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刊载谢伟思访华观感之四

《纽约时报》刊载谢伟思访华观感之四 [1972年04月]

　　《纽约时报》刊载谢伟思访华观感之四
　　
　　《中国的非常不拘形式的军队》
　　
　　【本刊讯】美《纽约时报》一月二十七日刊登谢伟思从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写的《还乡纪游之四》，题为《中国的非常不拘形式的军队》，全文如下：
　　
　　俗话说：“好铁不打钉，好汉不当兵”。而现在中国军队是一个享有极高威望的称呼。一位高级干部谈到了他的女儿（和他自己）对她不够入伍——不是当军官，而是当普通一兵——的条件一事感到失望。
　　
　　在同中学高年级学生谈话之后，你会发现，“参加人民解放军”是最普遍的志愿（虽然庄重的姑娘希望有伟大的科学发现，从而“为人类谋福利”）。
　　
　　然而，这是一支不拘泥于形式的军队，这是罕见的。例如，没有人佩戴表明军阶的领章，和我同机坐在我对面的那个中年人必定是一位高级军官，否则他是不可能坐飞机的。但是，从他的衣着和举止完全看不出这一点，他也没有勤务兵、助手或武装警卫陪同。事实上，每个人都穿着一样的不讲究式样、没有经过浆硬、没有熨过的棉军装。丝毫不讲究外表的漂亮，不摆架子，不趾高气扬。在某些政府大楼（和我们所住的饭店）门口没有警卫（因为某些外交官在文化革命动乱时期曾遭到“极左的捣乱分子”的袭击）。不值勤的、不带武器的人民解放军战士大批地出现在街道上、公园里、剧院里以及商店里（虽然他们有钱，想在那里买他们所要的东西）。但是人们从来没有看到过正在行军中的部队，也听不到军乐队的演奏，甚至也听不到练习吹军号的声音（这种练习在过去往往使中国内地城市的人们厌恶黎明时光）。
　　
　　当然，毛泽东坚持不渝地展开反对贵族化和官僚化的运动，也是一件新事物——他致力于消灭脑力劳动同体力劳动之间、城市同乡村之间、知识分子同工农之间的旧差别。从很大程度上来说，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内容。但是，这场革命至少可以追溯到延安时代。这场革命是反对知识分子贵族，反对官僚作风的干部和资产阶级技术人员，所以它不完全是消极的。这场革命还依据民粹党式的信念，相信一般群众固有的能力和创造性。
　　
　　这种坚持体力劳动光荣和身体健康有种种好处的主张给学校带来了一场新的革命。每个学生花一部分时间参加车间劳动——重庆的一些学校似乎正在生产载货汽车的简单零件，有时他们还参加军事训练，通常由学校或班级举行（包括女孩子）野外行军，时间为一天或几天，有时参加农业劳动，通常在收割或播种季节去公社，除非学校有自己的农场。大学的情况也是如此。
　　
　　在一九四三年，我同一批中国政府官员、工程师、大学教授和报纸记者一起乘坐汽车从重庆去甘肃。他们都是“摩登”的知识分子。当然，他们都没有象以前孔夫子的弟子那样留长指甲。大多数人穿着西服。确实，有很多人曾在外国大学里学习。那是仲夏时分，成都平原天气热得令人透不过气来。数天之后，我们来到嘉陵江，它发源于群山之中，静静的江水，又清又凉。我们的汽车不得不用渡船运过河去。前面有一队车辆，我们停下来，在炎热的气候下等待着。嘉陵江是很吸引人的。我提议游泳。当我显出认真的表情的时候，有人开始表示歉意，说不会游泳。最后只有我一个人游泳。我们在一起又旅行了两个月，事实完全证明我的同伴是不适于体育运动的。
　　
　　在一九七一年十月，我重访了离重庆大约二十英里的温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是国民党高级官员喜爱的休假的地方。现在，整个地区已变成一个公园——包括一个大型的户外温泉池。我们一行有十一、十二人：三名司机，其余的都是中、高级干部。那位领队问我是否喜欢游泳。我说，我已有好几年没有下水了。回答是：“来吧。我们这些人谁也不是行家。”因此我就下水游泳了，大概是因为在四川好久没有见到过外国人，有一大群热心的观众在旁边观看，这种情况本来是不应该出现的。但是我们一行全都同我一起下水游泳，只有一个最年老的确实不会游泳。
　　
　　也许，游泳是一个特殊情况：毛泽东喜欢畅游长江，从而树立了榜样。但是，这些人穿着游泳裤显然可以看出他们的身体是习惯于体力劳动和体育活动的。
　　
　　有人设想，生来平等的信念和自信可能伴随着某种自尊感和自豪感。事实上，人们到处可以看到的是礼貌、愉快的心情和助人为乐的精神。
　　
　　气氛是轻松、愉快和毫无拘束的。每个人都努力工作，如果要说哪一国人民有劳动观念的话，那必定是中国人。但是，工作并不是无节制的。例如，你会看到午饭后一段长时间的休息——从中午到下午二时或二时半——现在似乎已成为一种普遍的习惯，这是新鲜的。
　　
　　同过去不一样，警察现在不带武器，甚至不带棍棒。除了值班的男女交通警察外，警察的人数不多，也不引人注目。人们听不到旧时代守夜人在巡回时敲更的声音。看来犯罪和抢劫不再造成难题。一座新建的住宅或工厂围墙顶上不再有用水泥凝固的参差不齐的碎玻璃。
　　
　　在我们的旅行中，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大人打孩子的事，我们很少听到孩子的哭叫声。
　　
　　事实上，在我们对中国访问一个月之后，我承认我没有听到过谩骂声和咒骂声。我们的翻译说，没有开展过反咒骂的运动，但是看来，咒骂不再是“合适”的了。
　　
　　这种新的以礼待人的作风可能得归功于似乎喜欢用说服和宣传而不是用命令和武力来进行统治的国家和党树立的典范。可是，人们想知道这种作风也许还有一定的基础，那就是大多数人过着舒适得多和稳定得多的生活、现在已具有胸襟比较开阔的集体观念，过去那种为了勉强维持生活而进行激烈竞争的状况已经结束。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2.04.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