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芝加哥每日新闻》副经理戴德蒙访华随记：《关于今日中国的报道》
[1972年11月]
美《芝加哥每日新闻》副经理戴德蒙访华随记：《关于今日中国的报道》
【纽约时报新闻社北京十月二十九日电】（记者：埃米特·戴德蒙）（原编者按：今天中国生活的质量如何——城市工人的生活，学校里的混乱，工人的吃饭和住房问题——以及思想控制。）
最近到大陆中国访问了二十三天回来的《芝加哥每日新闻》副经理兼编辑部主任埃米特·戴德蒙在本文内提出了答案。
戴德蒙是作为美国报纸主编协会理事会的成员进行这次访问的。
戴德蒙在这次旅行中写了三万字的随记，还有有关他所进行的一系列会见的记载。
戴德蒙给他的报道取的题目是：《许多相异的人——一个声音：关于今日中国的报道》。从今天开始连载这一系列的文章，供在星期六（十一月四日）或那以后发表。
人们对中国的第一个体会是：情况不是你所料想的那样。
例如：
——我们在中国逗留的三周中没有看到任何一个中国人拿着小红书——毛泽东主席的语录。
——然而，思想灌输工作是如此有效和彻底，以致中国的每一个人——从走出厨房来接受我们的称赞的厨师一直到总理——说话时用的辞汇完全一样。
中国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显著的。
中国人吃得很好。
农田耕作得很细，在灌溉方面付出的巨大努力取得了十分明显的益处。
住房（关于这个问题以后还要报道）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正如我们代表团里的一个人所说的，他有时希望中国的住房能得到象农田一样细心的料理。
工资是低的，但是物价也低。由于一切都是有控制的，所以国家有时降低物价来提高实际工资。
由于没有汽车和其他奢侈品可买，在这个社会主义国家里有存款的工人多得惊人。
你所见到的或者在大街上从你身边走过的人有百分之九十脸上挂着笑容，这再好不过地反映了人民的精神状态。在大街上，从汽车里招一下手或者点头说一句“你好”，立刻就引起微笑，甚至会引起那些在农田里驾着马车的人们的微笑。
事实上，这是一个具有使人释怀的开诚布公气氛的极权社会。他们努力一一回答二十一名美国主编所能想到的一切问题——从思想控制、个人的谦恭、婚前的两性关系、家庭中的生活习惯、工厂生产效率低的现象直到反政府的人的命运等。
我们代表团中的几乎每个人都有过从苏联进行新闻报道和同苏联官员和记者打交道的经历。我们大家在不同的时候有过的一种共同的体验——生硬、坚持什么都是完美无缺的，凡是说它并非完美无缺的人都是苏联的敌人，这些，在这里却全然没有。人们倒是很可能对你这样说：中国人知道自己是一个落后的国家（他们在使用这个字眼时并不感到难堪），但是他们正在努力加以改进。
如果说在这些连载文章中有什么偏见的话，那也决不能归因于什么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洗脑工作（他们的制度是美国人全然没有体验过的），而要归因于中国人民的魅力。人们可以把“不可思议的中国人”这种陈词滥调从自己的语汇中勾销。中国人可能仍然是含蓄的，但是他们今天的自豪感以及他们要使别人满意的愿望在他们的脸上都有流露，全世界的人有目共睹。
在读这篇报道时，始终要记住还有另一种限制。我们曾亲眼看到中国在发生变化，而这种变化和修正还将继续下去。
今天的中国是一个转变中的社会，不仅是自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这一长段历史中的转变，而且也是一种短期的引人注目的调整，以适应一九六六年的曾震撼这个国家的文化革命的结果。这次文化革命的最后的痕迹今天仍然看得出来。
在中国，到处都能听到同一句话：“关于这个，我们还处于实验阶段。我们所作的还没有达到最后的形式。”
用毛泽东的术语说，这叫作“到群众中去”。这种学说是订出了计划，就要把它付诸实践，如果行得通，就“以集中的方式贯彻它”。但是，由于所有这一切都是以辩证法为基础，所以这个过程必须一再地重复。
在我们同周恩来总理会谈时，他对我们说：“我们必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直到形成正确的政策。我们始终必须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中国一定是其人民的生活方式直接反映一种哲学理论的唯一国家。由于这种制度是否能行之有效完全取决于对这种理论的接受程度，所以，要不遗余力地保持思想上路线的“正确”。
正是为了要结束背离这种“正确路线”的现象，红卫兵冲击了各大学和城市，以粉碎沿袭苏联的样子在中国滋长的实业官僚政治。
所以，虽然中国自一九四九年以来就在共产党的控制之下，但是，你今天在你周围看到的社会组织形式是近在六年前开始的文化革命的新产物。
在每一个工厂和公社里，革命委员会取代了经理、管理人员和官僚，革命委员会的主任或副主任是政治领导人和指导者。对三结合原则作了说明：工人、农民、军人和干部（这是一个难于捉摸的字眼、通常是指行政官员）在各级参加作出决定。（三结合可以是这几种人中的任何三种人，还加上老、中、青三结合。）
随着改组而来的是对体力劳动的称赞，和重新强调同“群众”相结合，特别是在农村。
在今天的中国，“到农村去”不是惩罚，而是结合；的确，在我们与之谈话的一些人看来，这似乎是为了纯洁化。
中国人称这个过程为“斗、批、改”，对于美国人来说，理解这一点是重要的：对这个可畏的字眼，农民和工人可以同知识分子说得一样顺口。他们会跟你说，事情还办得不够好，因为我们还处于“斗、批”阶段。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2.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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