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会记录》刊载曼斯菲尔德的访华报告

美国《国会记录》刊载曼斯菲尔德的访华报告 [1972年05月]

　　美国《国会记录》刊载曼斯菲尔德的访华报告
　　
　　《新中国之行》（完）
　　
　　（续昨）
　　
　　无论如何，在我们自己和一个其人口大概构成人类四分之一的国家之间的联系过程已经再次开始——据美国国情普查局估计，这个国家的人口约在八亿四千五百万人左右。
　　
　　就眼前来说，总统的访问有助于缓和亚洲的紧张程度，因而对世界舆论产生了有益的影响。它也增加了日本和亚洲其他国家按正常方式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打交道的兴趣。简言之，很显然，由于总统采取的主动行动，亚洲和全世界的这棵关系之树受到了震动而朝着好的方向发展，现在还不能预言的是，这棵树的树叶将落向何方以及新的树叶会是什么模样。
　　
　　四、东南亚战争
　　
　　我们也不能说这种和解进程是否将由于越南现在发生的事情而归于流产。的确，在我们在北京的讨论中幽然出现的问题没有比这场战争问题更大的了。轰炸海防和河内——或者至少是它们的郊区——当斯科特参议员和我在动身时都不知道的这项计划，是在我们前往中国的途中进行的。
　　
　　虽然这一事态发展在中国人给予我们的个人待遇中没有什么反应，但是在讨论中，这场战争问题支配了所有其他问题。中国人表明，我们在印度支那的行动是一个使人“非常关切”的问题。如果说台湾问题对中美关系正常化来说是具有决定性的问题，那么显然，越南问题对于进一步缓和西太平洋紧张局势来说则是根本性的。中国人对这个问题的意见是毫不含混的，我把它援引如下：
　　
　　“除非这个问题得到解决，否则就不可能在其他问题上取得进展”。
　　
　　中国人如何看待越南战争呢？他们认为这是美国企图控制一个和我们不相干的地区的政治生活。他们对于美国的卷入这一使人遭受痛苦的道路的记忆是长期的和敏感的。例如，杜勒斯在一九五四年日内瓦会议上拒绝同周恩来总理握手的事是随时可以回忆起来的。美国无视一九五四年日内瓦协议的事也是如此。
　　
　　中国人清楚表明，他们相信，恢复对北越的轰炸将延长而不是结束战争。（美国）政府说，因为北越军队入侵南越，所以恢复轰炸是有道理的，对于这一论点，他们提出了强烈的反对意见。从他们的观点看来，“入侵越南是从一九六五年东京湾事件开始的”；而对他们来说，美国在老挝和柬埔寨的行动也构成了入侵和侵略。
　　
　　根据我的判断，要是期望中国人出于同美国改善关系的愿望来干预他们的印度支那盟国，以便使我们的战俘获释或者施加影响促成一种对北越和西哈努克亲王所领导的柬埔寨抵抗运动来说并非适意的解决办法这是幻想。中国人希望同美国和解，但是他们也希望我们退出印度支那。他们对北越立场的支持是毫不含糊的。他们认为，美国最终将想方设法撤出去，并且他们似乎相信，一旦我们走了，那三个国家的人民将做出他们自己的政治安排。
　　
　　简而言之，在北京进行的讨论是根据所有有关方面的现行政策对和平前景描绘了一幅凄凉的图画因此，除非在目前的方针上作出改变，否则对中国的访问将不会改变下述情况：使美国人、越南人、柬埔寨人和老挝人无限期地继续流血，使印度支那各国的文化和环境遭到破坏，浪费掉我们数以百亿美元计的资源，消耗我们政府的生命力，歪曲我们的政治程序，并且使我们的人民进一步分裂和失望。
　　
　　我认为，问一问我们为什么正在那块原始的土地上使用最先进的破坏性工具，现在是时候了。我们这样做是出于习惯力量吗？是出于害怕心理吗？害怕什么呢？事实是，我们现在仍然在从事一场战争，这场战争——即使对它加以最好的粉饰——是过去由这样一种政策批准进行的，而这种政策现在已经变成一种丢脸的对华政策。总统对中国的访问具有标志着这一政策的结束的象征性结果。如果说，过去的对华政策不再是有效的话，那么，从这一政策演变出来的目前卷入越南战争的作法不是也无效了吗？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良心怎么能够继续要求武装部队付出牺牲呢？
　　
　　如果我们对战俘和在战斗中失踪者的痛苦以及对他们的家属有深切之感的话，我们就不会再默许在他们获释的问题上采取错误作法。他们是不会通过在海防港布雷的办法获释的，也不会通过向河内展开写信运动的办法或是通过发行向他们致敬的邮票的办法获释的。只有在美国空军和海军行动停止的时候，他们才会获释，如果这种空中战争使他们之中的任何人还活着，可以获释的话。当我们仍然进行战争的时候，可能出现的情况不是他们获释，而是会出现更多的在战斗中的失踪者、更多的战俘和更多的伤亡。
　　
　　附带说一下，斯科特参议员和我都提出了在南海的海南岛上空被击落的两名美国飞行员的问题以及释放马萨诸塞州的约翰·唐尼先生的问题。
　　
　　我们被告知，关于唐尼先生的问题，刑期已从终身监禁减为服刑五年，并且将予以考虑。关于在海南岛上空被击落的两名美国飞行员问题，我们被告知，这是一个不同的问题，只听说他们将研究这个问题。
　　
　　五、交流
　　
　　在上海发表的公报中，尼克松总统和周总理“同意扩大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是可取的”，办法是通过在科学、技术、文化、体育和新闻这些领域里进行“联系和交流”。我们此行表明了中国要履行这个保证的愿望。
　　
　　正在制订一些计划来敞开中国的大门以便进行更多的个人联系。例如，已经同意了众议院领导人访华的日期。当问到关于今年晚些时候其他国会议员访华的可能性时，回答是，“他们将能够来”。看来，中国人的心目中是要一次一次地批准为数不多的人访华。
　　
　　至于在其他领域里的交流，中国人表示渴望实现公报的精神。正如在讨论中所说的：“科学家开始来了，有些医生已经来了，还有更多的人正在途中。”记者们的访问仍然是在个别人的基础上安排的，显然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将仍然采用这个办法。显然，中国政府在这个时候还不准备在中国设立永久性的美国新闻办事机构，虽然这个问题仍然在考虑中。然而我们得到保证说，允许在个别人的基础上访华，记者们不一定要“同情”中国……“如果他们对我们有怀疑，他们也可以来。”必要的是，“他们寻求真理。我们将欢迎他们。”
　　
　　向另一个方向进行的交流——那就是中国人访问美国——看来北京的兴趣要小一些。但是在科学、文化、体育和娱乐这些领域中存在着一些可能性，使美国可以从展现出的中国的成就、技术和才能方面得到很大的裨益。
　　
　　六、贸易
　　
　　我们不应该期望从和解中得到贸易方面的惊人的结果，虽然同目前的低水平相比，贸易显然可能迅速增加。中国人主要指望他们自己的资源进行经济建设，因此他们的急迫的进口需求是有限的。他们的工业能力是巨大的，而且在迅速增长。象火车机车、拖拉机、汽车、缝纫机、衣服、电子设备、药品、机床、汽油等产品以及其他一系列东西，一直到核装置和宇宙火箭，目前中国都在制造。虽然他们可能会欢迎国外对他们生产的这些产品中的某些项目提供补充，欢迎从国外得到新设计和新方法，可是发展他们自己各种各样的生产力现在是而且将来仍然是中国人的基本考虑。
　　
　　中国在国际交易中象在国内一样，奉行保守的财政政策。进出口之间在世界范围内保持着大体的平衡。中国没有外债——也没有内债——而且他们的国外交易实际上大都是现金交易。
　　
　　据估计中国一九七一年出口为二十三亿美元，进口为二十二亿美元，其总额不到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零点五。
　　
　　主要进口货是：小麦、化学品、机器、化肥、某些类型的钢铁、其它基本金属和运输设备，主要是船只和飞机。目前主要是从日本和西欧购买工业品。小麦一直是从加拿大购买的，到最近才从澳大利亚购买。中国主要是向香港、日本、新加坡、英国和西德出口，主要项目是大米、大豆、植物油、丝织品、衣服和范围很广的轻工业产品。同苏联和东欧只进行有限的贸易。
　　
　　今年，中国对三十位左右的美国实业家发给了签证，让他们参加广州交易会。专长于国际贸易问题的一些国会领袖可能也会在那个交易会上受到欢迎。
　　
　　一年两次的广州交易会自从一九五七年开始以来的发展情况，证明了中国进入世界市场的能力。第一次交易会上的销售品是有限的，只向一千二百人进行了展出。这一次交易会上展出了或者介绍了三万多种不同的中国外销产品。此外，头十天参加人数就有一万人。
　　
　　据估计，美国去年购买的中国货大约只值四百万美元，大多是通过香港购买的。随着和解取得进展，可以预料中国消费品的进口将大大增加。然而，还不清楚我们有什么东西是中国人特别需要的而他们又不能在别处以较便宜的价格买到的，也不清楚他们有什么东西将是美国人长期大量需要的。尽管如此，应该尽一切力量鼓励通商方面的最充分的发展，即使仅仅是因为不论哪一级的贸易关系对于消除四分之一世纪以来的隔绝之墙来说都可能是一个重要因素。七、结论
　　
　　由于具有屈从于“大国”的狂妄自大这种痛苦的历史，中国人强调他们自己的前途是同普遍国家的前途一致的。他们拒绝接受“超级大国”的地位，并且坚持说，他们的制度不允许他们把他们的观点用武力强加于别人。根据我们的访问，没有理由得出结论说中国领导人不是这样做的。虽然人民解放军似乎受到英雄般的尊敬，但是它很好地结合到民众活动中去，并且显然不是一支好战的力量。没有号召到国外进行军事远征。对中国人来说，防御看来并不意味着在东南亚或在他们自己边界以外的其他任何地方保持据点。相反，防御意味着，现在在他们自己的城市的地下布满防空洞。
　　
　　中国的精力显然集中于开发它的国内资源，这些资源的用途主要是民用。周恩来总理坚持说：
　　
　　“中国要依靠自己，用我们自己的资源进行建设。我国已经够大的了，我们有足够多的事情要做，使我们忙起来……我们的制度不允许我们从事侵略。”
　　
　　尼克松总统通过他的访问设法使美国的政策适合于这样一个中国。在这之前二十年，美国集中力量使它的政策适合于中国是一个侵略国家这一事先想好的概念。我认为，总统已经开始了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无法改变的，除非现在在印度支那可能发生的事情会使它改变。
　　
　　总统对中国采取的主动行动可能对整个亚洲带来危险和机会。我相信，机会远远超过危险。美国、中国、日本和苏联在西太平洋的和平和稳定方面有共同的利益。在将来某个时候，这种共同的利益可能构成关于该地区的安全的新安排的基础，这种基础将取代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一直存在的那些基于恐惧心理的概念。中美之间关系的正常化是一个开端。令人抱有希望的是，它将促使日本与中国之间和苏联与日本之间的关系同样正常化。
　　
　　令人遗憾的是印度支那局势的爆发延长了笼罩着亚洲和平前景的阴影。依我看，对北越进行的新的空袭使得总统对中国的访问，当然还有参议院两党领导人的访问的重要意义黯然失色。这些空袭至少使得中美和解的可能性暂时暗淡无光。当这些阴影消失的时候，而且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指望发生变化，发生亚洲局势好转的变化。
　　
　　中国有句成语说：“百闻不如一见”。
　　
　　过去三十三年来，美国人民没有看到中国多少东西。而那“百闻”的东西常常包含巨大的歪曲，逐渐变成了美国那些提心吊胆的人编造的一则恐怖的故事，根据两党领导人的访问以及近来其他一些观察家们的发现，这则故事同今天的中国毫无关系。
　　
　　我在中国度过了十六天，在中国各地作了广泛的游览，同各界人士作了交谈，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我们不仅去过日程表上上排的那些地方，而且我们还去过禁止外国人去而是第一次开放的一些地区。
　　
　　中国人民在对付他们要为他们的社会所做的那些事情时所具有的那种蓬勃的朝气、精力和献身精神，必须被看成是可信的。他们的制度对他们来说是有效的，而且运转得很好。
　　
　　同中国相比，我国的文化是年轻的，是数百年同数千年相比。双方都有许多东西可以学习。相互教育的过程己重新开始。这一次必须在平等相待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来保持这一过程。单方面的关系一一教师对学生、主人对奴仆，施主对食客等等，回到十九世纪的“文明人和野蛮人”的状态，这种日子已经过去了，很难看到中国或美国有谁会对这种日子的消逝感到悲哀。
　　
　　周恩来指出，“中国人民从鸦片战争以来花了一百年时间才站起来。”今天，他们站起来了。自力更生是他们的口号，在这一基础上，他们正在建设一个新中国。
　　
　　周恩来总理在结束我们的谈话时讲了下面这句话：
　　
　　“请向美国人民转达中国人的友谊和最深厚的敬意。”
　　
　　参议院两党领导人作了类似的回答。依我看，只是印度支那发生的事情阻碍着这种相互的感情结出丰硕果实的道路。当这种感情作为相互尊重和体谅的行动时，它们将会造福于美国人民、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以及世界其他国家的人民。（完）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2.05.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