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刊载巴尼特的访华文章：《访华归来有所思：那边也有麻烦事》（未完 ）
[1973年07月]
《纽约时报》刊载巴尼特的访华文章：《访华归来有所思：那边也有麻烦事》（未完 ）
【本刊讯】美国《纽约时报杂志》四月八日刊载布鲁金斯学会会员阿·多克·巴尼特的一篇访华文章，题目为《访华归来有所思：那边也有麻烦事》，摘登如下：
美国人在观察中国时有一种异乎寻常的才干，能使他们笔下描绘的中国适合于他们自己当时的心境和主见。仅在不久以前，美国对中国占绝对优势的看法几乎完全是否定的。中国或则被视为一个行将横扫亚洲的侵略大国，或则被视为是一个内部混乱、摇摇欲坠的跛足巨人。今天，钟摆很清楚地向相反的方向作了大幅度摆动。很多美国人现在由于对一切中国事物都怀有钦佩之情，把中国看成好象是一个几乎完美无缺的国家，对内蔚然而为模范“新中国”，对外则一跃而跻于超级大国之林。
事实上，中国的“现实”和其他多数国家一样，从来不是一幅简单的绝对化图景，而是许多错综复杂事物的交织。
去年十二月和今年一月间，我参加了日益扩大的朝觐中国的美国人流，企图突破这堵使我们隔绝的无知之墙。我从中国归来对发展中的中国所形成的形象比其他一些新近访问者所形成的形象要复杂些。
我生长在上海，童年和十几岁的时候，就养成了对中国和中国人深厚的敬意。二次世界大战后，我回到这个国家到处旅行，在几个大城市里居住过，研究了农村情况，并且，作为一个记者，还报道了四十年代后期中国社会崩解的情况；在共产党取得胜利的前夕，我乘飞机到北京（那时还叫北平），目睹共产党接收这个城市，并在此后半年里观察他们怎样建立新政权。这以后的二十年中，我继续不断研究和报道有关中国的社会和政治。
我参加了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代表团重到中国。这是一个从事两国教育和文化交流的民间组织。我们到了中国的八个主要城市，多种类型的公社，以及各级教育机构。我们受到传统中国式的上宾礼遇，俨然以王侯之尊旅行于普罗的中国。但在预定计划以外的时间，我们也能自由而广泛地、在无陪同的情况下作漫游。我们和北京的官员，和省级和下面各级的政治领导，以及主管人民外交的机构中的人员进行了多次讨论。我们使未来双方交流奠定基础的工作取得了扎实的进展。
一个人在短期旅行中所得到的绝大部分事实和印象总是有关于这个社会是什么样子，人民怎样生活，经济情况怎样，以及“基层”机构如何组织，如何运行等等。主要令我惊奇的是，我对中国的第一个印象是：多少事，恍如二十三年前的往迹，依稀可认。我时常敏锐地感到重大的变化。在旅行中，我越来越多地看到这些变化的形迹。但是，如前所述，总是产生一种强烈的与过去相联系的延续感。给我印象很深的是，我感到似乎我们所遇见的各阶层的中国人，其今天的所作所为，和其他时代和在其他地方的一般中国人的所作所为一样。虽然经过了二十多年的革命，但很多旧的思想方法和行为作风——有些值得尊重，有的并非如此——很显然被继承下来了。今天我们见到的中国人，大多仍然表现出长期以来受到外国人（包括我在内）尊敬的那种斯文、有礼，着重私人关系，以及行之有素的求实作风。中国人和往常一样，给人的印象是能干、自重和勤劳。他们仍然表现出根深蒂固的传统癖性，诸如从地位和等级方面考虑问题，强调礼仪，服从领导，恪守正统，以及安于自己应尽的社会职能。——任凭中国革命的领导者多年来任何努力改变其中很多作风，都无济于事。
一种令人追忆过去的感觉时来心底，这是因为：尽管中国政权在经济上取得了种种成就——其中很多是了不起的——但我在城市或农村所看到的明显的、戏剧性的现代化迹象，比我想象中的要少。目之所及，中国的大地风光一如往昔。社会组织的改变（它带来农村生活多方面的革命化）和逐步深入农村的现代技术，的确使农村面貌有所变更，但是还没有“改造了”农村。新建立的工厂如春笋涌生，蔚为壮观，但就我过去所熟悉的城市中心区来说，其改变的情况比我想象的差得多。因为中国工业发展的产物，又大量重新用于进一步发展工业，因此，现代化的成果才刚刚开始及于社会。
工业是进步最快的一个部门，这是显而易见的。人们不仅在一九四九年以前的主要工业中心上海、沈阳和鞍山等地，看到新的大、中、小型的工厂，而且在以前只有很少或根本没有现代化工业的城镇，甚至在各处主要铁路沿线两旁的农村集聚点，也能看到新建的工厂。今天，这些工厂都在开工，这在过去，即六十年代中某些时期，却并不是这样的。
人们所看到的情况证实了西方经济学家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的估计似乎是恰当的。这些估计指明，自从一九四九年以来工业平均每年增产百分之十以上（当然其中有多次起伏）。到一九七一年，中国的总产量大约是一九五二年的五倍。主要重工业部门的增长甚至还更快些。但是我们很少看到兴建大型工厂的迹象。虽然，从近来很可靠的生产估计中可以清楚地知道：文化革命以后建造了一些新的重要工厂；但是今日中国大部分的产品恐怕还是出自五十年代后期的大建设时期以及文化革命前不久建立的工厂。人们揣测，文化革命以来的工业增产，大多还是由于较充分利用了已有的工厂。
有理由相信，中国人现在是关心技术落后问题的。他们经常更新旧设备，并进行一些改进；我们在大工厂里见到的基本机器设备都是很多年以前进口的。中国也许正在进入到这样一个时期，即为了取得和加速工业增长，它将受到强大的压力。不仅要求增加自己对扩大工厂的投资，而且还要增加外国技术的进口——包括新的全套外国设备。在同我们举行的几次座谈中，中国决心从国外进口最新技术这一点很突出，这和文化革命期间一味强调“自己干”，形成鲜明对照。
尽管如此，自力更生继续是中国的一个重要主题，而它所产生的一个重要成果是中国政权不仅竭力鼓励大、中型工业生产，也鼓励在社会最基层的——在农村是公社和大队一级，在城市是街道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一级——小规模生产和加工。我们参观了一些这样的小工厂，很多看上去是经济实用的。它们利用当地的劳力和原料，主要为本地市场生产。虽然它们一般用的技术很简单，对促进经济发展也能起到相当的作用。很多工厂的效率较差，有些和较大的工厂相比，可以说是浪费。（它们被认为是适合的，其部分理由是它们扩大了就业人数，利用了废置的资源，以及减轻了运输系统的紧张）
总之，中国经济给我的印象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在同几乎无比艰巨的问题进行斗争中，不断取得进步。
但这种进步比较慢，其部分原因由于中国国土大，人口多，以及它的基本问题难于处理，它的传统影响十分强大。在过去二十年间，它的国民经济总产值增长速度很不平衡，但大体平均每年增产百分之四或稍强。它的最大成就在于它扩大了生产基础，缓慢地建立起了国家力量的筋骨。改变人民生活的物质基础的工作则刚刚开始。
我们见到的一位中国高级领导人告诉我们：“你们到过其他亚洲国家。你知道，我们说我们是发展中的国家，这是真话。我们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呢！”过去几年，我曾把这些话看做是故意谦虚，目的是要引出别人的一番恭维。现在我认为这是讲求现实的人所作的精确表态，这些人虽然为中国自一九四九年以来所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但是他们知道，中国要成为完全现代化的社会，还必须做到些什么。对此，他们是不存幻想的。（未完）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3.0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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