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七十年代》刊登赵浩生同留美中国人士的谈话记录《中国归来答客难》（一）
[1973年10月]
香港《七十年代》刊登赵浩生同留美中国人士的谈话记录《中国归来答客难》（一）
【本刊讯】香港《七十年代》月刊一九七三年十月号刊登赵浩生同留美中国人士的谈话记录，题为《中国归来答客难》，摘要如下：原编者按：赵浩生为美籍中国学者，现任耶鲁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专栏作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赵氏曾在重庆、南京各地任新闻记者，采访过国共和谈及中国内战新闻。本年五月初赵教授携夫人赴中国旅行五十二天，这是赵氏返美后在其家中和一群留美中国朋友谈话时的录音记录。谈话前曾放映此行所拍的电影及幻灯片。
问：你这次回国是怎么决定的？是不是因为得了“认同”“回归”热？手续是怎么办的？
答：我这次回去，曾经过心理和实际的两种准备。在心理上，你可以说是“认同”“回归”；但我的想法比较简单。我所说的“认同”，就是对镜自审，觉得自己还是中国人，“回归”就是回去探望我的父母兄弟和我生长的地方。今天有些知识分子，把“认同”“回归”分析得太复杂，太玄了，反共的人一味攻击“认同”“回归”，更是不近人情。
实际的准备是我去年（一九七二）十月，照二十多年前的旧址给老家写了一封信，信封上写着我父亲、三个弟弟的名字，又在括弧中注明“赵家的任何亲友”。没想到一个月后就接到弟弟的回信，说“父亲去世，母亲健在”，他们三个人都已结婚生子，均在家乡工作，希望我回去看看。
我离家二十八年，得到这封亿万金家书，这是亲人在呼唤，祖国在呼唤，我感到迫不及待，马上就开始办理申请回国手续。
问：你做过《中央日报》记者，又在“美帝”的地方住了这么多年，以这样的背景回去，你不害怕吗？
答：最初我心里是有点嘀咕，但在办手续期间与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和驻加拿大使馆的工作人员接触之后，发现他们不但亲切家常，充满中国人的人情味，同时更感到他们所代表的，是一个强大和充满自信的新中国。申请时他们并没有问我以前做过什么事，只是在北京批准以后正式拿签证时才让我填了一张简单的表。
和他们谈到回国的计划时，他们说：“你这是二十多年第一次回去，要做什么，看什么，尽管跟接待人员提出，能办得到的，他们一定办，你是自己人回家，千万别客气。”
这种亲情，不但表现在驻外人员中，也表现在所有国内接待我们的人员中，这五十多天的还乡行，愉快坦荡，是我们二十多年来最难忘的一次旅行。
问：你们到中国以后的第一个印象是什么？
答：第一个最引起我注意的，就是当我们坐在深圳外国旅客群中等着办手续的时候。我发现这些外国人，一个个面带笑容正襟危坐，完全象作客的样子，同时他们大多会说中国话，和工作人员以华语应对，客气无比。这不禁使我想起，解放之前外国人在中国飞扬跋扈喧宾夺主的神气。这第一个印象就告诉我：中国变了，洋人已不是主人，洋人是来作客。我的感觉并不是过瘾，而是觉得这才是正常。
问：你们在中国旅行时是不是有向导？他们是不是监视你们？
答：我们有两位向导，一位是国际旅行社的职员老陈，他的工作是和各地分社联络安排我们的旅程。一位是曾驻加拿大的新华社记者小骆，说得一口流利的英文，是我的记者同业旅伴，同时为我的太太做翻译。说他们是监视我们，完全是以中了反共毒素的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没有他们辛苦细心的安排，我们这五十二天的旅行绝不会如此愉快，更不会有这么多的收获。
比方说，旅行时他们为我们订旅馆，订火车飞机票，运行李，雇汽车，找人接送。到了一个地方，又为我们安排白天的访问，晚间的娱乐、应酬。而其中最辛苦的就是安排访问。
我们虽然一起旅行，但他们绝不是一步不离的“盯住”我们。在北京一个月，除了每个星期天完全是自由活动外，没有参观访问的节目时，我们总是自己出去蹓大街，逛旧书店、寄卖行、小吃店，或跑到王府井大街买支冰棍毫无目的的挤在人群中看热闹。
这五十多天相处，我们之间建立起家人兄弟般的感情。他们不只是奉派作向导，而对我们是真挚的关切。
让我说句不客气的话，认为他们是“监视”，不但对他们是一种侮辱，对我们也是一种侮辱。
问：根据你所说的情况，你们这次回去，是享受了“ＶＩＰ”（最重要人物）的待遇，做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特权阶级”，是不是？
答：我们有方便，受礼遇是事实，但绝不是“特权阶级”。有时候到一个地方参观，别人排队，我们扬长而入，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我曾对招待人员说：“我们排队吧，我们不愿做‘特权阶级’。”他们却告诉我们：“你们不是‘特权阶级’，新中国没有特权阶级，你们是二十多年才回祖国一次，走了几千里路，而且只能住几天，你们是特殊情形，不是特权阶级。同时你们要排队等起来，怎么赶得上下一个参观节目呢。”
一般群众的态度也是如此，他们对回国华侨确实另眼相看，而且表现得亲切、自然，绝非矫揉造作。有时我们到西单排队买冰棍，如果他们发现我们是华侨，常特别从冰柜中拿两包新的；买杏子，挑大的。我们在乡下时，汽车过处，孩子们总是鼓掌欢迎。
问：你参观访问时是不是可以随便发问？你觉得被访问者是不是可以畅所欲言？
答：我们和老陈、小骆在广州初见时，他们就说：“想到什么就问，跟自家人说话，不必顾忌。”我就以此坦率心情无话不说，无话不问。在每次访问中，我有几个必定要提出的问题，如：“中国反对美帝反了这么多年，美帝的头头忽然来中国访问，你对这个突变作何感想？”“刘少奇当权这么多年，没人敢批判他，为什么文化大革命一起来，大家才开始骂他是修正主义？”“苏修美帝，哪个最坏？”……等。从小学生到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傅作义，我都提出过这样突如其来的问题，他们回答的深度不同，但都能说出一番令人心服的道理。
关于私人生活，我也是想到就问。比方说，我问作家谢冰心，前金陵女大校长吴贻芳每月的薪水和开支项目。她们不但不以为忤，且不厌其详的报一篇账。
此外，目前节育是大家注意的问题，我见人就问他有多少孩子，少的表示满意，多的希望“既往不咎”，总是引起一场大笑。
只有几次因为用词不当，受到被访问者的打趣纠正。一次是在中山大学访问一位哲学系女生时，我问她：“你心目中的如意郎君是何等样人？”她批评我用词封建，但依然十分大方的向我描述了她理想中的爱人。还有一次是我在邮局寄信，称女服务员为“小姐”，引起哄堂大笑。（一）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3.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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