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德华·克莱因访华文章：《中国—

爱德华·克莱因访华文章：《中国——象征和内容》 [1973年04月]

　　爱德华·克莱因访华文章：《中国——象征和内容》
　　
　　【本刊讯】美国《新闻周刊》三月二十六日一期发表该刊外事编辑爱德华·克莱因的一篇题为《中国——象征和内容》的文章，全文如下：
　　
　　火车里很冷，我从卧车的蒙有灰尘的玻璃窗里往外看，把手指搁在一杯热茶上暖和一下，此时，我产生了一种深为失望的感觉。很快，华北干旱的田野和灰黄色的山峰就要看不见了，映入眼帘的将是南方的潮湿的绿色景色。我的旅行就要结束了。我从北京、上海、杭州、南京和武汉向国内羡慕我的朋友们寄了明信片，我写道：“神话般的旅行……三个星期……三千英里……看了防空掩体、钢铁厂、公社、思想改造学校、针刺疗法、革命京剧……在豪华的宴会上无数次地举起茅台酒碰杯……。”但是现在当蒸气火车开往我最后的停留地广州的时候，我必须承认，我对中国——每一个美国记者梦想中的“真正的”中国——仍然是不了解的。
　　
　　一名记者作这样的承认并不是容易的。但是，像大多数在我之前去那里的记者一样，我没有同一个普通中国人轻松地说过一句话。我没有到过中国普通人的家里。我没有吃过中国普通的饭菜。我在街上的散步没有一次不是吸引一大群人的。当我向陪我的极其客气的主人提及这一点时，他说：“是这样的。我们有一句话可以形容你在中国看到的情况。这叫‘走马看花’。你现在或许可以下马来看仔细一点了。”所以当我到达广州时，我被介绍与孔家认识，成了同一个中国家庭共同度过整整三天的第一个美国记者。后来发现孔先生是一个模范的钢铁工人。孔夫人是一个模范的护士。他们的大儿子在中国模范的军队里服役。一个女儿是模范的社员。最小的女儿是模范学生。这终究是中国了 ——或者是不是中国呢？
　　
　　现实：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涉及到美国人自那个乒乓球第一次跳动以来对中国所了解的情况的核心。现在有一批美国外交官准备到北京去，也许在这以后将设立一些美国的常驻新闻机构，因此，我们应该下马来冷静地再看一看情况。虽然所有那些热情的报道有助于加速和解的过程，但是我们可能把模范和现实混为一谈了，夸大了他们的实际成就，从而给中国人和我们自己帮了倒忙。从第一批传教士起，我们一直坚持把中国看作是一种心灵的疆界，如果我们不小心，基辛格可能使一批想入非非的美国人再犯同样的错误。”最近有人问基辛格，“你对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神魂颠倒？”这位前教授回答说：“因为他们有世界观。而我们其他人则迷失了方向。”
　　
　　如果我们受骗而变成真正相信他们这套作法的人，一个原因可能是，中国制度就是致力于鼓励人们改变信仰。早在毛泽东登上天安门之前，中国人民——他们是从“我们”而不是“我”的角度思想和行动的——就力图遵奉一种集体的愿望和典范的行为。在我参观北京故宫的乾清宫的时候，我看到了一块匾上面写着：“正大光明”。这是五百年前明朝时期写的。我在中国记的笔记本满是更为近代的例子，人们经常歌颂这样一些事情，使我只好采用速写的办法了。例如，“ＳＴＰ”代表“为人民服务”。今天所有的中国人都是为人民服务吗？南京大学一位六十九岁的、文弱的英语教授范存忠表明，这是一种理想的虽然是无从捉摸的目标。这位哈佛大学教育出来的教授说：“我们相信要经常进行批评和再教育。毛主席教导我们，如果你洗澡的话，那么洗洗脑也没有什么不好。”
　　
　　中国人毫不觉得难为情地述说毛主义洗脑的好处，我在中国旅行期间从未感觉他们是在进行一种故弄玄虚的文字游戏以便使他们的外国客人获得深刻的印象。他们表现出对自己实现目标的能力抱有巨大的信心，而且我的周围的证据——一国人民有饭吃、有衣穿而且组织起来，这都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确实都证实他们的信心是有根据的。我的主人们痛快地承认，即使是让我看的模范的中国也不够完美，而且有时候事情根本就是运转不灵的。我从南京乘伊尔１４式机飞往武汉的班机取消了，我同许多箱运往四川省的电气设备一道被塞进一架运货的飞机。武汉钢铁厂的工人无事可做地坐在那里，因为装配线发生了故障。广州的姓孔的一家在其他方面可能都是模范的，但是他们的抽水马桶坏了，在我到他家以前没有叫一个水暖工人为了保全面子去修理它，而且以后也没有觉得不得不对此表示歉意。
　　
　　当然有些东西是不让我看的。我的主要要求之一就是让我去中苏边境地区，这个要求遭到了中国外交部的拒绝。我解释说，让一名美国记者去乌苏里江、内蒙古和新疆会有助于使中国所声称的它面临着来自苏联的战争威胁的说法更加引人注意，这时，我的译员只是笑笑。他说，“你知道，这是中国，不是美国。”他们没有让我访问保密的军事边界哨所，而是由一名高级官员非正式地接见了我。他在反帝路四十二号宫殿般的宾馆里坐在一张锦缎面的沙发上，花了三小时一个劲儿地辱骂莫斯科的“社会帝国主义者”。最后，我终于理解了中国的典型立场，但是我还是不知道北京在这条紧张的边界沿线驻扎了多少军队。
　　
　　然而，典型事例经常是无意中表现出来的。中国花了大量财力、物力和人力在城市修建了防避空袭的系统，西方驻北京的一名外交官说，这种系统“在心理上的作用大于反弹道导弹系统的作用。”我被带到北京大栅栏的一家服装店，看到了最好的防空地道之一。有人按了一下柜台后面的绿色电钮，一大块地板便打开了，我们走下了三十五级很陡很危险的阶梯，进入了一个通亮的地道。我的向导说：“你现在离地面已有二十六英尺。”我问：“砖墙上的一些小洞是干什么的？”他说：“那是通气孔。”我问：“出现放射现象怎么办？你们有没有空气净化系统？”回答是：现在还没有，地道里也没有临时备用的发电机、食品和药品。最令人难以理解的是，修建这个一又四分之一英里长的地道网是用来容纳一万人的，有一个太平门通向地下铁道，再从地铁通向郊外——但是，就我所能看到的来说，这是个死胡同。
　　
　　大栅栏地道是不是当代的明陵？我要求看看其它的地道，但是由于看不到，所以很难得出任何结论。但是在我看来，中国人自己一再把当局树立的样板和规定的目标与实际结果混淆起来。在广州重型机械厂所属的一个计划生育诊所中，有人对我说，百分之八十的已婚女工实行节育。但是，负责的医生对于有多少妇女服避孕丸或使用避孕工具，则并无统计数字。我问道，“那么百分之八十这个数字的根据是什么呢？”这位医生不眨眼地回答说，“我们在政治学习会上进行关于计划生育的劝导。”
　　
　　同样，据说是文化革命改变了中国教育的性质。在我所访问的大多数城市中，十二年的小学和中学教育现在缩短为九年。南京的一位教员解释说，“我们把重复的和需要死记的课程取消了。”但是在我参观的课室中，学童只是照抄老师写在黑板上的那些语句，而且总是照书本答复老师的问题。而且，学生还应当在革命实践中锻炼自己，花很大一部分时间在学校的车间劳动以及种菜。但是，我在广州访问的模范家庭的长子爽快地承认，当他第一次参军时，他感觉种庄稼是极为费力的劳动，因为“在学校里，我没有太注意这类事情。”
　　
　　标准：所有这些都不是为了要说明在毛泽东领导下正在中国发生的恢复自豪感和恢复力量的伟大情况是假的。但是，如果我们要越来越多地与中国人打交道的话，我们最好学会用中国人自己的标准而不是用我们的标准来判断他们。口头上的象征和启发性的样板对中国人的意义比对我们要大，他们重视真诚的行动就象我们重视在事业方面取得的成功一样。西方人在参观了“五七学校”（管理国家的干部被送到这里进行思想改造）以后很容易提出怀疑性问题。尽管有养猪、种稻和烧饭这些活动，在这种学校有一种类似夏季野营活动的童子军气氛。大多数城市化了的干部在农村与农民一起劳动期间在周末都放假，并领取全薪。但是，同我谈话的干部听起来——和看起来——就好象——他们经历了一场拯救灵魂的宗教活动一样。
　　
　　因此，防空地道、节育诊所和小学的车间，对中国人具有象征性价值，也具有真实价值。每一件事都使千百万人参加一次集体的努力，目的在于实现一个普遍接受的目标。而就是这个过程本身对他们是重要的。一度谴责“大跃进”的自己干的精神是愚蠢的经济实验的那些美国人，现在赞扬中国的独立和自给自足了，而中国人自己则认为他们过去二十四年的历史是前后一贯的整体。在毛主义的样板下，情况变得更好了，如果说仍然需要作出巨大努力使他们的落后国家现代化的话，也并没有理由乱改制度。但是，让西方人看的那些样板是中国生活的理想而非中国生活的现实，当中国人力求达到这些目标时，由我们来注视一下他们处于什么情况，这是一个好主意。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3.04.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