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刊载谢伟思访华观感之一

《纽约时报》刊载谢伟思访华观感之一 [1972年03月]

　　《纽约时报》刊载谢伟思访华观感之一
　　
　　《旧中国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地方》
　　
　　【本刊讯】美《纽约时报》一月二十四日刊载约翰·谢伟思发自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的第一篇访华观感，题目是《旧中国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地方》，全文如下：
　　
　　一个美国人在离开中国二十六年之后又回到那里去看看，情况真是大不相同了。他是在共产党人接管中国之前就离开的，因此他所记得的只是旧中国的情况。
　　
　　那个旧中国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地方，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是如此。那里有军阀、国家四分五裂、内战、帝国主义、不平等条约、日本的侵略、严重的通货膨胀、赤贫、天灾、残酷无情地进行剥削的统治者。
　　
　　由于我就是回到中国去的那个美国人，读者大概会了解我有另外一些见解。我是在中国出生的，在那里度过了二十八年，包括我的青年时代在内。我个人作为美国外交部门的一个官员同美国的各种不同的判断和政策有过一定的关系。我这次访问是应中国政府的邀请进行的，至少部分是由于我在战争年代（一九四一——四五年）在重庆和延安同许多共产党领导人相识而有友好关系。我的背景情况就谈这些。
　　
　　我的妻子和我从九月下旬到十一月初的六个半星期里，在中国境内作了约六千五百英里的旅行——东南西北都去了。我们去访问的一个重要地区——西部的四川省（我的出生地）——长期来是“禁止”外国客人“入内”的。事实上，凡是我要求去参观访问的地方，他们都让我去了。
　　
　　我们到各地参观访问多半是乘飞机。但是，幸亏，喷气机时代还未来到中国。飞机是在白天低空飞行，而且往往只是在好天气的时候才飞行。大地的形状，人的双手在土地上劳动的成果清晰可见。更好的是，我们乘小汽车在农村里周游了一千英里（我在那里打破了礼仪，先占了司机旁边的位置）。我们每到一个城市都逛了大街、商店、公园、剧院和饭馆。我在城里或农村里都是徒步走的——往往没有向导或警卫人员陪同。我的汉语，虽然荒疏了，但是还听得懂，至少还能说一些；我还有阅读能力。
　　
　　先谈谈有形的变化是最容易的。在农村里，人民的无法估量的辛勤劳动改变了大地的面貌。精心地平整土地、控制凤蚀、排水、开垦，使田地免于荒废，并夺得了新田地。各个公社重新安排了田地，使它们成为更大、产量更高的农田。从飞机上可以看到公社社员在村子附近的一小块一小块匀整的自留地。
　　
　　在大部分地区，曾经占着宝贵的可耕地的坟墓迁走了。这一点使我作了思想准备，当我终于到达重庆的时候，我发现，我的父亲和姐姐埋葬的那个小小的外国人公墓不见了。祭祖的风俗也没有了，外国人的那种特殊的优惠地位也没有了。
　　
　　到处是灌溉工程、水坝、水库、引水渠和运河——大大小小、有的已完工、有的还在建造。他们作了大规模的植树努力——并不完全成功。但是在每一条公路、运河和铁路两旁都是细心培植的树，往往有好几行。在光秃秃的、树木稀少的北方，现在也是一片绿色。
　　
　　我不论到何处，都看到有电话线和输电线。许多公社有它们自己的发电厂。电力带来了成千的灌溉水泵。
　　
　　在大城市里，新修了许多绿树成荫的宽敞的街道（一群群忙碌的妇女把它们扫得干干净净）；有好些给人以深刻印象的政府大厦；商店没有过去的那种色彩缤纷的招牌和广告（政治口号除外）而显得单调。
　　
　　在广阔的新的郊区，整整齐齐的大工厂林立（不少工厂的烟囱在冒烟），还有发电厂、炼油厂和成排成排的工人宿舍。
　　
　　那里没有被遗弃的人，也没有乞丐，没有衣衫褴褛的人，也没有忍饥挨饿或营养不良的迹象。这是真实的，虽然是令人惊讶的。相反，在象北京这种大城市的街头市场上，大白菜和其他蔬菜在地上堆积如山，如果卖不出去，就放在那里，晚上没有人偷。到处水果也非常充足。
　　
　　当我童年在成都的时候，稻谷每年在九月份收一次。我在十月月中重游成都时，我感到惊讶的是，收割还未开始。回答是：富饶的成都平原这个大产粮区改种双季稻了。每季的收成都要比过去的一次多。只是在过年过节才吃肉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现在已看不到旧上海那种穿着华丽旗袍的上层妇女和女招待。但是人民现在都穿得相当好，而且很整洁。虽然有的人写了文章谈到那个“‘蓝蚁”之国，但是现在中国人的衣服的色彩比以前多了。中国人很喜欢用绸缎做被面，但是成都附近的一个锦缎厂承认，自从文化革命以来，一些精致的传统的花样不织了。在北京（并不是在专为外国人开设的“友谊商店”里），我的妻子买了一条剪裁漂亮的、做得很合适的混纺裤子。她现在很遗憾只买了一条。
　　
　　在一个公社的合作商店里（在西安附近的一个农村里）有“卫生纸”卖，同西方的标准比较很粗糙，但是（象自行车一样），过去农民是买不起的。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2.03.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