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纽约时报杂志》刊登艾尔索普的访华观感

美《纽约时报杂志》刊登艾尔索普的访华观感 [1973年04月]

　　美《纽约时报杂志》刊登艾尔索普的访华观感
　　
　　《自己干---离开中国以后的想法》
　　
　　【本刊讯】美《纽约时报杂志》三月十八日一期刊载约瑟夫·艾尔索普写的一篇文章，题为《自己干——离开中国以后的想法——（二）》，摘要如下：
　　
　　美国人和俄国人，法国人和英国人，德国人和意大利人等等，对于亚洲近二十年间发生的事，都感到大大惊异和大为不安。简言之，几世纪来在经济和技术上一向由西方社会所控制的那样一个世界的形状已被砸得粉碎。最富有戏剧性的发展是，一个遭到破坏和部分地手工业方式的日本战后经济，已迅速转变成一个庞大和具有高度技术的经济。而且，即令在今天，有了日本的例子活生生地在那里引起我们的警觉之后，也还很少有人注意到：每当归根结底发源于中国古代文化的亚洲社会中任何一个部分开始以充分现代化的方式办事的时候，将会出现何等令人注目的结果。
　　
　　说他过去对中国的看法错了
　　
　　亚洲到今天为止所获得的这些成就，是我写这中国之行的第二篇报道的必要背景。去年十一月和十二月我和我的妻子作了一次时间上异常的长、范围空前地广的中国之行。前一篇报道谈的是：苏联在中国北部边境大规模加强军事力量所包含的严峻意义；那种加强力量的某些动机；特别是中国领导人所阐明的中国对这一问题的看法。现在权衡一下，我敢打赌，尽管好些年来苏联人一直在积极准备，但他们不会终于动手摧毁中国的核设施。无论如何，我们用不了多久就会知道苏联的决定。相形之下，要想知道新中国是否能真正取得我现在所预见的那种改变世界面貌的物质成就，至少还需要十年，或许更可能是二十年的时间。
　　
　　未来中国的物质上的成就的前景，确实是我在中国之行中感到真正惊异的东西。我过去总是设想，共产主义社会从其本质上来说决不可能取得象日本和其他较小的亚洲社会所取得的如此触目的经济胜利。而且，我应该承认，在我到中国去之前，中国长期发展的前景在我是几乎看不到的。
　　
　　我现在认为，我都错了，至少对中国而言是如此，从长远来看也是如此。可是，如果说我过去错了，而今天对了，那么我们就必须正视一个触目惊心的事实。已经取得引人注目的物质成就并且还拥有现代化武器装备的这样一个中国，势将自然而然地成为一个超级大强国。
　　
　　真的，当我在中国旅行时，整整一个月，每天花十四个小时去看，去听和提问题，我经常想到，中国人自己为他们的国家所起的名字的真实含义。“中国”，通常被翻译成“中央王国”，其实最好是译成“世界的中心”。不仅如此，在十九世纪西方工业社会的挑战开始变得严重以前，中国一直是中国人所知道的那个世界的真正中心。而一旦中国的物质成就开始接近日本的物质成就时，我们的世界的真正中心将以很少西方人现在能想象得到的方式发生逆转。请记住，中国有日本的七倍大。
　　
　　谈我农业发展情况
　　
　　鉴于上述理由，那么就值得问一问，新中国到底看来是如何工作的，它将来又可能如何工作。毛泽东的最被忠实地履行的格言之一就是“农业是基础”。那么，就让我们从农业开始谈起吧！以苏联为首的所有其他共产党社会在这方面一直搞得非常糟糕。美国关于中国的许多神话之一是，中国的土地不能养活它的人口。好久以前，在毛的大跃进接近于灾难性的后果中，我还记得曾经有些漫不经心地向我们自己的农业部里一位研究中国农业问题的高级人员提出一个假设性的问题。我问道，假如中国每公顷可耕地的农产品产量几乎提高到日本产量的水平的话，其结果将如何？我的那位朋友脸都吓白了，他回答说：“天哪！如果竟然发生那种情况，那么象美国这样的农产品出口国家就将遇到大量的麻烦。如果中国农业达到了日本农业的水平的话，那么中国就能供给它的人口中男女老少每人每天四千卡洛里的热量；这样，他们的体重全都会超重；但是他们还可以有三分之一的年产量向国外抛售；这样一来，世界商品市场就得遭殃！”
　　
　　那是在一九六一年，即所有中国人现在称之为“‘三年灾害”的一年。到了一九七一年，中国的粮食产量已增加了三分之二，即从年产一亿五千万吨增加到二亿五千万吨。一九七二年由于气候确实太坏，产量稍有下降。这种情况同苏联农业的可怜的纪录对比起来，实在是令人触目的。即使如此，中国在最好年成中每公顷可耕地平均粮食产量为二吨半，这个数字约比日本的平均数字低百分之五十。鉴于其他共产党国家的农业纪录，我曾经认为，那是制度本身在起着一种阻碍作用。这一结论并非不合逻辑；凡是看到过中国农民干活的人都知道，以一个人对一个人来看，他们和世界上任何农民一样熟练和勤劳，但却与俄国的农民全然不同。然而我现在感到很肯定，我早先的结论是不正确的——虽然我应该马上指出，我能有时间作充分研究的，仅仅是在云南和四川两省少数几个农业公社。
　　
　　任何一个熟悉旧中国的访问者印象最深的第一件事是，一直是那么可爱的、丰富多彩的大地风光，其外部面貌已经大为改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年代里，我所知道的中国，那时除了最遥远的荒无人烟的地区以外，烧炭者和山羊把山上和丘陵地带的树搞得精光。但现在，除了没有人居住的一些地区例外，几乎所有具有足够土壤的山脉和丘陵，一律种满了树苗和小树，大都是在前几年用手工种植或用飞机撒种的。现在已经有了公路了。没有一个美国人能够想象，过去中国大部分地区缺乏任何种类的道路曾到了何种程度。特别是在中国南部，有无数市镇连吉普车都开不进去，大部分村庄独轮车算是能够穿进去的最大的运输工具了。再说云南，当时你要从陆路进出这个富饶的省份，除非经过通往河内的那条法国人造的窄轨铁路，还有一条铁路最远只能到达邻省省会贵阳。而所谓“公路”，那实际上只是从山岩中凿出来的石级阶梯，也没有多少英里长。这种路乃是过去皇朝时代的御道，还是照原来的样子在山里一上一下盘旋。要在这种路上旅行只能是步行，或者用受过特别训练的小马驮东西。可是现在，铁路网已经大大扩展了，到处都有了公路——这对农业来说实在是更为重要得多。
　　
　　在我所访问过的公社和大队里，至少有一半，创造资本的巨大努力已经达到一个关键性的新阶段。换句话说，从农村到市场的必要的道路已经有了，该建的堤坝和水库，水渠和运河以及梯田之类的项目剩下的已经不多了。可以称之为不折不扣的改造土地本身的这个根本任务，距完成也并不那么远了。这样，土地已为下一阶段的工作做好了准备，这就是进一步大大推进农业机械化，更普遍地施用化肥，更多地采用改良品种。
　　
　　假定中国在气候上走运的话，那么，人们一定可以合理地期望，中国农业产量在未来的十年中将比一九六一到一九七一年过去十年有更加迅速的猛增。中国北部的干旱和某些省份固有的贫瘠仍将是一个困难。然而，如果在今后十年中产量事实上提高三分之一以上——我猜想可以达到——的话，那么我早先凭空提出的关于中国农业达到日本水平的假设性问题就将开始看来并不是毫无根据的了。这样，中国到一九八三年时的产量就将开始接近日本每公顷的平均数字。在日本，无论肥料的利用、种籽的改良以及高产所需的其他一切辅助手段，都早已达到了饱和点。再者，日本的稻田只能种单季稻，而中国则有越来越多的稻田，由于地处更南方，并有了新的灌溉系统，已开始一年收获两季了。
　　
　　简言之，如果目前的趋势继续下去，象我的朋友、那位农业部的专家曾经相当发愁地估计的那样，中国成为一个真正大的净农产品输出国的时间就将到来。那种大肆渲染的中国购买外国小麦的事，大体来说已只是一种贱买贵卖的办法；因为在大多数年头，中国人一直在以高价向国外出售相当数量的大米，用以支付他们所买进的价格比较便宜的小麦。如果真正的净出口将早在一九八○年开始，我一点也不会奇怪。
　　
　　谈我有计划地发展工农业
　　
　　新中国到处都有计划，工业上和农业上无不如此。每个人都会告诉你“按明年的计划”将要进一步做些什么。
　　
　　关于计划的谈论，也都是非常脚踏实地的，但就我所能判断的而言，新中国依然最不象人们在使用“计划经济”这个字眼时通常所想到的那种“计划经济”。事实上，他们的计划是自下而上的，而不是象苏联那样从中央到下面那样。
　　
　　这种自下而上的计划制度是强有力的，它足以产生至少四个显而易见的、极有意义的结果。首先，如果没有这种制度，就不会给“各尽其力”的原则留下足够的余地。其次，它鼓励最大限度地开发当地资源，如小煤矿层，在云南和四川两省这种小矿层随处可见。再次，这个系统也替为满足当地需要而进行的地方努力留下大量的余地，这一点中央计划人员是远远看不到的。最后，它大大地简化了中央计划人员的工作。谈昆明、重庆的新旧对比
　　
　　我不是一个职业的经济学家。在工业方面我也没有经验。真的，我曾把我所观察到的事情同受过高等训练的关于中国经济问题的美国专家们仔细地核对过，譬如产品的数量和质量以及农业和工业的增长率。我发现几乎在所有问题上，专家的估计都相当接近于中国人所告诉我的以及我在当地所了解到的东西。尽管如此，我仍然强烈地感到，我也许把这一切都搞错了。但是有一件事我能肯定，即我至少可以告诉读者我在旧中国所见到的与我在新中国所见到的有什么不同。我在过去所看到的与我最近所看到的这种不同之处，使我相信新中国的工业变化也已经和农村的变化一样大了。要知道这一点，只要我把过去最熟悉的云南省昆明和四川省重庆在一九四五年的情况和现今的面貌作个对比就行了。重庆过去是一个可怕的地方，工业简陋——国民党政府的少数破烂的兵工厂大部分在这里，在战争头几年多半隐蔽在山洞里，但是重庆基本上还是一个工业不发达的内河港口，再加上天气阴沉，矮小凄惨的房屋充塞着来自日本占领区的难民，更显得这个城市破烂不堪。
　　
　　而今日，与之相反，昆明和重庆都已成为现代化的大工业城市了。重庆还是那样沉闷，但是远远不象以前那么破烂了，因为那些矮小的居民区已被高大的、光秃秃的但很整洁的一排排工人住宅区楼房所代替。同样，山洞里的工厂也被高大的现代化工厂所代替了。而同时昆明，除了它那总是那么美丽的湖和那四季常春的气候以外，却失去了它的媚人之处。取而代之的是一片同样的城市图景，一长排一长排工人住宅大楼和很多工厂，有些厂拥有上万工人。从无数工厂烟囱里冒出来的烟，早已开始把昆明四季常存的阳光的灿烂光辉弄得混沌了。
　　
　　人们不喜欢夸张。甚至在今天，新中国的经济中，工业仍然只占百分之二十，其余是农业。但是，指出这一点是重要的：工业的增长决不仅仅局限于上海那样少数几个革命以前的工业城市。相反，正如昆明和重庆所显示的，只要在资源和运输条件许可的情况下，目前这种新的工业发展已经遍及全国，从而形成了一个为未来工业进一步增长的全国范围的基地。而在遥远省份内的工业增长，也并不是限于现成的中心城市，如省会里。
　　
　　在旧时代，我对云南省的城镇非常熟悉——至少对那些吉普车能到达的，或者是有空军设备的，即有飞机场的城镇。一般云南省的县，象梦境一样美，通常隐蔽在高而干燥的群山环抱中丰饶的峡谷之中，由于云南的特殊地势，它们各自散处在自己肥沃的袋形地带中。在战争年代里，除了某些空军设备之外，铁匠炉、手工织布机和陶器制造业是你在云南乡村一般所能期望看到的最高形式的工业活动了。因此，当我在玉溪县度过几天兴奋的日子时，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眼睛了。
　　
　　玉溪县是一个可爱的地方，在新公路从八十英里外的昆明通到这里以前，这地方几乎与外界完全隔绝；而今天，这里是更加妩媚、引人入胜了，因为在县城里，虽然有新工业，却仍然保留着大部分旧的街道，两旁有精致雕刻的、红色油漆的房子和商店门面。要想知道玉溪县所起的变化，只要看看我在过去报道中提到过的玉溪农业机械厂就够了。这个厂是十年多以前创办的，主要是一个制造镰刀和锄头的铁匠合作社，有不到七十个工人。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大的综合性工业结构了。职工约三千人，有四百多台机床，主要生产今天农村人民公社所需要的涡轮机和发电机，而不再是生产镰刀之类的东西了。在这里，“各尽其力”的精神如此深入地贯彻着，近乎全厂一半的车床都是由这个偏僻的农村工厂制造的。
　　
　　说中国工业品将有竞争能力
　　
　　已经谈了很多，在我谈完以前，还必须提到其他三个影响未来的因素：我不能判断中国的技术，这是不言自明的，但是不久以前访问过中国的科学家所提供的证词加上我们美国关于中国问题的专家们的证词，合在一起可以得出一个惊人的论点。中国工业的尖端技术，看来差不多已和日本和西方的最好技术一样先进。运用尖端技术的范围还是有限的，而且我可以确定它们多半用于国防计划方面。不过不管哪一种优良技术，只要有一些中国人掌握了它，国内就会有很多人很快学会。这一向是中国人的作法；因此，如果你想低估中国未来的竞争能力的话，靠中国技术落后这点作为论据是靠不住的。
　　
　　至于第二个因素，即关于他们如今已有的竞争能力问题。从头说起，凡是我所见到的中国工业工厂，看起来没有一个是真正具有竞争能力的。在我所见到的许多工厂中，只有一个装备着有组织的西方式的生产线。这就是云南省主要纺织厂中的一个厂。这个厂生产多种花样新颖、实用耐穿的衣服和布匹；它们出售的价格以我们的标准来看是低得可笑的；而这个厂每年上缴给云南省的款额，竟达到当初建厂时该省投入的少额投资的百分之百！可是，在一般情况下他们并没有要搞西方式生产线的意图。据我估计在我所看到的工厂中，工人平均工资为每月五十元人民币。以这样的平均工资，你可以雇用大量的人力而不会没有甚至与日本、香港这类地方竞争的能力。正是这种潜在的竞争能力，乃是我在研究中国工业工厂的时候，使我最经常感到和印象最强烈的东西。关于对质量的判断，我知道我还必需听从专家的意见，这在我回国以后已经征求过了。正如已经提到过的，所有的专家现在都说中国的工业品，与苏联工业品（除武器外）适成鲜明对照，是具有充分的竞争能力的。同时，由于我无法在当地判断质量，因此在我访问每一个工厂时，我就习惯地向厂的领导人询问产品的价格，并且尽可能地了解世界市场上相当的机床和其他工业品的价格。从得到的对比价格中，中国货价格一般只相当于世界市场价格的三分之一左右，甚至更低一些。因此可以看出，如果他们决心以日本的方式对工业进一步增长提供资金的话，中国将得到多么大的成就！
　　
　　最后，第三个对未来需要考虑的因素，是中国被认为无法控制的人口增长这个题目。当然，如果真是无法控制，那么人口增长是可以抵销掉任何数量的工农业增长的。但是我看到，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们确实作了很大的努力，——我相信到一定时候，将会成功的。
　　
　　因此，到一定时候，我想人们就已能看到在这篇文章开头时我所谈到的中国在物质上取得伟大成就的概貌了。这并不是说我愿意搬到中国去住。这也并不意味着，人们就可以忘记中国潜在的成功所付出的道义上的代价。
　　
　　然而，如果说任何可能的和可预见到的发展趋势将改变我们所居住的世界的整个面貌的话，那末，推究这种发展的根源，就需要谨慎从事。毫无疑义，从长远来看，中国在物质上取得巨大成就将使我们的世界发生急剧的变化。正如如果苏联以核力量摧毁中国的话，将在短期内使我们的世界发生急剧的变化一样。任何头脑清醒的人，都会宁愿看到中国取得物质上的成就，而不愿遇到可怕的另一个图景。但是，只有愚蠢的人才会认为，一个具有超级大强国地位的未来的中国，将会给我们儿子和孙子一代的世界增添舒适。
　　
　　（文内小标题是本刊加的）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3.04.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