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利在《星期日泰晤士报》撰文谈访华观感

希利在《星期日泰晤士报》撰文谈访华观感 [1972年11月]

　　希利在《星期日泰晤士报》撰文谈访华观感
　　
　　《中国的两个真实情况------访华两周报道》
　　
　　【本刊讯】英《星期日泰晤士报》十一月十二日刊登了丹尼斯·希利的一篇文章，题为《中国的两个真实情况——访华两周报道》，全文如下：
　　
　　没有失业现象；二十年来物价没有上涨。没有所得税；没有吸毒现象。没有赌博现象；没有色情文学。人们身体健康，富有自信心，工作努力。最重要的是人们具有共同目的感和为共同事业而献身的精神。在一个前往访问的西方人士看来，中国社会的这些特点近来比几年以前更有所发展，足以弥补欧洲自从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以来所十分珍视的个人自由所受到的限制。
　　
　　一九七二年的中国是西方的一个映像，所有的价值、成就和缺点都被颠倒过来。反映现代世界中人类窘境的这两个黑白照片究竟谁是正片，谁是底片，必须由历史——最富有偏见的裁判者——来裁决。
　　
　　对一个来自具有相同的问题和相同的成就的另一个亚洲国家的访问者说来，中国的共产主义一定会给人以更深刻的印象，也许使人更加望而生畏，因为许多东西是依靠文化和社会遗产的，而别的地方是没有这样的遗产的。
　　
　　对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来说，虽然传统的生活方式遭到破坏，不过却由于结束了世界上压迫程度最大的地主制度，由于生活水平得到缓慢的但是稳步的提高，由于过去每年往往使千百万人死于旱灾和水灾的自然灾害被控制而得到补偿。
　　
　　当然，对北京、上海、杭州、南京和周围农村进行为时两周的参观，用中国人的话来说，只是“走马观花”。但是，在这个范围内，我被允许看我所要看的任何东西，同公社和工厂的各式各样的人随意交谈以及同周恩来总理、财政部预算司司长傅泽浩先生和省革委会的副主任这样一些高级人士进行了许多小时的交谈。
　　
　　我到处都发现人与人的关系中有一定程度的民主，至少是同斯堪的纳维亚那里的民主差不多——完全没有顺从上级的习气。当我在北京郊区的一所干部学校对一位十九岁的小学女教师说她的样子不像受压迫的时候，她对我、而且我认为也是对她的教师作了这样的有力回答：“如果有人压迫我，我就造反！”人们坦率地承认还有落后和不完善的地方，这也同样令人感到愉快。人们在任何领域也不妄称获得独一无二的成就——例如在针刺麻醉方面，因为那样说是不正当的。
　　
　　我并没有感到秘密警察无所不在，像在其他一些共产党国家那样。无论如何，一种一致的舆论压力一直在中国起着强有力的纪律的作用。不过，在有些情况下，人们也通过共同的同意漠视了一些规定。我在城市街道上看到的千百万辆自行车没有一辆按规定安装车灯。
　　
　　中国的革命离实现完全的共产主义还很远，甚至它的社会主义也是不完全的。
　　
　　公共福利事业的广泛程度比不上英国。医疗费用和退休金依靠大家捐助的数额不等的保险金来解决，所以在某些情况下，一旦患病就可能使家庭收入大大减少，福利费有限的搬运合作社的成员可能感到有必要在大大超过通常的退休年龄（在工厂，女工是五十岁，男工是五十五岁）的情况下仍然继续工作。
　　
　　甚至在文化革命期间，政府仍然继续向被剥夺生产资料的资本家每年付出五厘定息——周总理在谈到中国希望怎样吸收台湾的时候提到了类似的办法。农业公社的社员除了给集体劳动外，仍然保留小块自留地，可以用来种植蔬菜或饲养家禽和猪，供自己食用或卖钱。人家告诉我，这个办法将一直保持下去，直到集体农业的收入十分高，农民发现搞自留地划不来的时候为止。此外，奖金虽然不再发给个人，却仍然发给超额完成任务的工厂和公社，然后再分摊给那里的劳动者。全日制成年产业工人的工资差别现在似乎是一对三之比，但是由于那里没有所得税，所以同样的差别在西方将是更大的。
　　
　　独一无二的是这样的不可动摇的决心，即努力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方面改变人的面貌，而不是要在物质方面达到一定的目标。“政治统帅”经济以及其他一切东西。虽然在社会革命的范畴内，居于最优先地位的是进行大量投资来迅速实现工业化，但是，社会主义被看作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不是一个发展经济的途径。
　　
　　当中国人谈到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他们说的是正经话：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决定应当由工农自己来作出，而不是由党的上层人物来包办。
　　
　　在一个拥有近八亿人口的、通讯联络不发达的国度里，要做到这一点，那就意味着在下面这两者之间不断进行斗争：一方面必须维持中央在行政管理和意识形态方面的一定程度的权威，而另一方面又坚持全国每一个小村镇要自力更生。自从六年以前开始文化革命以来，这个斗争已经斗了几个回合，但是，标志着刘少奇新经济政策的失败的、中央对先后缓急次序作的改变，看来已经牢牢地确立了——即重精神鼓励，而不是物质刺激；重思想质量，而不是技术质量；重集体价值，而不是个人价值；重协作精神，而不是竞争。
　　
　　文化革命的另一个关键是决心要防止在社会主义制度内部产生新的阶级。中国的共产主义在实际做法方面有很多是导源于儒教的现世主义和实用主义社会伦理观，但是儒教的思想也导致一个完全脱离人民群众的官僚阶层的形成。中国现在的领导人鉴于在苏联形成了这样一个阶层，下决心不步它的后尘。文化革命是作为一场由用共产党圣经培育起来的一代人进行的青少年改革运动而爆发的，他们感到震惊的是，发现中国的现实在许多方面是同这种神圣的教条相矛盾的。（一九五六年匈牙利革命的起因与此相似。）但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接受了正确的批评，领导了这次运动。
　　
　　这场大变动的初期所造成的损失必然是相当大的——大中小学停课达四年之久，各级的行政管理工作都瓦解了，生产下降了。不过，我的印象是，现在整个系统已经安定下来了并正在顺利地执行其职能，虽然教育、文化、工资和行政管理政策方面的重大问题还有待于根据正在各地广泛进行的试验来加以决定。
　　
　　同时，政治方面的成就是一场真正的革命。在教育方面实践和理论相结合，教师、公务员和政治干部长期同农民一道参加体力劳动，车间工人同技术人员和行政管理人员一道直接参加工业部门重大问题的决定——所有这一切使人们得以避免脱离政治过程，而这种脱离政治的情况在今天的西方乃是一种共同的现象。这种做法使中国的确有可能在二十一世纪建立一种像它在一千年以前那样具有特色的、给人以深刻印象的社会和文化。
　　
　　未来的危险是非常显然的。随着生产的发展，物质要求将会向思想工作发动新的进攻。从短期来说，毛主席百年后将会在政治想象力和人民的权威方面留下一个空白，这在过去任何时候本来都是无法填补的。大部分革命政权都犯有只有七年热度的毛病，在这七年中，它们的理想在行政管理的压力下逐渐消失。中国之所以例外，有两个原因。中国共产党有二十年的时间来学习国家政权的问题，然后才取得最后胜利；在整个这段时期内，它依靠农民的支持来统治它所控制的广大地区。它的领袖是一位具有非凡的远见和非常富有人情味的人物。如果列宁不是在一九二四年逝世的话，俄国的情况将会是怎样的呢？
　　
　　眼前的危险将可能是出现一种军事威胁，以致迫使中国政府不得不更优先地迅速发展重工业而把文化革命规定的先后缓急的次序颠倒过来。中国对外政策最近的变化就是为了保证不致发生这种危险。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2.1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