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和内蒙之行----我度过青春的地方》（一）
[1973年02月]
《西域和内蒙之行----我度过青春的地方》（一）
作者:美国教授拉铁摩尔
【本刊讯】日本《每日新闻》一月一日、四日、六日和九日连载美国拉铁摩尔教授的文章，题目是《西域和内蒙之行——我度过青春的地方》。
《每日新闻》按称：“中国、蒙古问题的权威欧文·拉铁摩尔教授应重庆时代的好友周恩来总理的邀请，从去年八月到十月在中国的内地、新疆和内蒙古作了一次旅行。新中国诞生以来，外国的专家学者是第一次访问这些地方。每日新闻社在亚洲调查会的协助下，获得了独家刊登这篇宝贵的游记《西域和内蒙之行——我度过青春的地方》的权利。”
现将拉铁摩尔的文章摘要连载如下：
对西欧人来说，中国在某种意义上是传奇的地方，是马哥孛罗乘坐带篷马车横穿西域到过的地方。
对我个人来说，这个传奇的地方带有特别优美的情调。因为这个西域是我在遥远的一九二七年和我妻子作蜜月旅行的地方。当时，我们还横越沙漠，翻过陡峭的山口，到了克什米尔和印度。这次新疆之行期间，我心潮起伏，往事又一幕一幕地浮现在脑海之际。
我这次在中国的旅行，其实是相隔二十七年以后的第一次。上次是在一一九四五年的圣诞节和一九四六年元旦之间这段时间里进行的短期旅行。当时我作为美国调查日本支付赔偿能力的调查团的一员，在日本逗留几个月的期间。
这次，在中国方面既不要求日本赔偿，也不进行报复，又不推行超级大国的霸权政治，这样子地同田中首相就一项探索有无可能树立新型的和平的建设性的关系的协定进行谈判时，我偏巧又在场。
想起这件事，我就感到真是一次有讽刺意味的巧遇。
我在接到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的邀请时，要求重访从新疆经内蒙到东北地方（旧满洲）的广大北方边境地区。这是因为，从一九二六年初到三八年底，这个地区是我的主要研究领域。不断追忆往事在从北京乘飞机去西北的旅行过程中，往昔的回忆相继浮现出来。在延安没有空闲时间走出机场，但是看到河流转弯处山岗上耸立着的宝塔时，我清清楚楚地回忆起了一九三七年访问这里时的情景。
我看到毛泽东主席就是在延安，他和其他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多次接见美国作家的地方也是这里。那是在芦沟桥事件只不过两三个星期以前的事。如果是军事思想狭隘的人，恐怕会认为需要对我“保持军事机密”，但是尽管我提出了这样的要求，这些中国领导人，特别是毛主席，却以最坦率的态度谈了。他们具有惊人地明晰的头脑，预言了战争的爆发、演变和结果，以及战争对国共两党围绕着爱国抗战的领导权进行的斗争的影响。我现在想起这件事，意思是要再次唤起注意，中国的政治和外交作风决不是“权谋术数”性质的，而是极其坦率的，是好事。
我第一次见到周恩来总理也是那个时候。后来，从一九四一年到四二年，当时他是驻重庆的正式党代表，我是罗斯福总统指定的蒋介石总统的政治顾问，那时，我和他成了知己朋友。我想，当时在这样的关系中，我们是互相理解的。当时我向蒋总统提的建议，毫无疑问，是“资产阶级”的建议，但是我真诚地努力去优先做了自认为符合蒋总统和中国利益的事情。四个小时到新疆
我们在西安的停留也是短暂的。在汉朝、唐朝统治下的中华帝国的伟大传说的时代，西安不止一次成为首都。西安雄伟的古代城墙一部分依然耸立着。北京的城墙和我访问过的其他中国城市的城墙一样，几乎全都拆掉了，我觉得很可惜。如果完整地保存城墙，就阻碍现代的交通，这虽是事实，但是城墙毕竟是历史遗迹，即使是封建帝国过去的遗迹，也还是保存到足以推测其实体的侧面的程度就好了。
黄昏时分，我们到达了甘肃省的省会兰州，第二天飞到了中国伟大的中亚的新疆省（现在称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省会乌鲁木齐。
时间这个因素说明遥远的内陆亚洲的新疆和中国其他部分的关系的变化。“解放以前”（中国人这样称呼一九四九年以前的中国），从内蒙的呼和浩特到新疆，商队骑骆驼要走四个多月。今天，从北京到新疆这样更远得多的距离，乘火车走四天，而快速的中途不停的班机，只要四个小时。
我们乘坐的是慢的班机，中途停了几次（因此更增添了旅行的兴趣），在兰州住了一夜，所以用了两天。兰州是“长城里边的中国”的最后一座大城市，位于世界最古的车辆交通要道之一的、通往内陆亚洲的有名的丝绸之路上。传奇的土地
在丝绸之路的上空飞行时，我们亲眼看到了万里长城最西端的残迹。禁止从飞机上照相的规定使我们感到恼火。
在这个荒凉地区的酒泉、嘉峪关、玉门等前哨地的名称，除了在干燥无味的历史纪录中有记载外，还留在几个世纪的诗和史书的浪漫的故事中。就说嘉峪关吧，在这样的亚洲大陆中心，气温变化急剧，所以自古以来就有“早晨穿皮袄，中午穿薄纱”的说法。
我们的飞机降落在哈密机场。要看那美丽的绿洲却有点太远了。哈密，用维吾尔话来说是科尔，是以哈密瓜闻名的地方。在中国，关于各地的“三宝”，有数不清的押韵的俏皮话。新疆的“三宝”就是，“吐鲁番的葡萄，哈密的瓜，库车的姑娘美如花。”新工厂的烟囱
我在一九二六年常常听到内蒙古的中国人商队的男人们谈论把哈密瓜当作给满清皇帝的贡品，由特快的骆驼商队跋山涉水远道运往北京的情况。哈密瓜要用冰镇着，还要用稻草厚厚地包上。
再往前走一点，我们就通过了奇台附近。
到达乌鲁木齐的时候，我能够认出来的唯一标记就是有名的红山，山顶上有一座宝塔和优雅的亭子。这座山的颜色和名称都是革命前早就有的。这个标记恰如其分地是新的新疆的象征。避开新工厂的烟囱而把红山的景色拍摄下来已经完全不可能了。
自从我第一次访问新疆，作了广泛的旅行以来，已将近半个世纪了。这次新的访问中，使我受到最强烈触动的是，许多旧的东西一扫而光，发生了象雪崩一样的变化，同时也使我感到变化无论多么迅速多么剧烈，过去和现在总是有什么东西联结着的，而这种东西就是过去遗留下来的遗物。历史是不可割断的。它的民族
新疆的人口，在一九四○年到四一年，据省警察当局的调查，推算是将近三百七十五万人。这次人们坦率地告诉我，现在的估算是八百万人，因为变化过于迅速，所以这个数字也不能说是准确的。
据说五十年前，人口的百分之八十是绿洲的农民和城镇的居民维吾尔族，大约百分之五是“汉族”人。其他百分之五是回族，其余百分之五的人口是由许多种族构成的。
按照今天的统计，维吾尔族在全人口中所占的百分比下降到大约百分之五十了。尽管如此，汉族仍然是少数民族，和前述其他少数民族等同看待。所有这些少数民族由于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的改善，人口都有了相当大的增加。
逗留期间虽然短暂，但是在今天的新疆，这种新的互相融合的社会有什么样的机能呢？探讨这个问题是深有趣味的。（一）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3.0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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