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举行记者招待会：回答尼克松对外政策报告中的问题
[1972年02月]
基辛格举行记者招待会：回答尼克松对外政策报告中的问题
【美新处华盛顿二月九日电】下面是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亨利·基辛格博士二月九日在华盛顿举行记者招待会上的谈话摘要：
问：基辛格博士，对外政策报告第一百五十五页谈到苏联在中东的行动，你们说：“大西洋联盟不能忽视这个行动对东西方关系的稳定可能产生的影响。”在你们这样说时，大西洋联盟考虑采取什么行动呢？
答：这个报告有两个方面。这个报告试图向美国人民和其他国家解释，我们对国际事务的状况是怎么看的。
我们提到的每一个问题并不是立即都有解决办法的。我们要人们注意这样一个事实：苏联在东地中海的军事力量日益增加，超越于眼前的紧迫的中东危机之外，将会而且的确会产生超越于当地局势的影响，这种力量是在可能在这个地区作出的任何解决办法中应当考虑的因素之一。
问：报告在第二十二页上说，总统私下主动与苏联领导进行了到头来很成功的接触。关于这些接触，你是不是可以说一些详细的情况？
答：一月份，总统通过信和其他渠道主动同苏联领导进行了接触，以便取得一种处理悬而未决的问题的广泛的办法，或者苏联愿意要的尽可能广泛的办法。这些问题包括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欧洲问题和双方关心的其他问题。
问：你说苏联在地中海的军事力量问题可以在该地区的一种解决办法中加以考虑，你能向我们谈谈这是什么意思吗？你是指一种阿拉伯—以色列问题的解决办法吗？
答：我认为，正如总统在一九七○年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所说的，该地区的任何持久的解决办法还应当包括外部力量。因此，我们认为，很难想象，如果要在东地中海实现和平，对苏联的军事力量继续呆在那里可以有不同的看法。
问：你们在第一百六十八页上说，在印巴战争期间，苏联想要否决联合国的行动，并对中国采取军事行动。具体来说，它们究竟采取了什么行动？
答：对外国政府讲话的这一部分是展望未来的那一章的最后一部分，这一部分所提到的是苏联在十二月初提出的公开威胁和与此有关的活动，苏联当时说，对于任何外界采取的同次大陆有关的行动，苏联都将认为是对它本身安全的一种威胁。
我们在这里提出的基本之点是，由于我们在十一月底和十二月初能够进行的选择，我们按照我们的原则不可能同这种具体的态度相竞争，同时如果没有反对使用军事力量的话，本来可能会导致战争从东边扩大到西边。
问：你们谈论俄国和中国时的语气，对于苏联的军事发展情况，对于苏联军事火箭发展情况，在世界各地的苏联人员情况，你们谈得很明确，而在谈到中国时，你们是极其笼统的，几乎是有意识地这样的。我想问一下，为什么语气不同？
答：我认为在这篇报告中提到的一切事情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但是，之所以会有不同，部分原因是我们讨论的情况不同。
苏联和美国作为超级大国在世界许多部分彼此相撞。正如这篇报告所指出的，苏联和美国正在一个非常广泛的方面进行着各种不同的谈判，我们提到了苏联采取的使我们感到不安的很多行动；但是，我们也提到了正在进行的许多具体谈判，而这在谈中国的一章中也没有提到。
这是由于我们感到我们同这两个国家的关系处于不同的情况。同苏联，我们长时期来不是作为对手就是作为谈判者相遇。因此，有着谈判的长期记录，也有着偶而发生冲突的记录。我们力图提出一项尽可能公平的收支对照表。
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出的情况是，除了意识形态上的对峙以外，我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无论在直接的对峙中，还是谈判中，直接相遇的情况很少。所以，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的收支对照表只能限于我们为了取得目前这种开端所采取的那些步骤。
中华人民共和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进行全球性外交活动。实际上，它在它的边界以外没有什么重要的军事力量。因此，我们同苏联的关系与我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的演变是处于不同的阶段。我们一直在设法提出对二者的一项公平的收支对照表。
问：据你们谈到南亚的一章来看，是否可以认为，苏联根据那项依你说是准备了两年多的友好条约武装印度，主要或直接是针对中国的？
答：我不想就苏联的动机进行猜测。一个政府取得它原来并未明确追求的结果，这是不乏先例的。
我们在这里谈论的是我们可以观察到的苏联的行动所带来的后果，我们认为，这种后果就是，苏联的某些行动起了加剧那里的紧张局势的作用。
但是我们还说过，我们认为，战争爆发后苏联在实现停火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
问：在三十九页上，谈论中苏关系紧张的话，更确切他说，是一种自圆其说的议论。你说，苏联和中国在妥切地解释共产主义哲学上有分歧，这是一个我们没有资格，也没有兴趣来谈论的问题。你是否打算提出一系列新的分歧？
答：我并不认为，中苏两党或者它们在全世界的朋友会认为，我们对于这一纯粹的理论的解释是无争论余地的。因此，我们觉得，在它们的争端这一范围内，我们所能作出的贡献是极其有限的，我们打算不参与进去。
问：在六十五页上，你的报告谈到需要使美国和日本的对华政策紧密配合。你能解释一下这是什么意思吗？
答：完全是在日本方面，人们很担心我们在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上可能做的事情可能有损于日本的利益。这就是说，我们在设法使日本方面有一种普遍的信任，能够理解我们前进的方向，使他们承认，这同他们的利益不是不相容的，当然，所有这些政策都必须以互利为基础。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2.0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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