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子林二郎文章：《北京和莫斯科的恐怖平衡》
[1973年06月]
原子林二郎文章：《北京和莫斯科的恐怖平衡》
【本刊讯】日本《经济往来》六月号登载了评论家原子林二郎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北京和莫斯科的恐怖平衡——在日中苏三角关系中我国应取的立场是什么》，摘要如下：
北京的对日外交经常是强烈地意识到苏联，而莫斯科的对日政策也往往是着重考虑中国。反过来看，我国在任何情况下也不能不考虑苏联就和中国打交道，也不能不考虑中国就同苏联搞外交。
一九七二年的美中、美苏两个会谈产生了多方面的广泛影响，特别是破坏了以前美中苏三角关系的平衡，而发生了新的平衡。
其决定性因素是，日本和美国并驾齐驱，在某种情况下它对中苏对立占有比美国更重要的地位。
使中苏对立加剧的第二个冲击是由美中和解而引起的日中关系正常化。而且，为了实现日中关系正常化，我国采取了异常性急的行动，甚至打破了西方先进国家的外交常规，所以更加促进了中苏对立的加剧。这一点恐怕是必须承认的。
在一九六九年到一九七○年的时候，苏联曾认真考虑过对中国发展核的设施进行先发制人的进攻的可能性，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
然而在目前时刻，尽管北京方面进行宣传，但并没有感到苏联有发动预防战争的危险。虽然在目前并未感到苏联对中国进行预防战争的危险，虽然目前在逻辑上不能设想有中苏战争的可能性，但也不能说完全没有这样一种征兆：就是不要以为中苏战争——不是苏联的预防战争——绝对不会发生而高枕无忧。一九六八年双方沿着边界集结大军是中苏对立的一条界线。导致这条界线能够出现的因素，除了总计中苏对立的全部组成因素以外，还可以设想有种种扩大其整个对立的事。毫无疑问，可以认为重要的一点恐怕是中苏分别对敌手的巨大“恐怖”。
苏联对中国怀有的严重恐怖，是保证中国不择手段、不顾牺牲地拼命努力加强核导弹战斗力量的八亿人口。相对地看，只要想想居住在这块狭窄国土上的这个人海要象洪流那样涌至拥有辽阔土地和过疏人口的苏联亚洲和远东的原中国领土，那是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定会感到毛骨悚然。这里意识形态等问题就完全不起作用，而只有赤裸裸的原始恐怖。
苏联的另一恐怖（不如说应该叫做不安），是中国以煽动强有力的民族主义为背景，对“超级大国”进行谴责，不是孤立美国，而是孤立苏联，即使达不到世界所有中小国家都同中国携手的地步，也会使它们背向苏联。北京对“超级大国”苏联的谴责，已经无情地蔓延到了排除政治问题的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的东京会议。莫斯科驳斥中国对苏联“超级大国”的谴责时，大半只是始终为自己辩护，而没有反击的锐气，恐怕就是因为执拗地被这种不安迷住了心窍。
进而使苏联感到恐怖的是美中、日中之间的勾结。尽管越南停战协定签署了，苏联从三月以来在欧洲还是积极努力同英国和解，总书记勃列日涅夫还是决心访问西德（想一想一九六四年十月赫鲁晓夫被赶下台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计划访问波恩），那怕只是一种姿态，也表示有意要重新评价欧洲共同体，等等。包括外交在内，这些都反映出俄国传统的避免两个正面作战的意图。
克里姆林宫积极开展的对美经济合作的攻势和勃列日涅夫拟于六月后半月访问华盛顿，应该认为是表明苏联决心要破坏美中勾结的可能性。也许可以认为，勃列日涅夫在华盛顿同尼克松总统会谈的时候，将重新努力取得美国对苏联在特定的情况下对中国进行预防战的默契。
据说苏联以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四十到五十投入军事支出，保持着庞大的军事力量。但是可以解释成，北京领导人认为，苏联在边界上陈兵一百多万，其目的是苏联借这种机会来用勃列日涅夫主义迫使中国“布拉格化”。对北京来说，这正是最大的恐怖。
中国还深怕美苏、日苏的勾结。
中苏的这种恐怖，说起来是传统性的，并不是由于制度的差别。
勃列日涅夫是否考虑围绕日本的中苏对立而对北方领土问题采取更加灵活的态度呢？这是一个很大的疑问。应该说，即使归还齿舞和色丹，决心连国后和择捉都归还的可能性在当前也是没有的。我国完全没有必要因此而放弃国后和择捉，以争取苏联的善意，也完全没有必要同意把北方领土问题搁置起来。在领土问题上应该让步的（不如说应该承认现实的）是苏联，而不是我国。
在美中苏三角关系的存在和日中苏三角关系的形成中，构成我国外交基础的是日美合作关系。我国的日中或日苏关系总应该是以日美关系为基础的上层建筑。说什么对美中苏分别奉行等距离外交，但牺牲日美关系的日苏、日中关系是不可能的。田中首相决定在几个月后访问苏联。即使中苏对立继续升级，也要坚持对北方领土和经济合作的上述原则立场，这是极为普通的常识。因此，务期坚持妥当的立场同苏联进行谈判。日中关系尤其是这样，但在日苏关系上，我国应该最最慎重地行动。所谓“慎重”并不是消极地含糊。要一面坚持上述原则立场，一面时而采取积极行动，以在日中苏三角关系中运用我国的有利地位。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3.0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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