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博士谈中国之行

杨振宁博士谈中国之行 [1973年08月]

　　杨振宁博士谈中国之行
　　
　　【本刊讯】香港《大公报》七月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日连载日本《读卖新闻》的一篇报道，摘要如下：
　　
　　“中国科学前途无限……在已经取得的成果中，有足够获得诺贝尔奖金的成果”——以“李杨理论”（即打破宇称守恒定律）而在一九五七年获得诺贝尔奖金的杨振宁博士（在中国出生的美国基本粒子论的最高权威、纽约州立大学教授）与旧友同学、日本大学教授中村诚太郎进行了两小时的对谈，讨论中国科学的现状和展望。杨博士为了参加二十三日到二十七日在东京举行的高能物理国际研讨会而来日本，他刚刚会见过毛主席，去年也曾会见周总理，是中国甚为重视的美籍中国学者。
　　
　　中村：与毛主席的会见，情况如何？
　　
　　杨：精神非常之好，跟我谈了上下古今极有意义的话，甚至有幽默的话。
　　
　　中村：主席有没有提到对中国科学的指导概念呢？
　　
　　杨：主席没有提到这一点，不过对于科学非常注意。作为一个大国的首脑当然是如此的，不过，其中也有个人的关心。我临离开向毛主席告别的时候，毛主席说他很高兴我在科学方面对世界有些贡献。然后他又说，他自己也很希望能够给世界有一些贡献，不过他未能做到这一点。
　　
　　中村：科学文献等等，主席也过目吗？
　　
　　杨：造诣非常之深。对于我在一九五六年的研究还记得很清楚，不仅询问了宇称的守恒、非守恒问题，而且问到了光子的性质和质子的可分与不可分性。
　　
　　中村：那不是学者之间最新讨论要解决的问题吗？
　　
　　杨：可不是！如果可分，可分之后又有什么变化，这是我们还弄不清楚的难题。
　　
　　中村：简单来说，主席对于中国科学的想法是怎样的？
　　
　　杨：我只能凭印象来说。总而言之，主席对于在中国出生的我，能对世界物理学作出贡献，很是高兴。而且，在主席的影响之下，中国按照理想主义来处理科学，希望它的成果能对全人类作出贡献。
　　
　　中村：常有人说，“中国科学比西方大约落后十年”，博士对于中国科学的现状是怎样评价呢？
　　
　　杨：过去两年间，我曾四次、一共十四个星期访问中国，遍访了各地大学和研究所，这还是比较短的时间，谈不上正确评价。我如果把当场所得的印象提出来，可以这样说，总的来讲，的确是比美英法等国落后。例如，缺乏近代科学的传统，进行实验的工业技术基础还不充足。但是，分别说起来，则各部门之间，有些部门有了显著进展。简言之，这是一个彼此牵连的问题。在所有部门之间，要有一个全面的迅速跃进，那是不容易的事情。不过，在困难的条件之下，个别部门取得了辉煌成就，着实令人吃惊。例如，一九六五年的人工合成胰岛素，就是世界第一个。
　　
　　中村：中国在核火箭以外的各部门，虽然不是那么有名，也都有不同的成就。
　　
　　杨：人工合成胰岛素是中国三个研究所合作成功的。我访问了其中一个
　　
　　——上海的生物化学研究所。人工合成胰岛素也是五十年代后期开始的，当时，也有人认为这是“乱搞”，后来，在大跃进运动里，生物和化学学者合作研究，终告成功。比美国国立布鲁克赫文研究所的成品时间早，纯度高，数量多。
　　
　　Ｘ光回折的研究也很有进展。我听英国牛津大学的多萝西·霍奇金女士（一九六四年用Ｘ光回折法决定生物化学物质的分子构造而获得诺贝尔化学奖金）说，她在一九七二年访问中国时，把照片作了比较，最初完全不符合。但是，把上下倒转过来以后，再重叠在一起，竟是几乎完全符合。多少有一些出入，那是由于在电算机上运算难免的事，可以说是在正常误差之内的完全一致的结果。听说日本在这方面也在进行研究，但是还没有发展到这一地步。
　　
　　中村：这可以说是中国的电算机有了相当进展的证据。
　　
　　杨：因为时间不够，我没有看到实物，但是事情的确是如此的。简单说来，中国在目前阶段，不得不选定最优先的部门，然后集中人力、财力在这些方面。
　　
　　中村：在其他部门，例如高能物理学，怎样呢？
　　
　　杨：还落后。现在的情形是没有超大型加速器，虽然有专家，也远没有日本这么多。我也曾经被征求意见，有没有造超大型加速器的必要？如果造的话，应该造哪一类的？这是很大的问题。目前，中国有一个十三人高能物理学专家调查团自六月访美，我在访华期间同调查团的人见面谈过，高能物理学已经被重视为物理学最尖端的部门，可是实验方面，很费钱的。
　　
　　中村：从现在来总结，文化大革命对科学技术的影响，应该如何评价呢？
　　
　　杨：我认为好坏两方面的影响都有。首先谈坏的方面，例如清华大学现在的学生只有定额的四分之三。由于文革的关系，新生入学中断了，直到一九七○年才告恢复。也就是说，这几年来空白的影响，会在将来显出来。科学技术文献的发行也中断了几年。反过来说，好的影响则是文革使中国的社会、科学家出现了根本的变革。避开了朝向修正主义的脱逸，愿意为在理想主义的原理下出现的真正的中国而贡献一切。我所会到的中国科学界的人士，每一个都说，“文革是必要的”。
　　
　　中村：访问中国的美国科学家之间，也有这样看法的人。
　　
　　杨：不错，七月二十二日，我在从广州到九龙的火车里，遇见美国的路易斯·阿尔瓦雷斯等七位教授。阿尔瓦雷斯教授说：“我本来以为文革是乱搞。谁知道，经过三个星期的访问，我对于中国的看法，对文革的看法，全部改变了。”
　　
　　中村：中国专攻科学的学生，质量如何？
　　
　　杨：学习要求特别强烈。比美国和文革前的学生，年纪稍微大一些，但是在这方面也可以说是比较成熟。而且充满了“为人民服务”的决心。
　　
　　中村：听说科学家的“为人民服务”精神实行得很彻底。
　　
　　杨：在访问长沙铁道工业大学时，听一位教授说，在农村收获时，全家人都到农村去住，帮助收获。与重视脑力劳动、轻视体力劳动的旧中国比起来，新中国有了很大变化。而且理论与实践并重，大家都在仔细考虑，如何使自己的研究，对于中国以至对于人类作出贡献。
　　
　　中村：中国科学今后展望如何？会不会有诺贝尔奖金的候选人？
　　
　　杨：前面已经提到了，在世界上第一次合成胰岛素等等，就已经是很好的奖金候选人了。而且，从长期来看，中国科学的前途是很光明的。国家很大，人才众多。上了工业化的轨道之后，科学的才能会逐渐开花结果的。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3.08.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