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尔兹伯里自北京报道：周恩来总理会见美国客人时的谈话
[1972年06月]
索尔兹伯里自北京报道：周恩来总理会见美国客人时的谈话
《周举出艾森豪威尔和朝鲜为例作为结束这场战争的办法》
【本刊讯】美国《纽约时报》六月十七日刊载了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十六日从北京专发该报的一篇电讯，标题是《周举出艾森豪威尔和朝鲜为例，作为结束这场战争的办法》，全文如下：
周恩来总理今晚有力地重申，美国卷入了一场侵略印度支那的战争，他举出前总统艾森豪威尔在朝鲜战争中的行动，作为华盛顿在结束越南战争中应仿效的好榜样。
总理关于越南问题的这些话是在天安门人民大会堂里举行的一次便宴中说的，起因是有人问，对于可以怎样结束这场战争，他可能有什么意见向尼克松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基辛格提出来。基辛格先生预定在星期一到达这里。
周总理一直没有直接地回答这个问题，但是他极愤怒地谈到这场战争，谈到他所说的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在破坏一九五四年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协议中的作用，他怪自己受了美国表示要支持日内瓦协议的保证的“欺骗”。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艾森豪威尔将军作为当选总统，如他在竞选中所许诺的那样，访问了朝鲜。（第二年）七月间，已经进行了一年的谈判达成了一项停战协定——它尽管遭到许多次破坏，还是保持了这个半岛的和平。
周总理今天是在接待厅开始谈话的，后来他提出，他的客人们同他一起到安徽厅去赴宴，他说，“否则我会太激动了。”
客人是哈佛大学的费正清教授和杰罗姆·科恩教授，美国科学家协会的杰里米·斯通，《圣路易邮报》的理查德·达德曼和本记者（即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现任美国《纽约时报》联合主编——本刊注）。除了科恩先生以外，其他人都有他们的夫人陪同。
周总理同他的客人一起总共度过了大约四小时。
在这次非正式的交谈中有两个题目占支配地位——越南战争和同美国的交流问题。总理提议为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和科学、教育、文化、体育运动和新闻界的人员的来往干杯。
然而他表明，在一开始，中国将派数目有限的人到美国去，而且很可能是短期的。
然而，在最高一级这样明确地说明中国对交流的政策，这还是第一次，总理的这番话是在同费正清教授和科恩教授以及斯通先生详细探讨学者方面和科学方面的交流问题时说的。总理还表示赞成记者的交流，并且表示希望官方的新华社和象《纽约时报》和《圣路易邮报》这样一些报纸之间建立更密切的关系。
在越南问题上，总理说，很明显，印度支那从来没有被外国军队征服过。他指出，封建的中国曾经试图征服越南人，但失败了，法国在一百年的殖民统治中也没有把他们征服。
他说，他认为，杜勒斯先生的行动在世界史上没有任何先例，他指责杜勒斯就在美国说要遵守日内瓦协议的时候，已在准备破坏日内瓦协议。
总理说，那个时候，我们大大受骗了。那是我参加国际会议的第一次经验。我曾对（北越的）范文同总理说了这样的话。我对他说，我们两人都受骗了。在签署日内瓦协议时，我们犯了一个错误，我是在这个协议上签字的代表，如果我们可以得到原谅的话，这只是因为我们缺乏经验。
总理的明确的言外之意是，中国决不再参加一个可能分割越南或者可能被美国破坏的协议。他的这番话至少使人毫不怀疑，在他即将同基辛格先生进行讨论时，他将持极强硬的立场。《周对如何结束越南战争的劝告》
【本刊讯】《纽约时报》六月十八日刊登了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十七日从北京发出的一篇报道，题为《周对如何结束越南战争的劝告》，全文如下：
周恩来总理提出了一个简单的劝告：要果断。
本星期，就在总统顾问亨利·基辛格快要抵达上海（预定是在星期一）的时候，总理相当详细地阐述了他的看法。周所讲的话，对于任何想要中国帮忙压河内或者想要中国支持某种与一九五四年关于印度支那问题协议同样类型的协议的尝试来说，不是好兆头。
星期五（十六日）晚上，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内举行的一次便宴上与几位学者和记者作长时间的、没有一定话题的谈话时表达了他的想法，这些想法显然是从朝鲜战争联想起来的。
周先生称赞了艾森豪威尔总统在一九五二年竞选时提出的保证：如果当选的话，就一定到朝鲜去结束朝鲜战争。总理还说，后来艾森豪威尔总统的确到了朝鲜，并在一九五三年“很干脆地”使朝鲜战争停下来了。看来相当清楚，总理提到朝鲜战争时的这个前例是预先让人知道一下他在同基辛格先生讨论到议程上的越南问题时要向基辛格先生提出的主张。
总理在艾森豪威尔公式之外还加了一点，这一点可以称之为麦克阿瑟箴言。总理说，麦克阿瑟将军在朝鲜大冒其险，有一度甚至主张轰炸中国。但是，周先生指出，麦克阿瑟将军在快去世之前说，美国决不能再在亚洲大陆上进行战争。在周先生看来，这是华盛顿今天很可以深思的一句箴言。他说：“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他提到，那时有几个美国将领认为朝鲜战争是一场在错误的时间和错误的地点进行的错误的战争。他的意思非常清楚：这句话今天用在越南甚至可以说更加贴切。
至于对越南问题实行某种大国解决的问题，总理想到的是一九五四年日内瓦协议和他自己当时在这些协议中的作用的使他感到遗憾的记忆。他甚至说他上了当，而他的上当完全是因为缺乏经验。
他说，他当时以为美国人宣称他们支持这些协议是真的。他还说，其实杜勒斯国务卿那时已经准备着破坏这些协议。他含蓄地表示他以后决不会再犯那种错误了。
所有这一切可能意味着基辛格先生本星期的事情是不好办的。对于苏联的波德戈尔内主席说来，如果他上星期去河内是希望说服范文同总理同意再召开一次讨论印度支那问题的大国会议的话，那么，所有这一切也可能是有意思的参考情况。看来中国不大可能支持召开这样的会议，同样可以肯定北越也持反对态度。
周先生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乔治·麦戈文参议员如果当选的话，是否会支持在南越成立一个“民族和睦政府”——阮文绍当然排除在外。提出这个问题可能是了解周先生的想法的一个线索。言外之意是，成立这样一个政府可能起维系各方面以利于实现和平解决的作用。确实，北越和越共长时间来也一直在这么说。
但是，如果说基辛格先生可能在谈到越南问题时会看到周总理板着面孔的话，却还没有迹象表明周先生已改变了要改善中美关系的这一长远政策。看来，他对文化交流和学术界来往的考虑的确比原先人们设想的要宽阔。但是，至于全面问题，即真正的大问题——改善中美关系问题，在今天和在今年二月份的时候一样清楚：、在印度支那战争得到解决和美军全部撤离台湾以前，不会有任何重大进展。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2.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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