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伊尔《劳动报》报道蒙博托在记华后答比利进《晚报》记者问：《彻底革命和访问人民中国没有任何关系》
[1973年05月]
扎伊尔《劳动报》报道蒙博托在记华后答比利进《晚报》记者问：《彻底革命和访问人民中国没有任何关系》
【本刊讯】扎伊尔《劳动报》四月九日刊载蒙博托对比利时《晚报》记者的谈话，题为《彻底革命和访问人民中国没有任何关系》，摘要如下：《晚报》：总统先生，非洲，特别是您七年多来所领导的伟大国家发展得很快。去年二月，在洛桑附近萨维尼别墅休假期间，我荣幸地向您进行了一次采访，从那时以来，在金沙萨所举行的五月代表大会之后，扎伊尔革命有了新的转折。但是，一个可算为历史性事件，即您的中国之行似乎导致了人们所说的政权的彻底革命。您从中国之行获得了哪些教益？蒙博托将军：在谈我在人民中国十天的正式访问之前，我希望我们回过头来，先谈一谈人民革命运动去年的五月代表大会。在比利时和在某些西方国家，人们认为在扎伊尔进行彻底革命是由于蒙博托从中国回来了。不，我们进行彻底革命是因为我们忠实地遵循我们党在其成立五周年之际召开的代表大会所通过的涉及各个领域的全部决议。从那时起，我们即谈彻底革命，这同去北京的正式访问没有任何关系。
现在我们来谈在中国的访问，正如我向我的人民所谈过的，显然，我到那里去访问是应毛泽东主席的邀请，特别是为了观察、了解和回来后进行比较。但应指出，我并没有等待这次旅行来宣布农业是优先的优先。
这已是去年十二月五日我的纲领性讲话的主题，当时，我要求二千一百五十万扎伊尔人帮助我把我们祖先的土地改变成“农业宝库”，因为从殖民化以来，比利时人把扎伊尔当成了“地质的宝库”，我从中国回来以后，人们把这个讲话忘记了。
在中国，我首先看到，这个国家过去一直遭受外国的统治，我们也是如此，我们受过比利时的统治。此外，不少事情使我感兴趣，而且在尊重我们真实性前提下，在扎伊尔现实中加以采用。了不起的是，中国人以极少的代价取得了成就。我想您还会记得一九六○年赫鲁晓夫对中国发起的挑战：现在，关系已经断定了，昔日的中国要重现了，中国人民将饿死。而人们在现场所看到的却与此相反。
中国有教育群众的制度，这实在是了不起。我们那里按西方生活，花柳病猖獗。在中国，这种病随着殖民化的结束已经消失了。作为国家元首，我真心地热爱我的国家，当我看到这一切时，我应该相应地采纳中国朋友那里成功的东西，同时保持扎伊尔的特性。每年我们为农业计划——一种豪华的农业——支出大量的经费，但收效甚微。而那里，他们花钱很少，取得的结果是惊人的。必须有纪律，否则，社会就会衰退。
总之，应该说，参观一个没有卖淫、没有苍蝇的国家是令人神往的，在那里没有必要再谈论妇女解放的问题，妇女不再是个玩物，和男子是平等的。我们从中作了必要的比较，决不是要得出结论说所有白色的东西都是坏的，而所有黄色的都是好的。不是的，随着扎伊尔人人格的恢复我们可以考虑一下，为了扎伊尔的未来，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人，我们需要一种守纪律的、劳动的、与游手好闲彻底决裂的人。因为在比利时，早晨八点所有的咖啡馆就开门了，扎伊尔过去也是这样，现在我宣布一直关到十八点钟。
在比利时，工会组织提出经济要求，在我国，我对我的同胞说，我们处在重建国家的时期，没有必要象比利时那样；在比利时，他们很有钱，是一个工业化的国家，他们花几十亿修建高速公路，而我们还在力争不再依赖外国，自己生产玉米、稻米、糖。
《晚报》：事实上，你是不是主张进行一种普遍的动员？
蒙博托：现在扎伊尔的动员是全面的。在中国，失业的概念甚至都不再存在了。我们那里，有我回去以后搞的集体劳动的尝试激起了特别的热忱。应该看一下每星期六人民的干劲。在西方，人们是无法理解的，有人却说是强迫劳动。
每年两次的全国游行，租一个检阅台需花二万六千扎伊尔。现在，我们依靠自己的青年工程师，自己修建检阅台，这就不再花一个钱了。人们说我变成中国人了，如果这样做每年能节省七万八千扎伊尔，我接受这种说法。
《晚报》：这种动员能扩展到全国吗？
蒙博托：可以的，在全国各地，从小学，就是从六岁的小孩子起。而且我们再没有别的选择。
《晚报》：你实际上恢复了一九六五年提出的但一直没有施行的“卷起我们的袖子”的口号。
蒙博托：首先在一九六五年十二月，我谈过这一行动，并取得一些成绩，但是没有坚持多久。然后是在一九六八年二月，我宣布回到土地上去。这在全国各地都取得了很大成绩。但由于公路状况不佳受到了影响。现在有了我从中国得到的经验，我想我们不会再轻易地遭到失败。
现在，依靠我们为实现自给自足所推行的动员政策，金沙萨的居民不再是消费者了，而主要是生产者。每个城市为自己进行生产，而不依靠别人。我们首先要买很多种子，加以繁殖和改良。在动员工作方面，我们要使全体国家领导人行动起来，就象我们已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农业国，我们要将扎伊尔变成“农业宝库”。
这需要进行大量的群众教育工作，这就是我们正在做的，电台和电视台要为这种人民教育作出贡献。
《晚报》：最后，与比利时的关系如何？由于著名的“八○年的目标”可能产生的一些影响，各企业界不掩盖某种不安情绪。
蒙博托：“八○年的目标”是由联合国提出的，而我们扎伊尔人，趁此机会试图让扎伊尔走上轨道。我们没有提出这个作法，因为我们不想占据外国人的财产。我们首先主张的是使我们国家摆脱装备落后的状态，这是雄心勃勃的但是正当的。比利时企业家应接受竞争并表现出更大的“积极性”，他们应尽力寻找新的方法，他们不应该想象我们将永远停留在目前的状况。我们要继续建设国家，在这个目标范围内，英加水电站建成了，明天将是马卢古钢铁厂，后天将是英加至萨巴二千公里的高压线和基桑加尼第三个经济中心。希望比利时实业家能顺应时代潮流，不要念念不忘过时的刚果……扎伊尔已经不是一个被剥削的和象柠檬一样被压榨的国家，她要进入第三世界年青国家之前列。
显然，中国成为新增加的对手。在欧洲，人们知道，日本产品价廉物美，在扎伊尔也是一样，自由竞争将起作用。显然，扎伊尔人将看到，某些来自中国的产品比欧洲的便宜，这对我们的朋友来说是不幸的，但是这不是蒙博托的事。就这样，中国医生、农业专家、技术人员将到来。这种合作将付出较小的代价。这些合作不需要游泳池、汽车。
扎伊尔不久将看到，一公斤的中国的糖比一公斤的勒蒙糖便宜。
当比利时企业家制定一些方案时，他们关心的是收益和把这些利润转走的可能性。一个甘蔗种植园和糖厂的方案就遇到这种情况。我从中国带回来一个解决扎伊尔糖的赤字问题的方案。由于这个方案，种植园和糖将属于扎伊尔，偿还期限预订是二十年。当企业有所收益时，我们应该达到能生产我们生活所需要的东西，不应该再象现在这样从外国进口大米、玉米。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3.0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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