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国际时评》刊登日本原外相爱知文章：《三极外交和今后的世界形势》

日《国际时评》刊登日本原外相爱知文章：《三极外交和今后的世界形势》 [1972年09月]

　　日《国际时评》刊登日本原外相爱知文章：《三极外交和今后的世界形势》
　　
　　说“三极外交”是从政治意义上说的，军事上仍是美苏“两极”，经济上是美、苏、日、欧、中“五极”
　　
　　【本刊讯】日本《国际时评》杂志八月号上刊登了日本原外相、自民党外交调查会会长爱知揆一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三极外交和今后的世界形势》，摘要如下：
　　
　　众所周知，中苏对立公开化是从六十年代初期开始的，在同一个时候，美苏冷战时代也结束了。因此，在整个六十年代里，美中苏“三极外交”的演员都上场了。尽管如此，真正意义上的“三极外交”还是从去年基辛格访华的时候开始的。
　　
　　如何重建由于越南战争而被套上了脚镣、因通货膨胀和黑人问题等内政问题感到苦恼的美国，恢复不受竞争对手苏联和中国轻视的“强大的美国”的形象？作为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尼克松政权准备的是认为“战后的世界已经结束”的新的世界观，是在亚洲减少美国在军事上的卷入，开辟同中国和解道路的尼克松主义，是帮助中国提高国际地位，使美国在对苏谈判上处于有利地位，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对话”解决同苏联之间的各种悬案的“对话外交”。这只有通过美国与肯尼迪—约翰逊外交诀别、改变想法才有可能。
　　
　　为了使“三极外交”成为可能，不光是要配备演员，而且需要这样改变想法。另外，象后面所述的那样，也需要中国参加进来。我认为，至少就美国而言，基于这种想法而来的政策转变在尼克松政权的初期阶段就极为明显了。
　　
　　中国方面理解美国这种政策的转变，并且得出接受“三极外交”这从大局来看是上策的结论。拿中国方面来说，把过去称为“美帝国主义头目”的尼克松总统迎接到北京，使美中苏三国关系中一直中断的一边美中关系连接起来这一事业，在国内也好，对外也好，都需要作出空前的决断。
　　
　　宣布尼克松访华被称为是“尼克松冲击”，但实际上在这之前已经过了两、三年的准备。当然美国也进行了慎重的准备，但是，中国方面接着下决心邀请尼克松总统访华，这是更富有戏剧性的行动，实际上其中包含着应当叫做“中国冲击”的因素。有必要对这一点予以重视。且不说会谈，宣布尼克松访华，对苏联来说，所受到的冲击似乎比日本更大。例如，在去年八月，围绕着迟迟难以取得进展的柏林问题，四大国的谈判，由于苏联方面的合作态度而迅速地达成协议，而且几乎与此同时签署了苏印友好合作条约，等等，出现了一种苏联要在缓和欧洲正面的紧张局势的基础上展开“遏制中国”外交的动向。但是，更充分地显示出宣布尼克松访华效果的，是在尼克松政权最初所希望的那个领域，即在美苏关系的领域中。关于直到去年夏天还被认为尚未成熟的美苏首脑会谈的举行，美苏间在去年十月达成了协议，就说明了这一点。在那个阶段，苏联下决心邀请尼克松总统访问苏联，其主要动机是牵制中国，是想表明在今日的世界中，美苏关系比美中关系更具有基本的重要性。另一方面，苏联表示了这种反应，这对美国来说，的确是正中下怀的。
　　
　　现在回过头来看，象征着在尼克松总统就任后不久就梦寐以求的“对话时代”的美苏首脑会谈，要是没有美中关系的进展和“三极外交”的到来，是不能实现的，或者即便实现了，但也很可能无法成为美国所希望的确保谈判中的有利地位的“对话”。
　　
　　因此，想谈一下三极外交对今后的世界形势的影响。但在这之前首先应当声明的是，所说的“三极”的极是政治意义上的“极”，因为人们认为，在今天的世界上，世界的中心势力，在军事上仍然是美苏两极，在经济上则是美、苏、日、欧、中五极。但是在政治上，美中苏三国都有这样一种可以称为思想上的任务感的东西，即认为世界应当如此，因此而成了国际政治的中心势力。但日本和欧洲就难以称为是这种意义上的极。另外，虽说是三极，但把今年二月的美中联合公报和五月的美苏联合公报比较一下，在美苏联合公报中谈到了作为对等的全球势力的美苏两国的意图，与此相反，美中联合公报却说它反对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的霸权主义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使人感到中国只受到了作为准全球势力的待遇。
　　
　　这样，虽然有着若干问题，但不管怎样，现实地开展起来的“三极外交”，今后对世界和日本外交的影响决不会小，而且将是涉及多方面的。首先，作为积极的效果可以指出来的是，今后，美中苏三国将向着互相牵制、同时又使相互间的关系稳定化的方向发展。
　　
　　和人类社会一样，在三角关系中，如果以二者为敌，使之携起手来，那么吃亏的是自己，所以，三者都分别设法同自己以外的其他二者保持友好关系乃是常理。尽管如此，在人类社会中还会发生因不合理的判断和感情优先而发生三角关系破裂的事情。不过，在集中了智慧而决定意志的国家成为主体的国际社会中，作常识性的判断的可能性就更大了，三角关系可能会更好地发挥其稳定性。
　　
　　另外，对“三极外交”所产生的消极影响也必须加以注意。譬如，正如美中、美苏首脑会谈所表明的那样，在“三极外交”的时代，只要三大国一商量，世界上的事情大致上都可以在不至成为严重问题的时候得到解决，这可以说是暴露大国的蛮横或者利己主义的倾向，而其他国家对此不满和不信任也是个问题。我在参加去年和今年的亚太理事会部长级会议和今年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期间所痛感到的也正是中小国家对大国的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和自己的命运要由自己来掌握这样一种态度。而且，可以认为，美中苏三国越是注意相互关系的稳定，只靠美中苏三国不能最后解决的问题，例如中东、越南、南北朝鲜等问题就越突出，结果，三大国处理危机的能力也就越下降，而其他国家的自主性也就会越加强。这说明，在“三极外交”中就包含着导致世界走向所谓多极外交时代的不稳定因素。
　　
　　以这种“三极外交”为中心的国际形势的新发展，意味着我国经过了战后的四分之一世纪才进入面临外交上的重大考验的时代。今后，在真正意义上的名副其实的外交——即在如何靠智慧和洞察力来维护我国的全局性的、长远的国家利益这个意义上的外交——的真实价值将越来越受到考验。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2.0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