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非洲》周刊记者撰文：《中国和非洲》

《青年非洲》周刊记者撰文：《中国和非洲》 [1973年06月]

　　《青年非洲》周刊记者撰文：《中国和非洲》
　　
　　说中国对非洲的援助是做到彼此平等、有效和快
　　
　　【本刊讯】《青年非洲》周刊四月二十八日第六百四十二期刊登该刊随同阿希乔总统访问中国的特派记者保罗·伯内特尔写的一篇文章，题为《中国和非洲》，摘要如下：
　　
　　十年之后，尽管中国进行了文化革命，但中国的立场，特别是对非洲的立场肯定是有变化的；当‘然这种立场从根本上来说是没有改变的。今天非洲的民族革命是由执政的资产阶级领导的。基本矛盾并不是存在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阶层人民之间，而是存在于这些民族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之间。这决不意味着中国永远站在非洲各国的现政府一边；中国倒是认为，非洲正处在这样一个历史阶段，这些政府担负着民族要求。当然这并不排除这种希望，即希望有一天出现友好的、有组织的力量来接班。但是中国人并不宣扬这一点。不管怎样，中国人根据自己的经验相信，成功只能来自各国内部的力量，他们注意不去鼓舞或引起那种他们认为在目前情况下只能导致最反动的和最落后的分子胜利的行动。
　　
　　中国人除了帮助解放运动和鼓励它们进行武装斗争之外，今天他们决不是非洲政权的放火狂，但非洲大陆的那些最保守的领导人就象某些西方大国一样仍继续把中国人看作是放火狂，事实恰恰相反，对这个明显的事实必须谈几点说明。
　　
　　人们在中国同非洲政治家们进行的一切谈话，都证明中国的毛主义分子和非洲以及其他地方的毛主义的信徒之间——在对非洲形势进行政治分析方面——存在着距离。这些谈话还证明：今天中国人承认，他们的革命经验首先基本上是中国的。从中国人承认他们的革命经验是不可输出的时候起，人们就几乎不理解某些人为什么还要坚持传播这种看法：同中国合作，就是同魔鬼结成同盟，就是引狼入室。应当从同样的角度来看待同中国的关系和同其他大国的关系。既不抱幻想——中国不可能一切都做，但也不自卑。
　　
　　此外，虽然中国的力量是有限的，但是中国人对他们同非洲国家关系采取的方法和观念在许多方面是具有典范价值的。在组织方面，中国人的方法符合下列三个标准：有效、援助者和受援者之间平等、快。在这样一个时代——非洲人敲门时就痛感到好象是乞丐似的，这一点是特别令人赞赏的。中国的援助总是适应一项具体计划的，而对这个国家来说，这项计划的必要性是预先得到那些来自北京的专家了解的。因此这并不是一笔旨在为将来正式访问而增加国家元首停车场的贷款，也不是用来补偿一个友好政府的预算赤字的贷款。这更不是一项“有约束的援助”，至少不是象在法—非合作范围内所考虑的那种援助。如果中国人提供物资和专家的话，在物价问题，他们是“不搞竞争的”，他们的专家享受与非洲专家同等的待遇。最后，偿还这些贷款是按照特殊的贷款条件进行的。利息是很低的，偿还的限期要比资本主义国家的长得多。
　　
　　另一个有利条件是：快。最近一个例子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当拉马南佐阿将军的政府决定同南非断绝一切贸易关系时，他担心要偿还齐腊纳纳政府对比勒陀利亚政权所欠的四十亿马尔加什法郎的债务，向法国提出了央求。中国在接到要求几周后，就向马尔加什共和国提供了四十亿。据说，就象在巴黎人们所认为的那样，这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而且是一个政治问题，甚至是一个心理问题。中国懂得马尔加什新政府尽快地摆脱这笔沉重而又丢脸的债务的重要性，这一点也是重要的。
　　
　　中国技术人员和外交官一样，在他们的行为举止方面带来了一种新作风。在援助者和受援者之间的关系丝毫没有家长式作风。应当承认，在这方面，他们要比他们的苏联对手更能获得成功。这种注意是重要的，不带有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北京所设想的那种“亚—非主义”新作风是与下面一种考虑相一致的：即在到处、特别是在第三世界抵制苏联的影响。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并不是一个象其他国家那样的无产者国家。它是一个潜在的大国，它有它自己的利益并正在捍卫它的利益。非洲国家应该认识到这一点。当然，中国的经验，由于它的方法，它的经济、社会和文化价值以及它的独创性，因此对非洲仍然是具有充分的教育意义的。
　　
　　今天除了中国向非洲提供的有限的合作手段之外，对建立关系最有益的贡献正是来自于中国的这种经验。不是奴颜婢膝地抄袭，而是为了激励非洲自己（按照它本身的特点，它的性质和它的传统）“创造”或“设想”一条走向发展的独创的道路。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3.06.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