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大西洋》月刊文章《中国对外政策》

美《大西洋》月刊文章《中国对外政策》 [1973年06月]

　　美《大西洋》月刊文章《中国对外政策》
　　
　　【本刊讯】美《大西洋》月刊六月号刊登了罗斯·特里尔的一篇文章，题为《中国对外政策》，摘要如下：
　　
　　在亚洲，美国正在撤出印度支那，并逐渐走向同中国建立缓和的关系，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北京七十年代的政策是什么？这些政策基于对亚洲的前途抱有积极的想法并对第三世界持有坚定的信念呢，还是只是对俄国和可能对日本有着消极的情绪？
　　
　　毛泽东自从打游击的日子起，在拟订对他周围的世界的政策时，是先决定谁是主要的敌人，然后建立一个包括一切可能的力量的统一战线来对付那个敌人。在约二十年的时期中，几乎不成问题的主要敌人是美国，中国主要担心的是在它的东侧和南侧的美国军事力量。
　　
　　从短期来说，北京关心的是阻止美国进攻中国，从长期来说，那是在中国东南的门口建立由非敌对的国家组成的地带。毛认为在这个地区存在各种“矛盾”，包括“革命人民”和“反动政府”之间的矛盾。但是主要矛盾在于革命人民和美国政权之间，至少自从周恩来在一九五五年万隆会议上发现反殖民主义是可以得到广泛支持的重大问题以来，中国人设法引导他们的亚洲同胞反对美国。他们对美国有一种被包围的心理状态，他们对美国的看法用陈毅外长一九六五年的话来说，是“我们时代的头号侵略者和头号战争贩子”。
　　
　　在这种情况下，从新中国政权一九四九年诞生起的一个时期中，就北京对亚洲和美国的看法而论，是一致的。这个时期的两个重要的标志是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国势力的影子和美国军事力量的实质之间的间接对峙。不参加阵营很明显，一个新时代开始了。
　　
　　一九六九年中共九大澄清了我们可以称之谓对美国和俄国的“两个敌人”的政策。很快出现了一个新的字眼“超级大国”。现在世界上的主要矛盾是两个超级大国为一方和所有那些成为它们的霸权政策的对象为另一方之间的矛盾。针对超级大国高举起来的为人们所珍视的要素是独立。中国将领导那些不参加阵营的国家，鼓吹独立，反对“超级大国的侵略、干涉、颠覆和威胁”。
　　
　　最近几年来，整个中国对外政策的标志是反抗超级大国这个主题。中国变成了世界上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的最严格的维护者。它支持拉丁美洲国家确立二百海里的领海并把外国渔船赶出这个水域的活动。北京对东欧抗拒苏联统治的活动以笑脸相待（这是目前北京和布加勒斯特接近的基础），而且对西欧团结起来的努力也以笑脸相待（因而大概增加了西欧限制美对这个地区的影响的能力）。关心独立这一点同样是北京反对一切外国基地的核心，而且是它支持拉美无核武器地区和印度洋和平地区的原因。这种关心同样是北京惊人地坚决支持巴基斯坦、反对印度越过国境强行解决巴基斯坦危机，并反对限制小国独立自主地谋求超级大国已经拥有的武器的裁军计划的根源。
　　
　　北京的以独立的名义抗拒霸权的政策，在目前似乎是中国可以奉行的一种有成果和合乎逻辑的政策。这符合中国的经验，这种经验使中国人对此深信不疑。中国在一八四○年以后在西方国家手里丧失了独立，只是靠它自己的努力才重新取得了独立。
　　
　　此外，反对超级大国和维护独立，提高了中国的国家影响。它成了第三世界难以轻视的发言人；这是一种在宣称反对集团的同时却拥有作为一个集团领袖的权力的很好的方式。最后，中国的这种政策有助于进一步打破冷战中的严格的结盟局面，这不仅有益于小国，也有益于世界和平。中国作为超级大国所鼓吹的舒服的稳定的破坏者，使得小国能够享有比冷战的两极所能容许的稍为多一点的活动余地。头号敌人文化大革命的一个任务是使中国公众深刻理解“两个敌人”战略后面的理论基础。这个风暴要对付的两个坏蛋是“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这些字眼也是分别来自美国和俄国的威胁的简称。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一个具有特征的口号是“反帝必反修”。从国际上来说，这首先意味着，如果华盛顿扩大越南战争来进攻中国，那末中国要是指望俄国来帮助它对付美国，那是徒劳的；其次，在万一发生这种情况时，中国必须进行“人民战争”，这就要求中国人民对在政治上珍视的东西保持纯洁，而修正主义倾向会损害反帝斗争。而且人们倾向于从美国问题来看待苏联问题本身。在一旦发生中美战争时俄国不可靠这一点也许是这个时候针对莫斯科提出的主要问题。
　　
　　一九六九年三月召开党的九大结束文化大革命时，战争的乌云在北方升起，他们是俄国人。在代表大会上，表明世界上的主要矛盾是“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应读为美国）和社会帝国主义（应读为俄国）之间”的矛盾。两个敌人的战略正式揭开了。但是已经出现了一些迹象表明反对俄国的“倾向”。
　　
　　在代表大会提出的报告中，美国仍然据首位，是“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但是使北京在那时候马上感到不安的是在东北的阿穆尔河和乌苏里江的形势。更为重要的是，在两年内，中国人变得深信，美国在东南亚在军事上走下坡路，不再是对中国的威胁；他们比美国国内一些批评尼克松的人更认真地对待尼克松主义。毛泽东从来也不喜欢俄国人，他开始把他们列入不光彩的地位，把他们当作头号敌人。在一九七一年，当鹰和龙重新看待对方时，一个世纪中最惊人的眉来眼去之一开始了。
　　
　　在那一年的七月份，我住在中国东部湖滨的无锡市。我打开了我的收音机，听到说基辛格才到了北京去。第二年的二月份，毛和尼克松握手。今年的五月份，美国最有名望的职业大使住到了北京三里屯，毛派了中国大使中唯一的中共中央委员为他驻华盛顿的使者。
　　
　　“两个敌人”继续是北京看待全世界的理论结构。然而在这个结构中，使北京越来越感到不安的是俄国而不是美国。在一九七一年夏季访问中国以后，我强调周恩来和其他人认为苏联是中国最直接的军事问题，中国高级人士在批评俄国时的情绪比在批评美国时更为激动。事实上到一九七一年底，俄国似乎是中国对外政策中的决定性问题。几年前，他们念念不忘的是美国，而对莫斯科的不满主要是埋怨它对美国犹疑不决。到尼克松抵达北京时，中国人深信，美国人在亚洲是一支逐渐收缩的力量，而且甚至把同华盛顿和解看成是对付苏联的一张有用的牌。
　　
　　在一九七二年，反对俄国的倾向可以归结为中国报纸上出现的两个公式。报纸上说，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比美帝国主义“更有欺骗性，因而更危险”。提出了关于接连出现三种殖民主义的新看法：欧洲式的殖民主义；后来的美帝国主义；和现在的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含义是惊人的。就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继承了疲惫的欧洲殖民主义者的衣钵一样，俄国在越南战争以后代替山姆大叔为世界警察的第一个候补者。
　　
　　独立和抵抗超级大国仍然是他们珍视的主要东西，但是认为俄国对小国独立的威胁比美国更大。在联合国中，贯穿中国各次发言的中心线几乎是俄国而不是美国。三大国之间可能发生核战争这个可怕的问题形成了一个莫大的讽刺。在一九七二年一月，俄国人以伤心的语气提醒中国人说，苏联四次以它的威慑力量使中国免遭美国的核袭击。一年之后，美国官员私下对它说，美国目前同北京和解的状态使中国免遭苏联的核袭击，一些专栏作家曾大肆宣传这种说法。（下转第三版）（上接第一版）
　　
　　日本夹在中间目前的局势和将来的局势中有着一些令人感兴趣的问题，这些问题强调表明作为七十年代东亚国际政局的标志的异常流动性。
　　
　　如果北京认为同华盛顿和解是对付俄国的保证，它也认为，它最近同日本关系正常化是对它在北方的主要敌人施加压力的另外一个有用的手段。周总理最近对一些来访的澳大利亚人说：“离我们边境不远，驻着一百万海、陆、空军。实际上火箭是针对我们和日本的”。这种把中国和日本描绘为互相靠拢来对付咆哮的俄国熊的大胆做法，标志着中国在一九六九年的态度到一九七一年有了改变。因为在一九六九年到一九七一年期间，北京对“日本军国主义”进行严厉的批评。
　　
　　在我们一九七一年会谈中，周恩来经常谈到的主题之一是，俄国没有遵照一九五○年中俄条约第一条要求它做的那样抵制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因此要像美国一样受到严厉谴责。然而另外一个具有讽刺意义的情况（在七十年代初期，这种情况是很多的）是，我们现在发现中国停止攻击日本军国主义，而俄国则开始这样做。苏联报纸在一月份谈到日本明显地希望成为一个“武装的看守人”和日本在“远东和东南亚地区的扩张主义的希望”，它还埋怨东京为一九七三年计划的军事预算过多。
　　
　　多年来，中国设法争取日本脱离同美国的联盟，但是北京放弃了这项事业，因为美国不再被认为是主要敌人，要联合一切可能的力量来孤立它。今天有点类似的政策是制止任何日俄联盟的可能性，至少从理论上来讲，北京和华盛顿和解会使这种联盟在莫斯科和东京都具有吸引力。因此，中国支持日本对北方岛屿群的要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俄国占领了这些岛屿，现在日本要收回。有些时候看起来，在这些无人居住的岛屿问题上，中国为日本而采取的立场比日本为它自己采取的立场更为不可动摇。
　　
　　然而值得怀疑的是中日之间的真正和谐的状态将会持久。的确，两国之间没有发生双边冲突的根源，从经济上来说，前景是它们之间进行进一步的广泛合作。但是在东南亚，日本是支持维持政治现状的，它在这种状态下，大大地兴旺起来，但是中国要求和希望政治上向左转，特别是，如果美国继续慢慢退出亚洲大陆，日本的经济力量和中国的政治影响大概会在某种程度上发生冲突。
　　
　　这样的格局并不是不可能出现的，但是远不是不可避免的。利益的冲突不一定导致有形的冲突，有理由希望，北京和东京就指导亚洲的发展产生的分歧将和平地予以处理。日本的历史经验教训使人怀疑，它会在保护它在一个东南亚国土的经济利益方面做到哪怕是同中国发生间接军事冲突的地步。此外，中国的革命“样板”本身强调自力更生。中国人并不认为，革命可以受到国外的决定性影响，因此在将来的东南亚革命要求方面，北京的具体卷入将是有限的。
　　
　　但是即使中国和日本不当东南亚内战的敌对双方的代理人，它们在这个地区的利益冲突也是很大的而且可能会发展。很容易设想，到七十年代末，日本为中国造成的问题将超过美国所造成的。北京的理论也不必引伸过多就能适合这样的情况。日本可以被称为是谋求霸权的超级大国。中国将把日本排斥在反对其他超级大国之一的统一战线之外，而建立一个反对日本的统一战线。鉴于基辛格和周恩来在谈到他们对日本将来发展的道路感到不安时的那种亲切程度——这种说法有来自西方的消息作为根据，不难想像，中国会希望它的可靠的前敌人、美国在一旦日本捣乱时支持它。在处理遗留问题之后如果这些有关中国对外观点的意见强调四大国之间的关系的话，那末理由是北京的政策一向是作出反应而不是采取主动，是在它的门口对付超级大国而不是拟订全球性的蓝图。总的来说，中国仍然在力图应付它的过去和它的贫困所造成的问题。这意味着设法在大国中取得一个平等的地位，而在这之前一个世纪中，它处于软弱的地位，并在这些外国的手中蒙受耻辱；而且这也意味着把积极的远见和精力主要投入国内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方面。
　　
　　中国和其他国家发生争论的大多数问题不是由于中国方面全球性的意识形态计划，而是由于中国为了作为大国兴起而作的尚未完成的努力所遗留的问题：台湾问题、苏联边境问题、印度边境问题。北京深深地卷入、即使是间接地卷入的其他冲突形成了对中国安全的明显的威胁：朝鲜、越南、老挝和柬埔寨战争。除了上述两类冲突之外，中国卷入的冲突是小型的，而且是字眼上的冲突而不是行动上的冲突。
　　
　　这并不是由于中国缺乏影响。中国同十来个国家接壤，拥有核武器，人口超过任何一个国家，它一直是使得美国在亚洲采取一系列活动的潜在原因，它现在很可能是使俄国不安的头号问题。中国是许多亚洲小国在考虑国家安全问题时的重要因素；而且对印度和日本来说，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更广泛地来说，中国已经成为向（非共产党）第三世界提供大量经济援助的赠予者，是使范围广泛的各种各样的民族解放运动普遍得到意识形态方面的启示的重要源泉。
　　
　　这就是说，中国是有影响，但是并不是在挺进。除了在同它的国家安全继续密切有关的印度支那和朝鲜以外，中国的重要性不在于它具体地把力量投入亚洲，而在于它的庞大的和慢慢加强的存在这样的事实，以及它的文化和社会经验这样不具体的影子。这个地区的许多国家才同北京建立关系或正在着手建立关系，但是中国对这些国家的政策并没有多大的改变，而且常常看来是简洁的。中国比较被动地等待它们在政治上转向它，这种“如果你希望的话就到我们这里来”的态度大概会继续下去。
　　
　　我们预期中国的对外政策在一个时期中将在很大程度上继续是作出反应性质的：抵抗超级大国而且在亚洲越来越同日本竞争势力范围。在这种情况下，将来的关键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三个问题，这些问题同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和中国革命以来东亚力量结构的三大事态发展是相应的。
　　
　　一个事态发展是中苏分裂创伤，问题是：中苏分裂是否将继续处于目前这样的破坏程度？如果是这样，北京念念不忘俄国将使它对美国和日本小心谨慎，中国将越来越难于代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发言，这些国家并不像中国一样怀疑俄国。如果出现适度的和解（我认为，在七十年代末之前是有这样的可能的），中国可能在南方和东方采取更大胆和更积极的政策，特别是它可能对日本在东南亚的影响提出坚决的挑战。
　　
　　第二个事态发展是：从打败日本到未能在越南取胜，美国在东亚称霸二十五年之后，它把它的军事力量投入亚洲大陆的意志和能力衰退了。问题是：美国是否将进一步脱离接触？如果是这样，中国将进一步对美国缓和，两大国之间可以发展合作的、甚至温暖的关系。如果不是这样，中国将延长执行它的经过修改的“两个敌人”的战略，在北京的布鲁斯和在华盛顿的黄镇面前的议程将是处理矛盾而不是讨论积极合作的计划。
　　
　　东亚的第三个巨大的事态发展是日本从失败的深渊升至超级大国地位的边缘。问题是：东京在东南亚崭露头角的霸权地位是否将继续是经济性质的和和平性质的，北京是否将坚持周恩来和田中一九七二年会议的精神，并继续认为日本很有可能将把它的军事力量限制在它自己的边境范围内而且继续尊重中国？如果是这样（我们三个问题现在是不可分割的了）中国将不作特殊的努力来安抚俄国，在亚洲，它将按照国与国之间打交道的规章办事，没有什么紧迫的迹象，也没有什么宏伟的设想。如果不是这样，东亚可以陷入新的混乱时期。因为中国将采取行动来对付一个军国主义和扩张主义的日本，办法是大力援助反日民族解放运动。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也会设法同俄国和解，以便能集中力量应付日本问题。美国将在多深的程度上卷入这样的纠纷以及它将反对中国还是反对日本，在一九七六年以前，谁也无法说。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3.06.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