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和内蒙之行----我度过青春的地方》（二）
[1973年02月]
《西域和内蒙之行----我度过青春的地方》（二）
作者:美国教授拉铁摩尔
一九二七年，我和妻子骑马从乌鲁木齐出发旅行，第三天到达玛纳斯。这一条路，旱季积着厚厚的沙土，在潮湿的雨季就变成泥沼，到冬天就冻得象冰一样坚硬。旅程大约是一百五十公里。今天坐汽车在坚固的柏油路上奔驰，大约三个小时就到了。在玛纳斯附近的石河子，正在进行大规模的填埋工程；中心有军队的兵营。
不过，这个兵营的工作包括农业、饲养家畜，并经营许多工厂。
居民提供常驻军事兵力，同时自给自足——这种屯垦边疆的概念，在中国是和万里长城同样古老的。要理解这个传统的概念和今天在石河子成功地发展着的局面之间的差别，就需要或多或少的数字。
新疆的面积大约是一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体上相等，相当于美国得克萨斯州的两倍。
在称为解放年的一九四九年，经济大概百分之八十是农业和畜牧业，百分之十九是手工业。比较近代化的企业只有十三家，雇用人数只占人口的百分之零点五。二千二百家企业
到一九七○年为止的变化真是有革命意义的。大小企业有二千二百家（粗算），雇用人口占了百分之五十九。农业、畜牧业的雇用比率降低到了百分之四十一。
工业与农业、机械力与人力之间的新关系就说明，一个部门的经济活动不是在牺牲其他部门的基础上发展的，农业、畜牧业、工业互相支援了其他领域的发展。过去在国民党和边境地方军阀统治下的汉族中国人的农业移民，通常都强制夺取蒙古族和哈萨克族的牧羊地。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在国民党统治下，为了把土地分给汉族中国人难民的迁移者，“用了安装在卡车上的机关枪来扫射哈萨克人的帐篷”（见拉铁摩尔著《亚洲的焦点》，一九五○年波斯顿出版，第一百五十页）。
中国共产党掌握政权后，立即彻底改变了这样的政策。英国记者巴兹尔·德维特在他一九五八年伦敦出版的著作《活着的土耳其斯坦》中写道：“汉族中国人的移民们已经不再做挤掉维吾尔族和其他非汉族人的事情了，他们用自己的双手把沙漠和半沙漠开垦为耕地，进行耕种。”
石河子的开垦计划表明开垦是怎样进行的。最初的移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生产建设兵团（中国人不喜欢有帝国主义味道的殖民者这个词，而喜欢移民这个说法）。这些军人移民一直遵守着对中国军队来说至今还是极为重要的传统。“这棉花长得怎么样？”
中国人喜欢讲样板。军垦区的样板有南泥湾。当年南泥湾的一名老将，现在就是石河子领导干部之一。
主要的工业用农产品是短纤维棉花。可能这是移民最引为自豪的品种。他们以杂种棉花进行了七、八次试验才取得了成功，现在他们这样说：
“俄国专家说，这里绝对不能种棉花。怎么样，你看这块棉花地？”
今天的中国的特点，就是农业改进和工业化同时迸行。我还记得当年骆驼队载着吐鲁番的长纤维棉花，通过内蒙古运到呼和浩特，再从呼和浩特改装火车到天津，再从天津换海轮运到上海，以致价钱同美国长纤维棉花相同。当然，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和美棉竞争，意味着的是吐鲁番的棉农只能获得非常低廉的代价，结果只有极其有限的购买力。新制度纠正了这种贸易不平等的情况。石河子不仅生产棉花，而且还在自己开设的纺织工厂内纺纱织布。这些工厂有四千多工人和职工。现在，这些工厂已向意大利和加拿大出口“灰色毛毡”，又出口长纤维棉花种籽，运到阿尔巴尼亚。
这个费尽心血建立起来的综合组织在防御上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但是不应该神经质地强调这一点。在新疆，人们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完全动员起来进行防御，这一点是用不着怀疑的，但是它和为了进攻而作的动员完全不同。而且，我们见到的标语、听到的口号全都是强调要“保卫祖先的土地”，并不是要求扩大领土或收复现已成为苏联领土的“失地”。绿洲城市
一九二七年我和妻子在乌鲁木齐准备出门，在新疆作一千英里（一千六百公里）的骑马旅行。我们买来了马，先作短距离的旅行，试试我们的马和我们自己。
那时只要找到水，到处都挖了运河和水渠，开辟非常肥沃的绿洲。绿洲是不靠雨而完全靠灌溉才存在的。从东边的哈密到西边的喀什，在沙漠中，绿洲就象用线串起来的念珠那样地一块连着一块。连结绿洲的线绕过莎车、和田折向东边，经过罗布泊，通往甘肃，形成环状。这个巨大的“环”的两边就是把汉帝国和罗马帝国沟通的古代“丝绸之路”。内地的“上海”
吐鲁番是位于哈密西边的第一块这样的绿洲。一九二七年我和妻子骑马来到这里时，这里是一座正在崩溃的乡间小镇，好象沉睡了似的。由于十八、十九世纪连续不绝的战争和叛乱，灌溉地区已经不如过去那样广阔了。虽然是春季，街道两边的住家却户户都用细小白杨树作成的凉棚遮盖着。
这里非常炎热，不下雨，连一片挡住太阳的云彩也没有，因此，夏季的气温连日都达到摄氏四十六度。居民全是说土耳其语的维吾尔族。
美国的地理学家埃尔斯沃思·亨廷顿主要根据新疆旅行的经验，提倡“地理唯物论”而出名了。因而也成了议论的目标。他说在六十多年前，向维吾尔人就农业以外的工作，例如开矿和五金加工等工作提出问题，得到的回答是：“这种事情只有汉人才知道。”
然而新疆在过去任何期间都同中国的其他内地边区一样，对知识决不是漠不关心的。直到十九世纪近代帝国主义进行扩张为止，中国从来没有遭受过来自海洋方面的严重侵略。强有力的侵略都来自长城的另一边。每次侵略都伴随着文化的影响和思想的交流。几个世纪以来，吐鲁番这样的绿洲（绿洲不只是吐鲁番）是一种内地的“上海”。而且它不是由外国的征服者统治的“上海”，而是在任何时代都由中国的无比巨大的文化和政治的威信统治着的“上海”。在这里，中国人遇到许多来自远方的人，和他们通商、谈判。接待我的维吾尔人
如今，吐鲁番这样的绿洲不能称为“新上海”了。把它称为多民族国家中国的新活力的表现才是适当的。我乘坐中国造的汽车在设计得很好的公路上舒适地行驶，只用一个小时就走完了从前骑马到吐鲁番要走一天的路程。这座城市是县的中心地，在一九四九年的“解放年”，人口是六万九千人。现在有人口十二万，其中维吾尔族九万四千人，汉族一万六千人，说中国话的伊斯兰教徒回族一万人。这个数字说明人口的增加是由于维吾尔族人的增加，而不是由于汉族人的迂入。
从前象吐鲁番这样的绿洲是由汉族的官吏以“殖民”方法统治的。这次访问时，主要接待我们的人是维吾尔族人。他比任何统计数字都雄辩地说明在维吾尔自治区，维吾尔族是真正重要的——不是陈列橱窗性质的重要。（二）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3.0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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