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非洲革命》载文介绍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合作：《合作的第二次“生命”》

阿《非洲革命》载文介绍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合作：《合作的第二次“生命”》 [1973年08月]

　　阿《非洲革命》载文介绍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合作：《合作的第二次“生命”》
　　
　　【本刊讯】阿尔及利亚《非洲革命》第四百九十一期发表一篇题为《合作的第二次“生命”》的文章，摘要如下：
　　
　　到了六十年代，中国的外交官们同其它的大国一样竭力打开了与非洲合作的道路。但当时结果是相当令人失望的，这主要是由于西方报纸经常宣传反华偏见。这样，很多非洲国家都相继地与北京断绝了外交关系，有的甚至只是为了一些小事。这对于福摩萨和资本主义国家是有利的。这种形势一直继续到一九七一年。
　　
　　最近三年来，也就是自从中国在不可无视的舆论和现实的压力成为联合国的成员国以来，出现了退潮的现象。大部分非洲国家经过了十年多的时间才走上现实主义的道路并认识到与中国合作能得到好处。一九七三年，北京以它无可比拟的方式成功地赢得了非洲国家的同情：它们中的二十五个国家与它建立了外交关系，从而开辟了一个有效合作的道路。
　　
　　周恩来先生于一九六四年元月二十一日在访问马里期间清楚地确定了中国一非洲合作的三项关键性原则。
　　
　　从这个时候开始，人们看到大量的非洲国家涌向人民中国。十七个非洲国家与北京签订了外交协定。对非洲大陆空前感兴趣的中国在几内亚、加纳、马里和坦桑尼亚开始了它主要的计划。至于经济上的援助，至一九六四年底数目达三亿四千万美元。从一九五五年（万隆会议）到一九六四年（周恩来先生访问非洲）这个时期可以看作是中—非合作中的最美好和最有成效的时期。
　　
　　这种人们可称之为“第二次生命”的合作的发展是在一九七一年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在中国加入联合国之后出现的。这个合乎逻辑的事件对中国和非洲重建关系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一九七二年内，差不多所有非洲统一组织的其他成员国都朝着北京方向前进：这就是达荷美、马达加斯加、毛里求斯、乍得、多哥和扎伊尔。
　　
　　它们当中的大部分国家都得到了北京的大量经济援助。
　　
　　但这并不意味着北京因此就改变了它同非洲合作的一贯观点。去年，当一个赞比亚代表团访问北京之际，周恩来先生又一次强调了中国的合作原则：中国支持非洲人民的正义斗争并向他们提供政治、技术和经济三方面的援助；我们都是发展中国家，我们都属于第三世界；在反对大国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斗争中，我们应当并肩战斗。
　　
　　与非洲和其他大国之间的合作相反——那种合作经常是以自私自利的经济援助为基础的，中国通过修建各种不同的工业项目为非洲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努力。
　　
　　从中国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在非洲进行的这些项目中（总共约有五十来个，其中有规模最大的三项是非洲从未有过的）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
　　
　　不附带任何条件的中国援助在非洲和其他大陆的双边援助范围里被证明是独一无二的。最近，一家影响很大的西方报纸也强调了这种事实，它说：中国的援助目的在于搞一些投资少的很快能使当地人就业的轻工业和食品工业项目。这种援助与西方国家援助的那些重点放在要求购买大量的材料和要求出国工作的熟练专家长期留下来管理机器的某些工业项目是大不一样的。
　　
　　如同人们所能看到的那样，中国确实是非洲国家的一个大伙伴，是非洲的传统伙伴的一个碍事的竞争者。
　　
　　特别是由于专家谦虚和工作认真而使人敬佩的中国使中—非合作具有了一种难以达到的规模。而且，中国是一个看来真正愿意并不虚张声势和更不抱有政治目的地援助一个几乎与它有着同样问题的大陆的具有八亿人口的第三世界的“巨人”。非洲应当抓住这个机会而不要再一次地落入资本主义宣传的圈套。过去，这种宣传在五年多的时间里“绝妙地”阻碍了中—非的合作关系。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3.08.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