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华盛顿邮报》社论《中国在北京最高级会谈中的作用》

美《华盛顿邮报》社论《中国在北京最高级会谈中的作用》 [1972年03月]

　　美《华盛顿邮报》社论《中国在北京最高级会谈中的作用》
　　
　　【本刊讯】美国《华盛顿邮报》三月三日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在北京最高级会谈中的作用》的社论，摘要如下：
　　
　　毫无疑问，美国重新同中国进行对话是（尼克松）这次旅行的意义最重大的成就。
　　
　　虽然我们认为尼克松先生在电视上宣传得过份厉害了一点，但是我们认为电视大概有助于教育美国人民，使他们得到一个极重要的认识，即中国不是一个魔鬼，而只是另一个人们能够尽可能好地与它打交道的国家。
　　
　　不管这次最高级会谈的结果如何，这些结果决不能被认为只是由于尼克松个人采取了主动行动和运用了巧妙手腕。这次最高级会谈所以成为可能，是由于有他几乎无法控制的两大事件，指出这一点决不是贬低他自己的表现。第一个大事件是，美国人民委托他结束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作用（这种委托作用在一九六八年选举尼克松这种党派斗争的方式表现了出来），总统接受这个委托，但是没有完成这个委托。因此选民不再委托他继续支持“遏制”共产党中国的事业以及在越南和其他地方采取的做法。我们估计全体美国人都准备同中国和解。意外的是尼克松先生终于承认这种新的要求和可能性，并且开始就此采取行动——这是一件意外的事情，又是一件值得欢迎的事情。这就是他如何到了北京的一部分原因。
　　
　　有助于产生这次最高级会议的第二大事件当然是中苏危机加剧。正象越南问题使得美国人去接近北京一样，对俄国人感到担心使得中国人去接近华盛顿。在这种意义上，的确完全可以说克里姆林宫是北京最高级会议的“东道主”。中国向尼克松先生开放门户是为了缓和“对美战线”的紧张关系以便在对俄战线上作更好的准备而采取的类似做法的一部分。
　　
　　这并不是说尼克松先生赞助中国的事业，也不是说他在中苏可能进行的摊牌中会成为中国的默不作声的伙伴。但是就在四年前，两个大国都在中国边境一带增加或保持大量军队，现在中国只面对一支这样的敌军了。无疑这是北京从这次最高级会议得到的最大“收获”——仅此一点就足以说明周恩来在上海与尼克松先生告别后二十九日回到北京时为什么受到祝捷式的迎接。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2.0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