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金融时报》刊登费希尔的访华观感

英国《金融时报》刊登费希尔的访华观感 [1972年12月]

　　英国《金融时报》刊登费希尔的访华观感
　　
　　《献身于公益事业》
　　
　　【本刊讯】英国《金融时报》十一月二十日刊登Ｍ·Ｈ·费希尔写的一篇文章，题为《献身于公益事业》，摘要如下：
　　
　　我同我们的驻远东记者查尔斯·史密斯访问了上海、北京、沈阳（一个十分重要的工业城市）和鞍山（中国最大的钢铁厂所在地）。我们参观了一个人民公社、上海的码头、重型机械厂、鞍山钢铁厂、一个拖拉机工厂、一座医院和天晓得还有其他的地方。每天的每一分钟——在我们的请求下——节目都排得满满的；我们的主人对我们生活上的舒适是再关心不过的了。
　　
　　我们同有关当局谈及中国的对外政策、它的对外贸易、对外支付、经济计划和扩大它的空中运输系统的问题。我们到处都受到最有礼貌的和最热烈的欢迎。我们无论在哪里提出的问题都得到了解答。如果有一种情况是我们的主人不愿意透露的，他们便说：“这是一个我们不予发表的数字。”
　　
　　无论在什么地方的交谈都是礼尚往来的。同我们交谈的中国人渴望从我们了解情况正如我们渴望从他们了解情况一样。共同市场将如何发展？世界货币问题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对美国同欧洲的关系怎么看？有时，他们的求知欲和批评是使人感到为难的。我们能不能向我们所访问的拖拉机厂提出如何改进拖拉机生产的意见？我们能不能提出关于如何改进他们的农业技术的意见等等。
　　
　　我们得到的印象很多很快。这些印象的普遍性到底达到什么程度，我们是说不上来的。我们只参观了这个国家很小的一部分，而我们全部时间几乎都是通过译员进行活动的。特别是，我们没有到过比较穷的、纯农业地区，但是他们毫不犹豫地承认进展是不平衡的，还有一些地方生活是比较苦的、条件是不那么好的。他们经常准备承认有缺点，不仅是一般地承认——“我们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我们知道我们还要走很长的路”——而且是在十分具体的问题上承认有缺点。比方说，他们曾告诉我们：“请你们参观我们在上海的汽车广（中国人在那里制造他们的十分少量的名牌车）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它是老式的，而且效率也不高。”
　　
　　同样，人们对成就有自豪感。在参观工厂的时候，你一次又一次地听到这样的话：“这个机器比较便宜、比较简单，效能更大，它是由工人们自行设计和制造的。”人们自豪地告诉我们增产的情况以及苏联在十多年前一夜之间撤走顾问和技术人员所造成的问题是如何克服的。他们让我们看了两次用针刺麻醉动的手术——一次是切除甲状腺，一次是去掉膝盖骨。“在能使用针刺麻醉的时候用针刺麻醉，这对病人要好一些。在发现它能收到效果之后，我们现在正在设法发现它为什么能起到效果。”
　　
　　对我来说，最感到惊异的事是在鞍山郊区的一个变压站的表演。在那里，不仅让我们看了带电焊接，而且还看了没有穿任何形式的保护服的姑娘们光着手在高压电线上操作的情况，和一个也没有穿保护服的男子用水泵的水来冲洗带电的电线绝缘物。人们没有企图去掩饰前不久发生的不光彩的事。你在北京颐和园行走的时候，可以看到被红卫兵——当然是他们中的极左分子——毁坏的绘画。
　　
　　文化革命——这是象共产党接管政权那样伟大的分水岭——的影响随处可见。“按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精神，工、农、兵、干部和技术人员……”这句话几乎成了每一篇提醒人们注意最近取得的任何成就的讲话的开场白。但是在此同时也承认搞过过火行为，生产受到了不利的影响。
　　
　　许多行政管理机构仍然带有这几年遭受创伤的痕迹。中国人说，政府有些部门尚未恢复正常，特别是大学仍在进行斗争。医生的训练期已从六年减少到三年——这个试验是否成功必须要到上这些速成课的第一批学生给第一批病人看病时才能判断。
　　
　　毛主席发动文化革命看来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因为他担心中国的共产主义会象苏联那样，官僚和知识分子变成一个新的特权阶级。这将不仅仅会导致僵化，而且将会把城市的利益放在农民的利益之先。官员和知识分子毕竟愿住在城里。医治这种倾向的药剂是很猛烈的。
　　
　　我们可能怀疑，一个工厂的有技术的厂长一年有三个月的时间回到车间，或者政府部门的官员定期在公社或工程队参加体力劳动，是否就是最好地使用稀少的人力资源的办法，但是对那些处于领导岗位的人去发现基层发生了什么事情来说，这肯定是一个有效的办法，对中国人来说，这是很重要的，这一点再加上强调在为人民服务方面人人平等，是很重要的。
　　
　　当然，在这个意义上的平等必定会导致千篇一律而缺乏我们所说的个性。
　　
　　这就是一般西方人可能被诸如“共产主义”或“专政”这些惯用的美妙字眼所迷惑的地方。我认为这些字眼告诉我们有关今日中国的情况真的太少了。例如，我在中国逗留的整个期间没有看到一个警察在从事除指挥交通以外的其他职责，而且也没有佩带武器。穿军装的人是很容易看到的，但这是由于在军队工作是一个受欢迎的职业，也是一件值得自豪的事情。
　　
　　肯定地说，那里没有那种几乎是具体的压迫感，而人们在一些东欧国家里在各个时期都经常有这种感觉。
　　
　　当然，差不多每一种形式的活动所具有的集体主义性质使得进行控制要容易得多。在作出各种要影响到个人的决定时都要考虑政治观点，例如工厂或公社在选择人上大学的时候就是如此。
　　
　　中国人生活中有许多特点，而我们是无法把这些特点和我们关于个人自由的概念协调起来的。然而，人们不得不感觉到，其所以如此，更主要的是因为中国是中国，而不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共产党国家。个人将显示出一种尊严，而这种尊严是人们在一些我们会认为是极权主义的国家中所极为罕见的。
　　
　　当然，有些意见是被压制的，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虽然我们注意到了这样的事实：“百花齐放”这句话又再一次悄悄地流传了。人们必须记住的是：同过去特别是农民所遭受到的压迫和贫穷相比，今天的情况是大大改善了，而且同日本人一样，中国人在支持一个共同的目标并且为实现这个目标而采取一种集体主义的方法方面比西方人有更大得多的能力。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2.1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