学制是：小学五年，中学五年，大学三年。大学中的少数科系，如北京大学的理论物理和考古是四年，图书馆学是二年。新的年限，是以减少重复课程来缩短的。
自小学起，即着重训练基本劳动技能，实行厂校挂钩或建校办工厂，以求德、智、体育的平均发展。
教学法也变了，过去是注入式，现在是启发式。过去，教授教完就完了，现在是教会为止。以新的选拔方式入学的大学生，大多是工、农、兵子弟，他们学习不是为自己，是受党的委托而接受大学教育。他们经过上山下乡，年龄比以前的大学生大些，教授们的评语是他们的学习态度认真积极，不象以前的大学生边学边玩儿。新的师生关系注入了同志感情，比以往更亲近。这是他们实验后的一些感觉，但他们并未表示已经定型或十全十美。（三）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3.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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