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歇尔·格林关于中美关系的讲话：《美中关系------在正常化方面取得的进展》
[1973年02月]
马歇尔·格林关于中美关系的讲话：《美中关系------在正常化方面取得的进展》
【美新处华盛顿二月二十日电】题：马歇尔·格林谈美中关系的讲话
美国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马歇尔·格林在华盛顿萨尔格雷夫俱乐部发表的讲话全文如下：
美中关系——在正常化方面取得的进展
正好一年以前，尼克松总统开始了他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北京之行。由于这项决定和总统同中国领导人进行的会谈，在世界外交方面打开了对和平事业来说是好兆头的新局面。在这个一周年的时候，我想向你们谈谈北京最高级会议的主要成就、后来我们取得的进展以及我们在为了改善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而作的努力中对将来抱有的希望。
在总统对北京的访问结束时，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发表了一项联合公报，在这项联合公报中，双方表示相信“两国关系正常化不仅符合中美两国人民的利益，而且会对缓和亚洲及世界紧张局势作出贡献”。为了帮助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商定采取一些具体的手段，例如发展人民之间的交流、扩大双边贸易和改进政府之间的联系。
公报中关于手段和目的之间的区别是清楚的。总统去北京并不是为了贸易、交流或者甚至是联络本身的缘故而谋求这些东西的。对于中美关系状况的关注并不是集中在缺乏贸易、交流或者甚至是联络这一点上，而是集中在我们政治关系的状况上。关注的是我们的关系不“正常”；总统去北京是为了谋求一种正常的关系。
我们所说关系正常化是什么意思呢？尽管要实现它可能是困难的，这是与实质有关而不是与形式有关的一个简单的、普通的概念。进行贸易是正常的；各国容许和鼓励旅行以及情况与经验的交流以增进各国人民之间的了解，这是正常的。任何国家在完全孤立的状况中生活肯定既不是可取的也不是正常的。但是最重要的是，正常关系意味着各国尽管有分歧，但能够讨论它们的问题，目的是要解决这些问题；或者如果这是不可能的，至少要使这些问题是可以控制的，直到它们可以解决时为止。
这就是我们谋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关系。
但是，在我们甚至能够希望建立这样一种关系以前，必须解决某些明显的障碍。仅仅几年以前许多人还认为是无法克服的四个主要障碍是：相互猜疑，意识形态，印度支那战争和台湾。
其中，互不信任是最难于消除的和有待消除的最重要的东西，因为如果没有一种信任的气氛，国家之间的正常关系就无法建立。在这次最高级会议以前紧接着的那些月和那些年中我们的言论、尤其是我们的行动——其中包括消除现有的贸易、旅行和联系方面的障碍，根据尼克松主义减少在中国周围的美国军队——都有助于建立信任。但是正是总统去年二月对北京的访问终于打破了二十年的敌视的僵局，确立了一种信任的气氛。在这次访问结束时发表的公报的措辞就反映了这种新的气氛。
意识形态也许是一个不那么严重的障碍。时间的推移和在世界上摆脱集团政治的局面已经使冷战缓和了。在双方制定对外政策的时候，国家利益的重要性已开始超过了僵硬的意识形态或集团考虑。这次最高级会议既促进了也确认了这种趋势。我们双方都承认我们的分歧；的确，这份公报坦率地详细说明了这些分歧，这应当是外交史上最坦率的声明之一。然而，我们当时也能够一致同意下述这一点：这些分歧没有必要阻碍我们两国建立一种正常的关系，在不诉诸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的情况下解决我们的争端。对美国的对外政策来说，各国自己在国内采取什么结构并没有它们在国际上的行为来得重要。随着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逐渐同意这种看法，世界发生意识形态的对抗和冲突的危险已减少了一些。
意识形态不再成为妨碍正常关系的障碍，这样就有助于使越南问题能够不再成为一个障碍。因为，随着意识形态在对外事务中的重要性下降，印度支那战争对双方来说不再那么象是一场圣战，而更多地只是一场牵涉到几个国家的国家利益的战争，历史上有充分证据证明，圣战的结局很少是通过谈判取得解决的。教条是不能谈判的，圣战者能够希望得到的最多是不稳定的休战。但是，政策立场是可以谈判的，而通情达理的人能够找到通情达理的解决办法。（下转第四版）（上接第一版）
当然，我们并没有在北京谈判越南冲突的解决办法。但是，一旦美国和中国能够取得这样的协议——哪怕只是取得这样的默契——就是我们能够开始改善关系的过程而不必等待战争结束，那么越南问题取得解决办法的可能性就增加了。我们要和平，有充分证据证明中国也要和平。
台湾问题在最高级会议上没有解决，也不会在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双边会谈中解决。必须由——台湾海峡两边的——中国人自己来解决。我们关心的是，任何解决应该是和平解决。但是最高级会议使得有机会明确地重申我们的立场，并且消除中国人对我们的意图抱有的任何可能的误解，这样肯定有助于使这个易动感情的问题缓和下来。我们声明，由于考虑到将会取得和平解决，我们的最终目标是撤出我们在台湾的军队和设施，并且声明，在此期间，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我们将逐步减少在那里的军队，这样，我们就表明，我们并没有进行任何破坏台湾地位的阴谋。结果是，无论是这个问题本身，还是我们要保持同中华民国的外交关系和防务义务的意图，都没有成为阻挠改善美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双边关系的障碍。
自从这次最高级会议以来，我们一直致力于在总统建立的新关系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努力，发展和扩大上海公报中商定的三个手段：贸易、人民之间的接触和政府之间的联系。
基辛格博士作为总统的特别代表已多次到北京继续讨论共同关心的问题。
我们在巴黎建立了一个接触点，在那里，我们的大使们和他们的工作人员能够根据上海公报达成的谅解进行实际的、日常的会晤。
在纽约，我们两为驻联合国的使团已经就同这个组织的工作有关的问题建立了一种对彼此有益的关系。联系渠道是敞开的，并且正在被利用，不仅是为了减少由于事故、错误估计或误解而发生对抗的风险，而且也是为了作出积极的努力来确定有可能为了和平事业而进行合作的具有共同利益的领域。这就是正常化的实质。
在过去一些年在贸易、旅行和交流方面的发展进一步加强了这个趋势。这些结果虽然不是引人注目的，然而是令人鼓舞的。
去年十二月和今年一月，沈阳杂技团访问了美国的几个城市，这附带使中国电视观众在“牧场之家”的音乐声中看到了纽约市的一些镜头。你们对两个较小的但是重要的访问团——中国科学家代表
团和中国医生代表团——的了解也许比较少，他们在去年秋天来到美国同他们的美国同事交流了情况，并重新进行了接触。在我们方面，一千多名美国人——其中包括医生、大学教授、科学家、记者和企业家——在过去一年访问了中国。这些访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之间的不断改善的关系的象征和证据，但是，更重要的是，这些访问促进了这种关系的改善。
贸易开始的速度是缓慢的，然而这一年的初步数字和预计今年会达到的数字是给人深刻印象的。一九七一年往来贸易总额不到五百万美元，一九七二年贸易额跃增到大约一亿美元左右。一九七三年估计这个数字将增加两倍多。
从经济的角度或世界贸易的角度看，这也许是一个不大的数字。但是中国不是一个进行大量贸易的国家；就象交流一样，日益增长的贸易的意义在于它对我们两国之间的正常关系这一目标所作的贡献。
从这个角度看我们的贸易，值得指出的是，如果我们能在今年或明年把贸易增加到三亿五千万到四亿美元，我们很可能成为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
在过去一年，我们一直在发展和设法加强在最高级会议上建立的关系。但是将来情况怎样呢？我们将继续努力扩大贸易和交流，但是我们的目标将是国家之间的正常关系的实质：能够以一种合理的、切实的方式处理问题，而对一切有关的方面的正常利益给予应有的注意。
北京一度把我们看成是一个不共戴天的敌人，认为我们企图控制东亚各国，利用它们作为一个基地来威胁中国的安全。我们也把中国看成是一个扩张主义的国家，是对它的邻国和这个地区的稳定和有条不紊的发展的一种威胁。今天我们对彼此的看法正在改变。
在这方面，我当然不是谈一定会发生的事情，而是谈可能发生的事情——以及应当发生的事情。事情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今后若干月的局势。国家毕竟是由人统治的，历史上充满了一些国家决定不顾自己的国家利益的例子。
但是如果中国和美国能在建立正常的关系方面继续取得进展，并通过这种关系对亚洲的持久和平作出贡献，这个地区的紧张局势就一定会大大缓和，在这个地区的所有国家中间建立一个正常关系的体系的希望就会大大增加。
当我现在回顾过去一年所发生的事件时，总统的北京之行所具有的重大意义远远超过了它对改善美中关系所作的贡献。
总统的北京之行所树立的榜样既改变了人们的想法，也改变了各国的政策。总统的这次旅行推动了一系列通向和缓的运动。
在朝鲜就象在越南一样，敌对者已开始彼此举行会谈。过去彼此对峙的长期敌对者，现在正在争先恐后地向世界表明，他们至少也象他们的敌人那样通情达理和有灵活性。现在几乎是在以空前的规模举行着最高级会谈——一部分或许是由于目前处于喷气机时代而造成的——一种国际关系的新体系正在世界上建立。
总统的北京之行是催化剂；他树立了榜样，使看来是不可能的事情变为现实。我敢说，历史将会从这样的角度来估量他这次旅行的重大意义。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3.0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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