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七十年代》月刊载文：《王浩教授：中国之行的几点观感》（续三）
[1973年03月]
香港《七十年代》月刊载文：《王浩教授：中国之行的几点观感》（续三）
（己）修正主义和极左派
在国外常有人说极左派的失败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失败，也就是毛泽东路线的失败。这次在国内看到听到的，说明了极左派绝不代表毛泽东思想或文化大革命的目标。不仅如此，极左派提出在实际情况下不能实现的空想，产生一种反面的作用，和修正主义殊途同归。片面地宣传“天才”的作用，是为野心家壮声势，曾遭受到毛主席亲自写文章批评。
说到修正主义，只看表面，难免有一种误会。好象说世界的局面不断的变化，怎么可以不修正经典的主义来适应新的情况呢。事实上反对修正主义，并不是说在实践上不需要随机应变，而是说在基本原则上，特别是道德价值标准和兴无产阶级灭资产阶级的大目标方面，要坚持主义的正统。修正主义往往只看到短期或局部上可以加速取巧的办法，而没有顾到长期和全面上的坏影响。而且说来说去，这些根本的坏影响总是走向资本主义复辟的方向。
举例来说，苏修的社会帝国主义，不但在国内有许多贪污腐败的现象（包括共产党员往往只想到特权不想到责任），而且在国际上到处找海军基地，讨好美国，拉拢印度要走杜勒斯包围中国的老路。又如在东欧许多号称社会主义的国家里，在许多人文科学方面做资本主义社会的尾巴，象在英美已成强弩之末的学院里的形式化的分析哲学还在那些国家红得发紫。在修正主义的国家里，因为社会的实际和马克思主义愈来愈少关系，所以主义只成了空洞的教条，大家敬而远之。关于修正主义国家腐化的情形，有好些亲眼的报道，这里不再多引。（庚）自由和民主
往往有很多人觉得只要提出自由和民主两个大帽子，就把讲共产党好的人将了军。可是如果冷静一下想想这两个名词的意义，就觉得问题很不简单。有一派人对于美国所见到的民主和自由，并不心折，提出所谓“理想的”自由和民主，说是虽然在实际上现代的美国社会和中国社会各有短长，但是中国太没有“理想的”自由和民主了。这种应用“绝对观念”来衡量现实，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意见，就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不是“碰巧”没有实现理想的民主和自由，而是基本上没有这种可能。
另一派人说，象美国这种不合理想的民主与自由，也比新中国好，中国连这一点都没有。这就牵扯到很多基本的问题了。民主和自由要点是在增进一般人的幸福。单单是可以投票选举，票多的当选，并不见得就选到最合适的人，事实上所选的人往往很不带劲。有许多重要问题，往往不适合于只用服从多数的办法来决定，因为彻底研究调查和说服工作，是非常重要而不可缺少的准备步骤。说到自由，许多人觉得街上的人可以随便骂总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可是试问这种骂的自由，对国家大计能够有多少影响呢？大资本家基本上控制了舆论和民意，民主的效用实在有限。在个人生活方面，说到了基本的职业问题和任意做自己觉得有意思的事的梦想，一一般人究竟有多少自由呢？
自由应该是一个正面的观念而不只是不受束缚，可以任性。可以任性做的事如果都是对自己和社会没有意义的事，这种自由只能算是一种消极的观念。有机会发展自己的能力和认识自己的工作的意义，才是更重要的一种自由。所以把个人的工作和一个集体（生产小组、大队、公社、全国等）的成绩密切联系起来，可以增加工作的意义，因而增加个人的自由。此外像前面提到的公社里的中学小姑娘和我的堂侄，在新社会发挥出许多在旧社会不能发挥的潜能，在一个基本意义上，可说得到了很大的自由。
就民主一项来说，中国的民主集中制包括了许多上下交流，调查讨论的通道。两条路线的斗争，在各级各层，都在不断地进行，可以说是实现民主很重要的一个工具。所以有人说，中国是一个政党两条路线，美国是两个政党一条路线。就具体的实例来讲，工人有权而且实际上应用这种权来治厂。听说工厂选主管，有三上三下的办法。先由工人集体选出五六个候选人并把他们的长处短处指出，然后由上级审查批评或淘汰一两个，再由工人重新讨论淘汰。这样三上三下共六次，最后由工人选定一个主管。
有人听到无产阶级专政，就想到寡头或独裁政治。其实在中国的情形，正因为组织严密，反映民意的机会很多，而且很有效。因为在中国，在各级组织内部公开讲理是比在西方国家普遍的一种现象，而且不是靠钱和势来在背后操纵舆论和宣传的。
就知识分子说，如果自由决定遵守为人民服务这一原则，因而在许多行动细节上感觉到这一原则加了许多束缚，算不算是不自由呢？如果算是不自由，这种不自由似乎也不是坏事。例如华盛顿自由决定参加革命，以后不能任意去做许多别的事，这种失掉自由，好象并不能说就是坏事。往往因为我们不细想控制我们行动的许多外在条件，我们容易觉得自由。理智上作一个大的决定和选择以后，这选择有许多后果，我们情感上会觉得不惯。这种不惯如果说是一种不自由，乃是和奴隶的不自由完全两样的。
我绝没有意思说在今日的中国，已做到了理想的民主和自由。我只是说，至少自由和民主这两个大帽子不能一下子就压得社会主义透不出气来。进一步说，我觉得对这两个观念应该细细加以研究，因为共产主义的目标是要人类得到真正的自由。（四）知识分子问题
大家最关心的知识分子问题，直接牵涉到若干建国的问题。发展学术除了配合进一步的工业化之外，也关系着整个中国未来文化的发展。教育和生活脱节，中外都感到是一件迫切需要解决的事。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也是一个普遍的问题。
这次在国内看到了许多师长和当年的同学，有两个一般性的印象，一个是关于发展学术和改革教育，大家都很虚心，若干基本的策略办法，大家在积极地讨论、摸索，毫不武断。一个是每个人积极的程度有相当大的差别，但对于基本的去私立公的立场大家至少在理智上都不能不接受。至于要问是不是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很开心，都肯无保留的说真心话，我觉得很难有一个确切的答复，即令我在国内不是住了四个星期，而是住了四年，恐怕也还是不能有一个令自己满意的答案。事实上，问题也许不该这样问，因为知识分子在各种社会里都会苦恼，这是自古已然的事，在新社会里总不免去了旧的苦恼，添些新的苦恼，何况去私是非常难的事，理智上接受为人民服务的原则，并不见得就能在情感上接受这一原则的后果。
举例来说，有许多人在美国住惯了新式的大房子，回国会觉得住处不够舒服。在国内据我的了解，一般不能随自己的意愿换差使，而且往往不能随自己的意思不换差使，不去别的地方工作。此外我看到有些知识分子的子女，就书本的知识说，程度很好，但是没有能上大学。大家都晓得，孩子上大学这一点，许多知识分子看得很重。可是就在今天，知识分子的子女，在比例上仍比工农兵的子女上大学的多。
学文法科的人，大约更特别会感觉到在美国和中国，工作的办法和方向有很大的不同。在西方国家，这类学问往往与实际生活脱节，所以说起话来，发表起作品来，好象拘束较少。在中国则因为这些学问，和社会的实际情况有密切的关系，不能过于任意，对于只习惯于抽象思考的知识分子，做起来格外困难。
（续三）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3.0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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