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刊载谢伟思访华观感之二

《纽约时报》刊载谢伟思访华观感之二 [1972年03月]

　　《纽约时报》刊载谢伟思访华观感之二
　　
　　《对中国的发展的自豪感》
　　
　　【本刊讯】美《纽约时报》一月二十五日刊登谢伟思写的《还乡纪游之二》，题为《对中国的发展的自豪感；“讲外语的能力曾被当作有声望的象征”》，全文如下：
　　
　　对于一个西方人说来，新中国的生活可能看来是一本正经的、朴素的和带点严肃的。我们听不到爆竹声，看不到焰火。我们看不到和尚，也看不到道士。我们一次也没有看到婚礼队伍和送葬行列。北京的鸽子不再带有飞时嗡嗡叫的哨子，但是麻雀又回来了。城市里没有狗，农村里还有，现在看来好象有人喂养狗。小男孩仍然会坐在他们放牧的水牛背上愉快地打瞌睡。
　　
　　中国旅馆里当年嘈杂的麻将牌的哔裂啪喇声，现在哪里都听不到了。在成都的一家商店里，我看见橱窗里有一只盒子，我要女售货员拿给我看，我的翻译明白我的想法，笑了。它看上去象是装一副麻将牌的盒子，但并不是。
　　
　　在上海，我们驱车经过原来的丽都跳舞厅。过去，在那里，唐·何塞和他的庞大的菲利皮诺跳舞伴奏乐队几乎同盖伊·隆巴尔多乐队一样好，一些女招待说一口漂亮的北京官话，帮助一位美国领事馆的年青官员业余学习语言。它现在一片漆黑，显然用来作仓库了。这座“东方的巴黎”的其他夜生活场所也都一片漆黑，或者转而用于实际用途。你可能同情一位寂寞的丹麦海员的一番辛酸的话：上海是他所到过的最死气沉沉的地方。
　　
　　对于中国人，特别是对于要求比较简单的那些人说来，生活并不那么惨淡。中国的食品是世界上最好的，仍然大量享用，并因为他们能够生产得更多了而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得多的人能够享用。由于同样的原因，中国的米酒和酒精的消费增加了。啤酒看来不再是主要供外国人喝的；中国已开始酿造相当不错的葡萄酒。使西方人感到意外的是，含酒精的饮料没有课以重税，因此是比较便宜的。但是我没有看到任何酗酒行为。我怀着宽慰的心情注意到，主人不再热衷于使贵宾醉倒在桌子底下。没有人因为饮酒“海量”而得到恭维。我从未听到有人“猜拳”：输者罚酒。中国人过去常常以此来作弄外国人（特别是我）。
　　
　　中国人一向是喜欢看戏的，喜欢有各派风格的演、唱和舞。现在每一座学校、每一家工厂以及每一个政府组织看来都有自己的往往是优秀的剧团。儿童们在幼儿园就开始演戏。当然，这些戏全是政治性的和爱国主义的。但未必是令人不愉快的或者是强加于人的。在从西安到延安的飞机上——一架俄国仿制的老式的双引擎ＤＣ—３式飞机——年轻的女服务员（十九岁，扎了两根辫子）送了热茶和水果之后，为了弥补缺少管乐，而认真地演唱了几首中日战争时的陕北民歌。高音喇叭播送的音乐可能是令人心烦的；但是你可以很快就找到你的车厢里的开关在哪里。
　　
　　中国人对他们的过去始终感到自豪。他们喜欢大自然，常常观光名胜的秀丽景色。
　　
　　在我还是小孩的时候，我被带去看成都郊外据说是唐代著名诗人杜甫的草堂的遗迹。我记得，那是一个荒芜的、宁静的地方。现在，那里成了一个绿树成荫的大公园的中心，大批人去参观。他们还参观一个新的展览室，里面有毛泽东和其他许多人书写的赞美杜甫的题词。
　　
　　在南京附近的紫金山，一班一班的小学生在拜谒中山陵，孙中山仍然被誉为他的国家的一位革命领袖。在北京，整个紫禁城是一个大公园大博物馆。人群兴趣盎然地走进西太后的豪华的居住处，而扩音器里在上历史课，连诸如一九○○年义和团起义后外国军队入侵紫禁城这样的细节都不放过。石雕的和铜铸的动物上挂着牌子：“不许爬攀”。
　　
　　一个外国人感兴趣的是他受到接待的方式。昔时，下层阶级似乎把你看成叫人害怕的某种怪物。商人和服务行业的人把你看成是有钱但常常是没有多少辨识能力的人。军警知道你是受到保护的人。政府人士和知识界通过一种同谦逊相反的态度，并显示出一种文化上优越的神情，来表示他们的不满。现在任何人都是以一种绝对平等的直接的个人对个人的方式对待你。当然，这部分地是中国人现在彼此相待的那种方式的延续。但是这里也有对于中国靠它自身的努力所完成了的业绩的自豪感。
　　
　　外国人不再受人模仿。过去，特别是在上海这样的通商口岸，男人穿西装表明有地位。现在在各处，甚至在上海，我们连一个穿西服的中国人都没有看到。
　　
　　讲外语的能力曾被当作有声望的象征。周恩来在人民共和国被接纳加入联合国的第二天跟我谈话时，曾经以嘲笑的口吻谈到国民党的外交官，“连中国话都不会讲”。
　　
　　过去能讲英语的老朋友，也宁愿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同我谈话（为什么不呢？）。
　　
　　在国民党时代，对会讲中国话、特别是能看懂中文的美国人，官员们看来是持猜疑态度的，据设想，这是因为我们不那么相信他们对我们所说的话。对于这些官员，我过去是司空见惯的。现在我发现，我的说得很不好的中国话受到一致的欢迎，受到不配有的赞扬，人们感到高兴，有时甚至感到惊讶。幸运的是，洋泾浜英语现在已完全消失了。我们一直没有听到过“ＭＥＮＯＷＡＮＴＣＨＥＥ”（“我不想去”）这样的话。
　　
　　中国对外国人的这种态度的一个方面是值得一提的：你是作为一个个人受到接待的。对作为个人的你和美国政府，是严加区分的。现在在中国，人们坦诚相见，直接了当相待，说话说到点子上，提批评意见，避免那种讲面子的转弯抹角的老习惯，已是正常的事。
　　
　　广州的一个大幅标语：“我们的朋友遍天下”，是对人民同人民的关系如此强调的一个例证。
　　
　　对于美国的了解和理解的程度，在不同集团和不同阶层中是各各不同的。
　　
　　在上层，在外交部处于负责岗位的人，当然还有周恩来总理，对世界和美国都是极其熟悉的。他们了解世界，抱着很现实的态度看待世界。鉴于在他们的后面有一个团结的、自信的和比较繁荣的国家，他们向美国来访者敞开大门——至少是打开一道门缝；他们正要在世界上发挥他们认为同中国的地位相称的、为中国的利益所要求的作用，这就不是奇怪的了。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2.03.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