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和内蒙之行----我度过青春的地方》（完）
[1973年02月]
《西域和内蒙之行----我度过青春的地方》（完）
作者:美国教授拉铁摩尔
一个统计
但是，他给我们看的一系列统计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高级行政机关中的干部，就是说受过政治训练的人中，维吾尔族、回族等汉族以外的民族占百分之六十一。直到农业生产队的干部一级，维吾尔族占绝对多数，达到百分之九十。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在高级干部中，汉族人多（汉族人在全体干部中占百分之十，而在高级干部中却占百分之三十九）。这样的数字使人隐隐约约地看到了中国在不仅同苏联交界而且同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蒙古人民共和国接壤的重要边境地区的做法。
我们到吐鲁番的当天晚上，在葡萄架下进餐，业余舞蹈家为我们表演了歌舞。中国的文化影响正在无限地扩大到所有的方面。但是唯独音乐，从历史上看，却不是中国向外扩展，而是从印度、伊朗经过中亚的十字路来到中国的。这一点值得注意。古物的大收集家
一九二七年，当古代的城墙和废墟在晨曦中象影子一般地映照出来的时刻，我和妻子就上马启程了。当时，我们虽然知道自己正在通过唐代的吐鲁番盆地的“上海”高昌，但因为不是考古学家，没有到废墟去看一看。这次，我们一行分乘三辆汽车，舒适迅速地驶行，在步行登上废墟以前，有时间吃了美味可口的冰镇甜瓜。废墟的大小和规模给我们留下了这样的印象：这些遗迹反映了这座利用商行商作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城市所获得的财富及其发展情况。
应该说是考古学之宝的这种废墟，是只有靠发掘才能发现的。在世界上也是历史观念最强的中国人经常是古物的大收集家，农民也是大规模的发掘家。火焰山的洞窟
我们还访问了火焰山中贝泽克里克（音）洞的山谷。火焰山这个名称只不过是说褐色的不毛之山的颜色而已，但是在很长时间里成了新疆有火山这种谣传的根源。在这个山谷里的洞窟庙宇、神殿、修行人的庵等等，曾经饰有美丽的壁画。其中最杰出的壁画已经被人运到外国的美术馆里去了。当我们看到从墙壁上挖去壁画的痕迹——鲜明的长方形空白时，我们就充分地理解了他们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者”的不愉快的议论。它的巨大变革
从吐鲁番回来的路上，在乌鲁木齐附近，我们参观了一处纪念公园。那里有三座高高的纪念碑，上面用这个自治区的公用语维吾尔语、汉语、哈萨克语和蒙古语写着新疆的三位革命烈士的姓名和事迹。这三个人的姓名是毛泽民、林基路、陈潭秋。毛泽民是毛泽东的弟弟。人们大概会为这个事实而吃惊，但是我想不可以过分夸张这个事实。在中国共产主义的历史中，“同族的政治”只起极小的作用。更重要的事实是，和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蒙古族及其他族加在一起的总和相比，汉族在数量上是绝对少数，因而新疆不能称为省，而称自治区，而这三位革命烈士都不是出生于新疆的汉族。
深深扎根于中国边界史的故事构成了这些纪念碑的背景。二十多年以前，我同好几位美国的和中国的作家一道撰写并出版了《亚洲的焦点》一书。在这本书中，我的结论是，新疆未来的统治者，不管是什么人，都十分需要同苏联保持良好的关系。
今天，这样的评价，看来完全是不现实的。新疆改变了。它同长城里边的中国在历史上结合得空前地紧密。一条铁路从北京一直修建到了乌鲁木齐。但是铁路没有从乌鲁木齐再向前延伸，同苏联的铁路网不相连接。
看了新的新疆，把它和一九二七年、一九四四年时的新疆相比，的确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个变化是和中国的一切地方一样，维吾尔族在整个自治区和地区、工厂、人民公社、学校等单位管理一切的“革命委员会”中所占的数字。他们是真正负责管理的，还是只不过是汉族体制的傀儡呢？我的回答是：看人们的行动和谈话的态度就知道了。在旧时代，我看惯了“驯服的奴仆型”的人，而新的男子——妇女也一样——都不是这种类型的了。他们在行动时似乎都了解自己的任务，有自己的意见。中学的印象
我在乌鲁木齐访问了中学，在那里也得到了同样的印象。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是维吾尔族。学生的大多数是汉族，而教政治的女教师却是塔塔尔族，陪同我们的译员是维吾尔族。教师中，五十八人是汉族，三十一人属于少数民族（几乎全都是维吾尔族）。
教育的内容是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这在文化大革命以来已成了全中国的教育的标准内容了。但是他们也并没有忘记过去。我已经叙述了他们对于曾经从中国掳走了考古学上的珍贵物品的“外国文化侵略”的愤怒。蒙古族和汉族是一家
我们乘飞机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飞往内蒙古自治区，到达了首府呼和浩特。
在内蒙古。汉族比蒙古族多得多，据说同一九四九年当时比较，人口增加了一倍多。
新的内蒙古是在“人民解放年”一九四九年以后组织起来的。
往昔的民族主义概念是以蒙古人和汉族“对立的平衡”为基础的，而新的共产主义思想特别是“毛泽东思想”，是以“统一的平衡”这种想法为基础的。这就是“全体中国人”的利益的真正统一。所谓全体中国人，意味着包括蒙古人、西藏人及其他居住在中国的一切“民族”的中国人。在中国今天的政治术语，内蒙古的蒙古人就是有蒙古籍的中国人。人人都象是幸福的
从前，从呼和浩特去内蒙古的草原，首先要经过汉族移民的个宽阔的农耕地带。在那里，见不到一个蒙古人，而且，中国人把更多的蒙古人往北边驱赶，建立起中国人的村落，使这个中国人地带迅速地向北扩展。从前有一个原则，在种庄稼的地方，牧畜所需的牧草一根也没有；而在牧畜的地方，又根本不种庄稼。但是，如今中国人和蒙古人都在亦牧亦农的人民公社里劳动。而若干个“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则分别从事牧畜和农耕等特定的活动。蒙古人干畜牧劳动的多，汉族人干农业劳动的多，这是自古以来极自然地形成的习惯。
从前，在游牧时代的“饥饿期”即冬季到初春期间，牲畜总要大批地死亡，而现在已经大为减少了。但是也产生了新的矛盾：耕地越种越大，牧草地则越来越缩小，而牲畜（尤其是牛和羊）的数目增加了。
要使经济现代化，使社会进步，就需要进行更好的教育。所以，在内蒙古，当我看到数学、物理、化学等课程都以蒙古语教学时，我特别深感兴趣。
无论是在家里，在蒙古包里，儿童们首先应该用他们自己家里使用的语言接受最初的教育，这是原则。我觉得这个原则是有教育意义的，同时在心理上也是非常有效的。
还是回过头来谈谈在社会心理学上占重要地位的生活物质方面吧。内蒙古的一般生活条件已经得到了不可估量的改善。在哈萨克人或蒙古人的毡包中，只要同上了年岁的男人，特别是妇女一谈话，就可以察觉到，他们感到人身是安全的，生活是幸福的，对将来抱有信心。而这些东西，在我所熟悉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三十年代，的确是看不到的。
这就是目前我对于自己度过青春的地方和这次对我说来成了出色的新发现的地方——中国进行观察和评论的结论。（完）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3.0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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