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七十年代》月刊载文：《王浩教授：中国之行的几点观感》（待续）
[1973年03月]
香港《七十年代》月刊载文：《王浩教授：中国之行的几点观感》（待续）
【本刊讯】香港《七十年代》月刊一月和二月号连续刊载美籍中国学者王浩教授写的一篇到中国参观、探亲的观感，标题为《王浩教授：中国之行的几点观感》，详细摘要如下：
（原编者说明：王浩教授，美籍中国著名学者，是哲学和数理逻辑学的专家。一九二一年生于山东济南，一九四三年毕业于西南联大，一九四五年在清华大学得硕士学位，一九四八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得博士学位。历任英国牛津大学、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一九六七年在美国洛克菲勒大学任教至今。去年六月，王浩教授随美籍中国学者访问团到中国大陆参观、探亲。本文是王浩教授寄给本刊的特稿。）
我于一九四六年出国到美国做学生，在欧美住了二十六年，今年（指一九七二年）六月第一次回到亚洲。六月二十八日到广州，七月二十六日经广州出境，在国内住了短短的四个星期。以前以为自己二十多年来对中国的发展很注意，可是这次回去以后，觉得自己所知道的实在太少。
在基本上，我的思想受以下几种严重的限制。第一，没有实践的经验，而且见闻非常有限。第二，我想得最多的是关于知识分子的问题，对于全面的问题，认识难免肤浅。第三，我热望能多懂一点马克思主义，而所受资产阶级哲学的毒太深（尽管我一直深感这种哲学里盛行的流派，繁琐无聊），学习不易，我的想法缺少一个明确的理论基础。有这样多缺点，而仍然要公开说话，一方面是想借此更有效地和在国外的知识分子共同学习，一方面是盼望在国外的知识分子渐渐地能找到合适的办法来配合祖国的建设，特别是对于发展学术和文化的大计，稍有贡献。我个人以为这是在情感上和理智上对许多在国外的知识分子最有意义的正面出路。（一）若干基本的进步
关于中国革命的过程和成果可以分开两方面来讨论：一方面是中国的特殊情形，一方面是较普遍的道理和现象。例如就成果方面讲，一方面我们要拿解放以前的中国和今日的中国比较，同时回想和印证旧中国一般人最大的集体愿望是哪一些。另一方面，我们要注意到新中国在解决较普遍性的问题（像医药健康，思想教育，妇女问题等）有何种成绩。就革命过程讲，我们一方面会看到今日的美国甚至印度和解放前的中国非常不同，一方面仍会想到任何国家要社会合理，不能不采取相应的步骤以处理若干共同的基本问题（如阶级问题，分工合作，价值标准等）。
就中国的特殊情形讲，我觉得我们不能忘记自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以来，一般中国人普遍的衷心愿望是救国。就过去的人物来讲，无论是林则徐，洪秀全，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章太炎，孙中山，鲁迅，闻一多，甚至若干反面的历史人物，都在寻求救国的办法。早期的人主要想到要中国富强，后来更具体一点，想到要一般人民生活过得去，国家能有自卫能力，一般人民和整个国家都能抬得起头来。我想绝大多数人都承认中国今天已做到了这一点：全国人民的基本生活不坏，多数人充满朝气，国土完整，帝国主义的势力已被排出，政治经济完全独立自给。有些人说，“碰巧”在共产党当权的时候，中国站起来了。我觉得这话说得太轻松。一百多年以来，也试过各式各样的办法，不但没有成功，反把国家弄得每况愈下。回想到解放前一个多世纪的历史，我们都会觉得要治一个非常重的病，是需要很厉害的药的，很多有志之士大约都有过一种情愿为救国而吃苦的决心。
同我一九四六年出国以前比较，有许多大家都看得到的基本进步。我觉得多数措施都从长远处、根本处着眼，先满足大多数人的起码的要求，而不致分散精力去锦上添花。今天的中国，可以说做到了丰衣足食。无论在城市和乡间都看不到像以前穿得非常破烂的人。关于食物问题，近七、八年来，可以说达到相当彻底的解决，与食衣关系最密切的防旱防洪工作，成绩可说是旷古未有的。军人从贫贱可怕变成了生产教育方面受尊敬的领导人物，整个国家由一盘散沙变成严密的组织。在医药健康上，不但根绝了若干传染病，而且一般人民的健康水准也普遍提高。男女平等方面有长足的进步。文盲差不多完全扫除了。在工业化和机械化方面，比起先进国家来，仍是很落后的，而且待做的事极多，可是不能否认比解放前好得太多了，尤其是在自力更生的原则下，可以说把最难的从无到有的一步走过了。从辛亥革命到解放将近四十年间，很难找到连续两三年没有规模相当大的战争在中国国土上进行，而解放后二十多年来，在国土上可以说完全没有战争。
在一九四六年我出国的时候，抗战结束了一年多，正是接收（或劫收）沦陷区蒋政府最失民心的时候，加上荒唐的通货膨胀，跟今天金融经济的稳定真是不可同日而语。出国前我在昆明，看到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一日流氓式的杀害四个学生。以后在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五日，作为诗人学者满怀知识分子良心的闻一多，居然也被暗杀。所以在感情上和我同一时代的知识分子也许比更早或更晚的知识分子对旧政府有更多一点的憎恨。
很多人对中国近年来有一种“进步必然论”，觉得比解放前一团糟的情形，任何政府都不能不有相当大的进步。好像说美国和日本若就国家总收入数字来算，在二次大战后都有惊人的提高，所以中国的进步并不是绝无仅有的。衡量这种说法的正确性，我们不能不分开两点：一点是中国本来有不同的问题，就是很困难的如何使政治上轨道的问题。另一点是衡量一个社会的进步，用金钱的数字作标准太不可靠。举例来说，当然中国今天在汽车、飞机、洗衣机、电视、电话、厨房设备、抽水马桶、洗澡盆，乃至农业的机械化，工业的自动化，住处的舒适，就总的数目讲，比美国差得太远了。可是另一方面，在财富的分配问题，在妇女问题，在少数民族问题，在社会治安问题，在一般人民的思想教育问题，都比美国要好。特别奇怪的一点是医药健康方面，中国不但相对地比美国要进步，而且绝对地比美国合理而普及。就具体的例子说，中国已根绝花柳病，医生在不同地区的分布远较美国平均，工作妇女生育有五十六天的休息期。赤脚医生和美国医生协会的垄断成一个显明的对比。此外医药价格比美国低得太多了。记得乔治·凯南曾说美国已把基本物质经济问题解决，可以集中精力解决心理社会问题。我觉得这话有一点过于沾沾自喜。很可能心理社会问题更基本，而在盲目发展的物质经济的过程中，破坏了建立一个合理社会的许多基本条件，因而不得不绕远路。把这种绕远路误认为进步，这是不是真正的进步，是一个值得大家深思的问题。技术文明的发展，可以和人民的福利同道而行，也可以和人民的福利的发展背道而驰。在美国我们看到很多例子，高度技术文明的发展和一般人民福利两者间的距离是在愈拉愈远。
记得一九四九年人民政府成立的时候，若干西方的政客和社会科学的专家学者，说要把中国和印度看作两种不同制度比赛的实例。意思是要在几十年后比较两国成绩的高下，来决定两种制度的优劣。现在二十三年之后，我想不会有人诚心地不承认中国的成绩远远超出印度的成绩。（二）国内发展的几个具体例子
在国内四个星期，我参观了三个公社，一个是广东北部山区里佛冈县汤塘公社的洛洞大队，一个是上海西郊的虹桥公社，一个是我原籍山东齐河县的安头公社。广东和上海（指汤塘和虹桥——本刊注）是比较模范性的公社，好像习惯于接待去参观访问的团体，安头公社则比较落后，我父兄出生地的王举人庄是这个公社的一个劳动大队。我能破例地被批准去参观这个公社是件很值得感谢的事。这一区一向是特别贫苦的，就是在今天，比起一般别处的公社仍然要落后得多：即使在齐河县境内，现在也还是最穷的一个公社。
在参观的时候，我特别感觉到根本与细节的区别。抗战前我曾在家乡住过相当长的时期，那时候，大约十年总有九年有灾害，水灾相当多，而旱灾更多。
安头公社一区全是沙地，收成不好。这次参观最使我佩服的是防旱防涝的工程。把黄河从害水变为益水引进来灌溉，又筑有排水沟来防止水量过多。此外大规模植树，帮助改善沙土的土质。我是七月二十日去参观的，就在我去以前十几天齐河县内一昼夜下了二九九毫米的雨，相当于平常一年的雨量。在以往的情形，这样一场雨，整季的收成都要给毁掉了，而这一次并没有什么大害。
（待续）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3.0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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