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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杂志》外事主编蔡斯评尼克松对外政策文章 [1972年03月]

  

  《纽约时报杂志》外事主编蔡斯评尼克松对外政策文章
  
  《理查德·尼克松的包含五种力量的世界》
  
  【本刊讯】美《纽约时报杂志》二月二十日登载了外事主编詹姆斯·蔡斯写的一篇文章,标题是《理查德·尼克松的包含五种力量的世界》,摘要如下:
  
  “你们所需要的就是有一个胜任的内阁来管国内的事,你们需要由总统来掌握对外政策。”——理查德·尼克松在六七年说的话。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在罗斯福饭店的一根旗杆上迎风飘扬。美国正在为总统在乔治·华盛顿诞辰的时候去北京访问作好准备。美国和苏联正在维也纳准备限制部署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协议。华盛顿已经在实际上宣布,美元不再能作为资助世界贸易的货币来使用,从广义上说,总统正在着手进行的工作不仅是要同北京实现和解,而且要同中国的主要对手苏联达成一些具体的协议,并鼓励同不听话的东欧共产党国家进行新的贸易,同时一直在设法使在南越的一个非共产党政府稳定下来。他希望,在不放弃美国已经承担的义务的情况下,避免承担新的义务。不管在什么时候,只要能够,他就避开争执,小心谨防美国插手诸如印巴冲突和中东问题这样的爆炸性局面。总之,美国的战后对外政策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象这样的一系列戏剧性的,有讽刺意味的和看来矛盾的行动,在世界棋盘上是罕见的。使美国进入战后世界的这个未经探明的领域,应对此负最大责任的人,正是据说保守的理查德·尼克松。
  
  对于最严厉地批评他的人来说,正如加里·威尔斯所说的那样:“只有一个尼克松,虽然看来总是要出现新的尼克松的,因为他将试图成为人们所希望的那么一个人。”一个象法国政治评论家皮埃尔·阿塞内这样的比较同情的观察家,则将把他看作是一个“实用主义的保守派”。不管人们把总统的方针叫作什么,这一方针表明他是这样一个人:他已经开始制定同美国战后时期占优势的对世界的看法——也是他自己的看法——大相矛盾的一项全面对外政策。
  
  尼克松作为艾森豪威尔的副手的年代里多少学会了对单纯的军事解决抱怀疑态度,而且他肯定采纳了基辛格的观点,基辛格一度是尼克松的劲敌纳尔逊·洛克菲勒的外交政策顾问。但是,尼克松在对外事务中的哲学的一个主要关键,是他同戴高乐将军的联系。
  
  在去年九月份要求支持他的新经济政策的时候,总统在向国会发出的呼吁的结束语中引用了戴高乐将军的一段话并照这个格式套了一句:“只有在从事一项伟大的事业的时候,美国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美国。”尼克松有意引用戴高乐回忆录中的话,因为他在成年时期非常钦佩戴高乐将军。有时,总统突然改变政策而使全国震惊,在这样的时候,戴高乐将军的名言——“行动起来,批评就消失了”——似乎特别适用。所采用的策略和理论都是戴高乐主义的。玩弄策略、巧妙地引起人们的震惊——戴高乐使用所有这些手法来逐步实现恢复法国第一流地位的远见。
  
  尼克松经常有意识地效仿戴高乐,他希望历史对他的评价象对戴高乐的评价一样。
  
  象戴高乐那样,尼克松也有一阵子看来似乎是宦途无望了。在一九五三年,当戴高乐在科隆贝乡间别墅里茕茕孑立的时候,有谁会预料到他在五年以后又重新掌权?在一九六二年,当尼克松竞选加利福尼亚州长败于帕特·布朗的时候,有谁会预料到他就在六年以后当选为美国总统?
  
  但是,当尼克松在野的时候,戴高乐对他以礼相待。在尼克松当选以后,这位新总统的几乎头等重要的事情是访问这位法国领导人;此外,尼克松的对外政策顾问基辛格也同他一样钦佩戴高乐,并且也象尼克松一样希望修复美法关系的大厦。据苏兹贝格说,在一九六九年访问戴高乐的时候,戴高乐将军对尼克松说,“美国离开越南比当初法国离开阿尔及利亚要容易得多,因为当初在阿尔及利亚有大量的法国人。”尼克松同意这种意见,并且说,如果他处在戴高乐在阿尔及利亚危机时期的地位,他“很可能也会这样做”。
  
  尼克松总统所设想的世界同戴高乐派的设想比较接近。他对世界政治的方针是希望实现以五强为中心的关系格局,五强即美国、俄国、中国、日本、最后还有西欧(包括英国).在这个五角世界中,每个力量中0都将受到其它力量中心的约束。总统去年夏天在堪萨斯城第一次明确地提出这一看法,他当时解释说冷战已告结束。他说,“二十五年前,我们在军事上是世界第一,甚至没有人向我们挑战,因为我们垄断着原子武器。……现在,二十五年过去了……我们看到五个经济超级大国,美国、西欧、苏联、中国,当然还有日本。”
  
  尽管如果说所有五个都是“经济超级大国”,这种说法显然是不确切的,总统的话却的确表明他意识到五角世界,他现在认为这将是冷战结束之后和作为那个时期的特点的两个超级大国相对峙的政治结束之后的下一阶段。要是他抱着老的看法——均——势的确是美国和苏联之间的核恐怖的均衡——那么他同中国的和解就不会被莫斯科看作是对俄国的全球卷入的可能的抗衡。
  
  最近,尼克松明确提出一种在某些方面同十九世纪很大一部分时间内的欧洲力量平衡相类似的大国一致。
  
  然而,在寻求全球力量平衡的时候,将会冒一些风险。由于在滑铁卢结束的那一代人的战争之后在维也纳聚会的那些国家,普遍认为为了维护和平在五大国中间取得这样一种平衡是可取的。出席一八一五年维也纳代表大会的那些人——特别是梅特涅、塔莱朗和卡斯尔雷——都懂得有必要防止任何一个大国在欧洲处于过分的支配地位,从而使欧洲大陆蒙受另一场战争的威胁。奥地利的伟大政治家梅特涅提出了“运用团结和均势的原则……和各国的联合的力量来反对一国称霸”,作为一个政策原则。俄国、普鲁士、奥地利、法国和英国是拿破仑时代以后的世界的五强,它们的成就带来了一种力量平衡,这种力量平衡使世界在一个世纪内没有爆发大战。
  
  曾经写过一本关于梅特涅的书和关于俾斯麦的研究论文的基辛格,在一九六八年大选前评述美国的对外政策时,反映出梅特涅本来会赞成的一些原则。基辛格曾经写道:“我们遇到困难的部分原因是由于我们不肯从力量和均势着眼来考虑问题。”他接着批评美国有一种倾向,总是认为“其他国家有利益,而我们却承担责任;其他国家关心的是均势,而我们却关心实现和平在法律上的规定。”尼克松和基辛格所追求的是在下述这样一个世界上实现均衡,在这个世界里,民族国家继续是应当考虑的最重要的力量。
  
  在十九世纪初期谋求的均势和在当今世界的这种均势当然有很大的不同。五大力量中心今天对这样的全球均势是否需要这一点意见也不一致。欧洲国家试图有一个一致的欧洲以保持平衡,可是同欧洲国家不一样,尼克松与之打交道的全球性大国是不能一起行动的;均势只有在大国采取行动限制任何一个大国的过高愿望时才存在。并没有始终会出现这种情况的保证。
  
  如果大国共同地或各自地彼此施加限制,它们可能发觉自己日益被排除在势力范围之外。的确,即使在东欧,罗马尼亚享有很大的独立性;此外,古巴在抵抗美国方面获得成功。美国同中国实现新的和解,其目的之一是不使俄国人在南亚有势力范围。
  
  可以说尼克松已认识到中国具有大国地位,以抗衡苏联日益增长的力量。
  
  南亚和东南亚的局势具体地说明了五角世界的全球性质和区域性质。只有美国和俄国是真正的世界强国。只有这两个大对手能够在世界的几乎任何地区相遇而进行争夺或妥协。其他的三支力量至少在最近的将来仍将是区域性的力量。虽然在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的力量均势(在解决了印度支那战争之后)很可能涉及美国、苏联、中国和日本,但是很难设想欧洲会扮演一个重要角色。另一方面,在非洲和拉丁美洲,中国肯定将由于她的经济和军事力量而受到限制。而在欧洲本身,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对任何全面解决办法大概都不会有发言权。
  
  然而,一种包含五种力量的世界尽管受到一些限制,却也许是不可避免的,在这个世界上,结盟关系会不断发生变化,几乎不会有纠缠不清的联盟,势力范围会缩小。与我们大多数人经历过的世界相比,这个世界还可能是一个更加混乱的世界,虽然不一定是更危险的。但是,正如人们通过研究尼克松对待某些重大的外交政策问题的作法所能看到的那样,美国正是在按照对于这样一种局面的理解来制定它的对外政策。因为,尼克松认为,这样一种均势还可能有助于实现他的象梅特涅那样造就“一代人的和平”的诺 言。
  
  当然,正是厄克松对中国的访问最清晰地揭示了这种政策的轮廓。在策划中国之行的过程中与戴高乐的老关系再次显示出来。据罗斯·特里尔教授在最近一期的《大西洋月刊》上透露,尼克松第一次表示他希望“使同中国的关系正常化”,是在他于一九六九年见戴高乐的时候。一九六八年大选之前整整一年,尼克松就在《外交》季刊上写道:“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我们实在经不起让中国永远留在国际大家庭之外,那样只会使它产生幻想、抱有仇恨和威胁它的邻国。在这个小小的星球上,没有让它的从潜在的角度看最能干的十亿人民生活在愤怒地与世隔绝的局面中的余地。”他接着警告说:“如果说我们的长期目标是要把中国拉回到国际大家庭中来的话,那么我们必须避免造成那种使它感到一些大国或者欧洲国家正在‘勾结起来’的印象。”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初,他在大选之后同一位英国记者的谈话中又一次重复了这个话题。
  
  对华政策也是说明难于对尼克松的主张和基辛格的主张加以区分的一个好例子。或许它恰恰是两个真正有头脑的人的结合的产物。尼克松相信一位保守党总统在对共产党人执行一种激进政策方面比一个自由派总统拥有更多的自由,这肯定是年轻的尼克松从艾森豪威尔那里得到的看法,艾森豪威尔最后接受结束朝鲜战争的条件,而杜鲁门一直不能接受。因为对中国的访问是在新罕布什尔州的预选临近的日子里进行的,所以总统既能表现出投机态度,又能表现出政治家风度,这种做法并不是白宫主人所不熟悉的。
  
  尼克松确信,包含五种力量的世界既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可取的,他象戴高乐一一样(也象艾森豪威尔一样)认为,需要由一个保守分子通过谈判来实现自由派的主张。他在小心谨慎地为他的东方之行作准备时认识到,这是他为了在一九七二年秋天把自己表现为一个和平总统而作的努力中的一个未尝不重要的方面。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2.0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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