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伊斯·斯诺一九七二年在美国各地的演讲稿《今日中国》（四）

洛伊斯·斯诺一九七二年在美国各地的演讲稿《今日中国》（四） [1973年10月]

　　洛伊斯·斯诺一九七二年在美国各地的演讲稿《今日中国》（四）
　　
　　没有任何特权阶层、社会或政治关系、花钱或贿赂能予以改变。关于选择志愿问题：比如说，如果你的特殊兴趣是在医学方面，你可以在公社或工厂的医院或医务所工作。你可能首先在菜园劳动，但最后能得到实习培养，学习治疗烧伤、外伤、伤风、咳嗽等——中药、针灸和西药都用。这样你就可以参加在广大中国农村工作的赤脚医生的队伍，接触从来没有得到过医疗的人。做了这样工作之后，就可能到一个教学医院去学习，最后受到外科或其他专业的训练，在这期间穿插着到农村去实习。中国人民现在在预防性医疗、疾病检查和急救等方面受到空前的照顾，同时一代新的医生、护士和医务技术人员正在成长，并又在教别人。
　　
　　未来的工程师从事体力劳动，在需要建设的水坝或其他工地劳动，然后可能具备上工业大学的资格。如果一个学生劳动者对戏剧感兴趣，他或她可以在当地的剧团工作，这种剧团在全国的工厂、学校和公社都有。人们被派到各地去发现年轻的人才来加以训练。在中国，没有任何东西被有意浪费掉，人或才能也是这样。
　　
　　老人也是这样：今天，大多数老人都住在他们生长或定居多年的村子里，有时就住在同一所房子里——如果他们过去有房子而房子还没倒塌的话。他们和他们的儿子和孙子住在一起。村子现在已是公社的一部分，但房子还是为这一家所有。农村住房已大大改进，虽然其水平还大大低于我们在“美国中产阶级”中习见的水平。有室内自来水的房子还很少，在寒冷地区的房子还只是用炕取暖。但是热开水在全中国是非常丰富的，从巨大的热水瓶里倒出来，总是足够用来痛痛快快地洗一洗，或是没完没了地倒出来泡茶。我记得一个看孩子的老祖母对我说她做梦也没想到过会有自己的家，她的孩子小的时候，他们头上没有一片瓦。现在这位妇女还在公社托儿所半天工作，看别人的孙子。老人们知道自己是属于集体的一分子，并且是有用的人，他们都在自己健康和年龄允许的范围内尽量参加工作，并且感到自己不是一个负担，而是有价值的。
　　
　　在需要时退休没有任何不光彩的标记——妇女五十五岁、男子六十岁退休。多少世纪以来贫苦农民一直是劳动到死——很少有人由于年老死去。现在仍需要所有的劳动力，但是现在有选择的余地。许多老人在家门附近工作——在菜园、手工艺车间、小工厂、托儿所等。他们常常是在刺绣、陶瓷、象牙或玉石方面的熟练专家，现在向年轻人传授这些古代艺术，这些东西被用于中国的装饰和出口。
　　
　　实际上再没有养老院了。国家负担经济上的需要，在集体生活中建立伙伴关系。有了病由公社照顾，在城市就是由街道居民委员管，按街区组织起来为他们买东西、煮饭、搞清洁卫生、照顾他们。没有人需要为付不起健康保险费或是收不回社会保险金而发愁。这不是慈善事业。这是一个明确反对歧视、反对一切形式的浪费的政府所采取的自觉的、经过考虑的政治行动。
　　
　　一提到中国，许多人就会提出自由的问题。这是很自然的。但是我们认为是自由的东西，别人不一定认为是自由。自由是相对的。污染的自由，不理会或剥削邻居的自由，偷懒，不作出任何贡献的自由，出版任何东西的自由——只要出得起钱。我们美国人认为我们的革命所带来的私有企业和追求财富的制度是保证大多数人富足和自由的制度。中国人民自己的经历使他们从事革命争取解放，实现集体主义，他们认为集体主义是幸福的来源。两个这样对立的社会必然对自由、创造性一类字眼的意义的理解会发生矛盾。自由还有另一方面的意思：免于疾病、饥饿、战争、奴役、债务的自由——在这些方面中国人是非常关心的。除了个人关心如何表现自己之外，创造性还有另外一面——建设性地利用才能来为整个集体服务。以言论自由为例：这是很多人担心的。但似乎没有很多中国人对此感到担心；当然有些人是担心的；在动荡和建设中是需要付出一定代价的。有言论自由，但是要在中国的社会主义的政治结构的范围之内；在这一范围内有批评、辩论、似乎是没完没了的讨论、交换意见和办法，以及每一个人都参加的经常性的学习小组与会议等。的确，不参加是困难的。有人告诉我他们曾在香港跟一个离开中国大陆到九龙去拉人力车的一个人力车夫谈话（现在在中国已没有人力车了），问他为什么要离开自己的国家，他回过头去看看他们，然后喊道：开会！开会！
　　
　　不同的观点是可以发表的——但是不能用来反对保证国家发展的革命原则，不能是反革命的。中国人把他们的国家独立日称作解放，这发生在一九四九年。二十多年来，中国一直在收拾过去的烂摊子，革命没有完结——他们一再对你说，要继续革命——革命是长期的。如果你反对革命，你就要完蛋。或者更可能的情况是你将接受再教育，并且多半会改变你的思想。在中国“人民内部矛盾”和有意进行破坏、捣乱之间是有区别的。
　　
　　于是在一九六六年开始了文化大革命。当中国似乎正在解决它的问题并取得成效的时候，是什么导致了另一次革命的发生呢？重新建立一个特权阶级、重新制造体力劳动者和知识分子之间的隔阂、重新扩大城市和农村生活之间的差距——这些东西已经在不知不觉中逐渐回复了，并危害着革命，产生着象在苏联那样的叫作修正主义的东西。换言之，过去遗留下来的精神状态没有消灭——中国有句老话：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干革命是为谁呢？为了占人口将近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兵，以及多少世纪以来身处四等公民地位的妇女。或许中国的变化中最引人注目的要算是妇女的变化了。在革命前的中国，妇女除了受到族权、政权和神权三大压迫外，还承受着第四种压迫，即夫权的压迫，妇女受男子的主宰。正是毛泽东提醒她们说，妇女能顶半边天。革命不是为了一小撮特权阶层——或者说一个自觉的反对派，他们送子女进特殊的学校，工资比别人多，有特殊的住房，享有各种特权。在许多方面和不同的方式上，情况确实如此：在医疗方面，医疗服务和医院集中在城市里，农村被忽视了；在工厂，物质刺激鼓励竞争而不是集体合作；在戏剧方面，上演的是华丽的、表现洋、古的旧剧，这些剧本的内容与人民中占大多数的非知识分子几乎毫无联系。不是说禁止古和洋的东西，而是要利用洋和古的东西为现在服务，在传统的工艺美术方面以及表演艺术方面都是如此。（四）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3.1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