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记者艾尔索普发自中国的报道

美国记者艾尔索普发自中国的报道 [1973年01月]

　　美国记者艾尔索普发自中国的报道
　　
　　【本刊讯】美《华盛顿邮报》十二月十五日刊载约瑟夫·艾尔索普发自南京的一篇报道，标题是《“除了聪明的中国人以外”，什么都发生了变化》，摘要如下：
　　
　　的确，在中国，除了无比坚韧、勤劳和聪明的中国人外，什么东西都发生了变化。生活的质量发生了变化，对过去的统治阶级来说大大地变坏了，对其余的所有的人来说大大地变好了。不仅在城市是如此，而且在昔日是边远的农村地区也是如此。农村本身也发生了变化，因为现在那里有树木和公路，浪费可以长好庄稼的耕地的坟头不见了。农业发生了许多引人入胜的变化，而且将来还要继续变下去。至于工业，一九四八年南京这个大都市的工厂不到四十家，而且主要是手工业性质的。现在则拥有六百多家工厂，至少有两家是雇用大约一万人的大工厂。
　　
　　的确，如果中国走运的话，我认为中国的变化可能证明比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以后俄国所发生的变化对世界的前途更加重要。在我当了差不多四十年记者的生涯中，我相信我现在在新中国度过的这一个月是我曾经经历过的最有意义的采访工作。
　　
　　因此，究竟应当怎样报道，我当然考虑得很多。也许我现在应当开始写别的可以更多地成为重要新闻的各种东西。
　　
　　然而看来我最好还是先抓我所采访过的最大的新闻。这就需要有一个开场白和作一些说明。
　　
　　作为开场白，我必须指出，我主要是在中国政府第一次对苏曾·玛丽和我开放的那些省会附近采访的。这是到了限度了（或者我认为是这样）。
　　
　　当然，我们所看到的东西，大部分得通过姚伟的眼睛，姚伟是外交部给我们提供的首席翻译和总向导、哲学家和朋友。
　　
　　说明就作这些吧。每天要用腿走十四小时，再加上通讯方面的问题，根本不可能定期作现场报道。虽然为时已晚，但我现在仍将根据我所作的大量的笔记写一些关于我所提到的那许多场面的报道。因为我认为那些想读我写的报道的读者有权知道我据以作出我的初步结论的那些原始材料。然后就要接着提出我的一些结论，虽然这是极遥远的未来的事。
　　
　　【本刊讯】美《华盛顿邮报》十二月二十七日刊载约瑟夫·艾尔索普发自昆明的一篇报道，标题是《昆明：一度为流放之所，现在为工业之乡》，全文如下：
　　
　　云南省昆明——在大战的四年期间，我曾断断续续地在这个城市居住过。除了机场、那优美的湖水和湖上的庙宇（“宝贵的文化遗迹”）以外，现在除非有人告诉我它确确实实就是昆明，否则我是认不出这个城市来了。
　　
　　特别是在清朝统治下，昆明是为非作歹的王亲贵族和高官显宦流放之所。富有的流放者为他们自己修造了许多美丽的大宅院。这些宅院是昆明主要的点缀品。此外，它是一个风景如画的省会（虽然很脏），是异乎寻常地内向的，因为它和中国其他的地方距离非常遥远，又非常隔膜。
　　
　　昆明的过去和现在之不同正是从这儿开始的。正是由于如此隔膜，所以过去曾被选作流放之所。清朝时，除御用“公路”外，进出没有任何真正的道路。这种御用“公路”经常是崎岖蜿蜒在云南山区的在岩石上凿出来的一层层台阶。
　　
　　一九四五年，当我最后一次看到昆明时，已经做出很大努力，起初是修筑老的缅甸公路，随后是修筑现已不再使用的史迪威公路，而首先是修筑了把云南省同国民党中国其他地区连接起来的另一条主要的公路。还有一条通往邻省贵州的简直要报废的铁路。
　　
　　今天，铁路交通很发达。你可以乘卧车直达北京，如果你愿意做这样漫长的旅行的话。此外，过去这里只有大约三千公里的公路，几乎只有一条孤零零的南北间的路线，现在达到三万公里，其中包括把昆明同一百二十八个县城连接起来的公路，（农场和市场之间的无穷无尽的小路还未计算在内）。只有内部的空运仍极为有限。
　　
　　对于任何一个真正的工业中心来说，进出的通道显然是第一需要，昆明正是如此。只举出两个统计数字：在共产党人在内战中打赢之前，云南省每年生产三百五十六吨钢，而今天钢产量达到每年二十四万吨。同期，该省的工业总产值从一亿八千万中国元增加到三十五亿中国元。
　　
　　很大一部分省办的新工业都不在昆明。但是除了矿业以外，比较大的工厂主要都在这里。因此，简陋但合用的工人住宅区、有时雇用一万多人的大型综合工厂以及随着工业化而出现的所有其他副产品现在已经吞没了过去如画的景色。
　　
　　过去的肮脏也在很大程度上消失了。例如，这个城市布满着纵横交错的宽广平坦的林荫大街，有充足的电力和一套适当的清除垃圾的系统（这还包括把粪便保存起来供农田使用）。
　　
　　昆明除了作为一个大工业城市和省会之外，应当进一步指出的是，它现在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学城。当然，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几所中国的国立大学曾在这里避难。
　　
　　然而，这些避难的大学现在已经被不下于八所省立大学（其中有些应当属于技术学校）所取代，另外还有五所公开称为技术学校的学校。事实上，昆明的新任务之一是为云南省提供几乎是所有的医生、工程师以及该省需要的诸如此类人材。
　　
　　为了免得我似乎把情况描绘得过于光明，我应当说一下：云南省从潜在的资源来说一向是一个富饶之乡，土地肥沃，矿藏丰富。只是由于该省地处边远，才使它的矿藏过去未能较好地开采。由于矿藏丰富，一旦昆明和云南相对来说不再是难于达到的地方，只有计划工作真正搞得糟糕才会阻碍工业的迅速发展。
　　
　　在这方面，的确，我对我自己写的这些报道感到有点担心。我之所以要求看看我过去到过的一些省份，是因为这样我可以同过去进行对比。但这些省份实际上或从潜力来说都是富饶的省份。例如，我没有看过中国西北地区一些真正贫瘠的省份的新情况，我也无法判断。
　　
　　然而，必须面对事实。今日的昆明会使你回想到美国的工业基地正在极为迅速地建立起来的时代的情景。特别会使你想到大约在一九○○年时（美国）中西部的一个新兴的工业城市，所不同的是昆明无论如何已不再有任何被流放的富人或其他富人了。
　　
　　【本刊讯】美《华盛顿邮报》十二月八日刊载约瑟夫·艾尔索普发自西安的一篇报道，题目是《中国：设法了解文化方面的含义》，摘要如下：
　　
　　中国的西安——西安本身或西安一带——是中国历史上五个大朝代建都的地方，它差不多快要有三千年的历史了，所以这里有很多文物古迹可以游览。但是这方面有一些意义更重大的含义，所以我将谈一些我看到的古迹。
　　
　　西安平原过去曾经是不长树木、干旱已极的地方，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这里已经绿树成荫，有着齐全的灌溉设备了。西安市过去是一个沉睡在明朝遗留下来的古老城墙圈里的城市，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大工业中心。这里还有一个壮丽的博物馆，设在美丽的花园里，那里有一些原属孔庙的树木掩映的楼阁。
　　
　　我们的东道主首先带领我和我的妻子去那里参观。那许多新的文物简直令人眼花缭乱。
　　
　　参观唐墓是值得怀念的一天。不过读者很可能要问：我在本文开头部分提到的含义是什么意思。
　　
　　首先，武后同秦始皇一起曾经被列为由于其暴行而被人们憎恨了许多世纪的中国统治者，而现在他们则被赋予“正面”地位。武后是一个暴君，但她把中国治理得很好。其次，这次参观古物的过程中处处感受到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现在对中国的宏伟历史充满了激情。这使我感到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征兆，特别是在文化革命以后。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3.0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