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七十年代》月刊载文：《王浩教授：中国之行的几点观感》（完）
[1973年03月]
香港《七十年代》月刊载文：《王浩教授：中国之行的几点观感》（完）
有些朋友厌倦了美国争名夺利的日子，觉得回国以后便可以完全没有竞争的问题和苦恼。这在基本上当然是对的，但是我以为既然仍在按劳取酬的阶段，仍是不能没有各人工作价值大小的问题，只是标准颇不相同而已。
我同多数看见的师长和亲友都有单独长谈的机会，单独去过六位的家里，每次总谈两三个钟头以上。有些住得远的，因为我不易找路，曾到旅馆来看我我。另有一位碰巧和我在一个旅馆同住了一天，又多些谈话的机会。我的印象是几乎所有的人都相当起劲。最令人羡慕的是一位学物理的同学，以前在美国很喜欢古典音乐和西方文学，现在全心全力在作应用物理的研究，和同事们密切合作，对思想学习方面很卖力。他的工作时间很长，可是还觉得想做的事太多，时间不够，生活充实，现在对古典音乐、西方文学之类填空白的业余兴趣，已经全不需要了。这种情形对于有些在西方住久了的人不易了解，我也很难有一个亲切的体会，可是我对于这个朋友确已做到这一点是深信不疑的。
有一位朋友爱拉提琴，多年来仍然继续，还加上了钢琴。他是相当有成绩的一个科学家，为人诚实而谦虚。据他自己说，回国二十多年来，他并没有积极参加政治活动，也不是党员，可是他有两样一般中国知识分子都不难具有的立场，第一是爱国，第二是对共产党的建国成绩佩服。我可以看到他很受人尊重，很受优待，同时精神也很好。
我以前一位专门念书的老师，这次看到，觉得他身体和精神都比三十年以前还要好得多。更特别的是，他好象没有改老脾气，仍然是任了自己的兴趣随便看不同的书，研究不同的纯理论的问题，同他谈许多偏僻的学者学说和专门问题，好象回到了多年前在昆明做学生的时代。因为他在研究机关做事，所以比教书的拘束较少。在大学（象北大和清华）教书的老师和朋友们，就要有许多为教师必做的工作，象编写讲义等，额外由自己支配的时间就少多了，而且有人告诉我，教书的人一般全力用于教书，很少机会做和教书没有直接关系的研究，这一点也有许多人觉得不妥，在讨论如何改革。
在北京看到许多长久没有见面的老师和同学，一方面非常兴奋，一方面难免要想到何以没有碰到很多年轻一些的学术人才，是不是解放以后学术方面出的人太少呢？后来发现这有几个原因。第一是回去的人所认识的人都是年龄较大的，第二是年纪轻的人较多分派到北京以外的地方工作，第三是由于注重理论结合实践。在纯理论方面的工作较少，年轻人的名字在国外不大有机会听到。
发展科学当然和教育问题有密切的关系，特别是如何鼓励及培养青年科学家的问题。在西方有一种很普遍的信条，就是自然科学研究，特别是理论科学，最重要的是青年的一段，有的说十九岁到二十六岁，有的说二十岁到三十岁。这一点我觉得在国内是不接受的。有许多人想到何以不可以用选拔乒乓球员的办法选拔青年的数学或理论物理的人才。这种想法实行起来有许多困难。
学术研究和人才教育等问题的中心是怎样才能找出一种适合真正社会主义社会的办法。例如美国和苏联，都有过大同小异的鼓励青年科学家的办法，当然不见得有最大的效果，但是不能不承认有相当的效果，在国内的整个路线说来，绝对不愿用他们的办法。至于用什么办法呢？这是国内很多学界人士正在不断探讨的问题之一。和这一问题有关的是大学中学课程的问题和大学招生办法的问题。自文化革命以后，中学毕业不能直接升大学，单靠书本上的功课好也不能进大学。此外大学中学里，在一般课堂和实验室的功课之外，都配合上实践和劳动，有许多大学教授觉得文化革命以后的大学生，程度太不整齐，不容易教。关于这些基本措置跟发展科学间具体的关系，有许多都是大家正在研究讨论的问题。
关于教育和生活脱节这一点，在美国也讨论得很多，只是大部分限于纸上谈兵，不象中国在作大规模的实验，同时中国在研讨这问题上下的功夫较深而广，而且一有决定，执行起来比较容易。
关于理论和实践的问题，粗浅说来是理论有没有用的问题。不同的社会所要用的当然不同，这种情形在文学艺术和人文科学方面最明显。在自然科学方面，大家觉得一种理论是否有用和社会制度的不同，关系较小。不过有用没有用这个观念仍是很复杂的。例如送人上月亮自然是数学和物理的应用，但是很难说这种应用会直接增进一般人民的福利，很多人觉得若把这方面的力量用到改造社会，医学研究等方面，会更合理。
关于科学的发展，从一个学科看，和从整个社会的发展看，有很大的不同。例如在第一次大战之后，波兰在抽象数学方面，有很出色的发展。可是这种发展，对整个社会的进步，完全没有正面的影响，反而分散了若干有用的才能，减少了为社会进步而努力的力量。解放以来，大致上说，国内对抽象研究，较不重视。很多人觉得先发展工业，再发展理论，更容易使科学在一个社会里基础稳固。在中国这样一个有极多有才力的人的国家，在目前各种与社会直接有关的基本工作已有很好的成绩之下，当然会在科学和一般学术上，兼顾到许多不同的重要方面。（五）往何处去的一部分问题
这次回国参观以后，难免想到一些将来的问题。当然对于中国将来具体发展的方向，我虽然兴趣很大，因为知识不够，了解不够，是不能有什么全面性的意见的。只能就我碰巧看到或想到的一些小事或片面性的问题随便说一点。此外也想到在国外的知识分子该做些什么的问题。
当前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进一步工业化的问题，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农业更进一步的机械化。在工业化的途径上，中国已有了很大的成就。在自力更生的原则下生产了各种近代的工业成品，无论汽车、拖拉机、飞机、大炮、轮船、计算机、核子弹、火箭、钟表、照相机、药品、晶体管，等等，都已经自己制造，一般说来数量不大，而质量相当高。此外更在思想和精神上有颇为彻底的准备。近年来国际形势好转，是一个大规模实行“洋为中用”的好机会。所以现在积极准备与外国文化交流，以及购买每种数量很少的最进步的外国工业成品，以供参考。在这种情形之下，当然有许多重要的细节问题，例如买什么，先买什么，送什么人出国考察，允许什么人到中国交换意见。在这一方面，居留外国的中国人，因为熟悉当地情形和自己的专业，有一个机会可以参加意见和供应材料。
在国内得到一个印象，就是在今后很欢迎居留国外的中国人和国内多多接触，而且在专业上多多交换资料和意见。也许可以说把居留国外的中国人（包括知识分子）当作国家资源的一部分。不过更合理的说法是，每个中国人都有爱国的自由，政府是尊重这种自由并且加以鼓励的。关于学术发展，中国作为一个文化悠久人口众多的国家，当然不会限于自然科学。就是在自然科学方面，也不限于直接对工业、农业和军事有关系的方面。现在不但在自然科学重新注意理论，全面发展研究，在人文科学方面我相信在现在一般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的基本立场更清楚以后，也会有丰富多采的争鸣。事实上在中国，思想教育和哲学教育的普及和提高，是世界上史无前例的。
我想在国内发展学术，一定仍会依照一贯的“雪中送炭”的原则。例如中国在核子弹和火箭方面的发展，要点在于自卫，我猜想并不一定要同美国和苏联作数量和细节上的比赛。推广来说，在不同的部门，也不必需要包容各种外国的枝枝节节的研究，要别人有的我们都有。
进一步的工业化，自然会注意到工业化所产生的许多问题，如城市太拥挤，空气不清新（污染问题），分工太细使人的生活内容贫乏，各种不必要的浪费，汽车太多的毛病，等等。中国有机会对若干高度工业化社会的病端，加以仔细的观察研究。这可以帮助防患于未然，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在实行洋为中用的过程中，也有一个相当基本的矛盾。对洋的研究不够深人，不会尽量利用。对洋的研究深入，不免要费力去学一些不重要甚而有害的东西。特别是技术科学也不免牵连到道德价值的问题，需要好好分辨出来哪些是对发展社会主义合适的学术。
洋为中用，古为今用都包括一个继承问题和承先启后的问题。有些东西，也许现在不合用，而等社会发展到更高的阶段会有用。没有抽象的人性，但是在阶级社会里的文化中，仍愿意找出比较有永久性的成份来继承。我想社会愈稳定，人民的思想愈进步，也就愈可以容许争鸣。大原则大家懂了以后，鸣放的主要作用，不会是要资本主义复辟，而是丰富社会主义文化和生活的内容，使马克思主义得到更多的具体发展。（完）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3.03.08
上一页 本月目录 本年目录 总目录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