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松对外政策报告中国部分（全文）
[1972年02月]
尼克松对外政策报告中国部分（全文）
【美新处华盛顿二月九日电】题：外交政策报告关于中国的一章。全文如下：
能称得上有历史意义的大事并不多。我在七月十五日宣读的公告堪称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公告说：
“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于一九七一年七月九日至十一日在北京进行了会谈。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一九七二年五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
“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
“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为了谋求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并就双方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这个公告对于后代能够具有最深刻的意义。导致发表这一公告的航程是经过小心翼翼的驾驶的；我们已经作出的开端仍是脆弱的；眼前的具体成就可能是有限的。但是，我们的目的，在现在也是我们可能达到的目的，是要在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和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之间建立接触，是要使我们今后的抗争局限于会议桌上。现在进行接触，可能有助于防止以后发生后果不堪设想的大祸。这样做当然有益于丰富我们两国人民的生活，还可能导致将来我们两国合作从事一些事业。历史背景我同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的会晤将是前所未有的。中美最早的接触是在十九世纪初叶逐渐开始的。那时候，安全而居于优越地位的古老的中华帝国刚刚开始那个使自己适应外部世界的痛苦过程。中国人由于具有世界上最长的自己治理的历史，而且是他们地区内占支配地位的政治和文化力量，因此他们作为世界的“中央王国”是自信的，闭关自守的。尽管如此，他们却受到技术上优越的外部强国的剥削。美国当时由于奉行孤立主义，埋头于本国的发展，主张中国的领土完整；但是我们的平等对待一切外国人的“门户开放”主义，在中国人看来是暧昧不清的。
因此，共产党领导人继承了既自豪又受辱两方面的传统。中国人的经历不是作为平等者与外部世界交往的经历，而是要么中国超人一等，要么受外国剥削的经历。在最近数年内，中国历涉了一个内部动乱和对外关系发生改变的时期。中国领导人已经决定冲破那种部分地是自己选择的孤立状态，探索同其他国家建立比较正常的关系，并且参加到国际对话中来。
当中国革命经历着漫长痛苦的过程的时候，美国结束了孤立主义的漫长历史，怀着热情和理想骤然承担起世界范围的责任。相对而言，我们在各主要强国中是唯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未受损伤的国家。关于全球各地的安全与发展的计划和所需的资源，大部分是我们提供的。而我们觉得包括中国在内的共产党国家是一个由一个中心指导的铁板一块的集团。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已有二十五年的今天，美国对外政策的一种新的方针反映了新的现实。其他国家的日益增长的实力和自信心使它们得以承担较多的责任，也使我们得以转向发挥比较有限制的作用。而且，由于一个国家可以代表所有共产党国家发言的时代早就过去了，我们现在同各个国家打交道是以它们的对外政策而不是以它们的对内政策为根据的。
因此，一九七二年二月，在经过了许多变迁、取得了许多成就和我们这方面的演变之后，美国和中国将在民族平等和相互尊重的新的基础上开始这种对话。我们都正在为自己的历史揭开新的一页。
尽管有了这种有希望的开端，深刻的原则分歧和数十年的彼此猜疑仍然把我们分隔着。直到一九七一年，我们二十多年中没有什么有意义的接触。人民共和国的批评性的公开言论和对历史的解释是我所熟知的。我们也阐明了我们的立场。
要掩饰这些分歧的根源是没有用处的。在为我的旅行作准备工作期间双方都没有假装说，而且以后双方也都不会假装说，我们已经解决了我们的基本问题。我们能够期望我们的会谈将是直截了当的和坦率的，这最适合于他们的分歧是深刻的但是他们的政策是以现实主义为基础的那些领导人。一种新的方针
我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去访问，这既是一个终点，也是一个起点。这是三年来共同耐心努力打破数十年孤立状况的顶点。这也代表一个新的进程的开始。
一九七一年七月十五日关于我访问的公告是使人感到突然和戏剧性的，但是在此之前已经谨慎地采取了一系列步骤，它是这一系列步骤所产生的结果。事实上，在过去三年里采取的美国其它外交政治行动没有比此更小心翼翼的了。早在一九六七年十月，我曾在《外交季刊》上著文说：“美国对于亚洲的任何政策，都必须紧急地抓住中国的现实，”同时指出，采取无准备的新的大胆的倡议是不适当的。（下转第二版）（上接第一版）
我在一九六九年一月就职时深信，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一项新的政策是美国新的对外政策的一个主要部分。当然，我完全了解我们两国之间深刻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方面的分歧，了解需要消除的敌视和猜疑。但是，我也认为，在这个时代，我们经不起与世界上四分之一的入口隔绝开。我们有义务设法建立接触，阐明我们的态度，而且也许进而取得更大了解。
回顾我们的历史经验和考虑到未来的世界，我认为目前的时期是一个无与伦比的时刻。国际关系中变化着的潮流，我们的对外政策的新前景以及中国变化着的面貌——这些就是不仅在华盛顿而且还在北京起作用而招引我们两国朝着对话的方向走去的因素。
决定本届政府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态度的是下列一些考虑：
——亚洲的和平与世界的和平需要我们交换意见，这种交换意见与其说是撇开我们之间的分歧，不如说正是由于存在这些分歧。在一个动乱和核武器的时代，较清楚地了解彼此的意图是极为重要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决定影响到它的利害关系的国际安排中起适当的作用，是符合美国的利益的，也是符合全世界的利益的。只有这样做，那个伟大的国家才会同这种安排有利害关系；只有这样做，这种安排才能持久。
——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应成为代表一个国家集团的唯一的发言者。我们将根据具体的问题和对外行为，而不是根据抽象的理论来同所有国家打交道。
——倘若我们不需要把彼此看成是永久的敌人，那末中美两国的政策就会温和得多。从长远来看，我们基本的民族利害之间无需发生冲突。
——中美两国有着许多相同的利益，在为丰富我们两国人民的生活方面能共同做许多事情。中美两国人民有如此长期的友谊的历史，不是偶然的。
在这一基础上，我们断定应该着手为建立一种新的关系进行谨慎的探索。我们认为是能够使中国人从事这种努力的。美国政策的展现
阻碍进行这种探索的既有政治性问题，也有技术性问题。当本届政府就任的时候，大陆中国和美国人民之间实际上已有二十年没有接触了。两国政府之间也是这种情况，虽然自一九五五年以来在日内瓦和华沙举行的毫无结果的会谈一直在断断续续地拖延着。我们之间横隔着一道互不信任和互不通信息的鸿沟。
我们面临了两个重大问题。第一，如何把我们的看法私下告诉北京当局？第二，采取些什么公开步骤来表明我们愿意在我们的关系中确定一种新的方向？
在我就职后不到两个星期，我们就在这两个方面都采取了行动。我下令要作出努力通过私下渠道传达我们所持的新的态度，并且设法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接触。
事实证明这个过程是微妙的和复杂的。在两个彼此完全隔绝了二十年的政府之间，即使是建立最初步的联系也是极其困难的。不论从技术上说还是从外交上说，都没有可以进行直接接触的途径。这就需要寻找一个居间的国家，这个国家应是两国都完全信任的，而且是可以依靠它用审慎的、严谨的态度和外交手腕来促成这种对话的。
双方开始通过对彼此都友好的国家澄清自己的总的意图。经过进行谨慎探索和增加信任的一段时期之后，我们确定了在华盛顿和北京之间进行联络的一种可靠办法。
一九六九年二月，我还指示国家安全委员会就我们的对华政策提出一项广泛的研究报告，这样就开始了一个过去这三年来一直继续进行的政策审议过程。我们既研究了这一新方针的比较广泛的各个方面，也研究了贯彻这一方针的具体步骤。
依据这一分析报告，我们开始采取一套分阶段的单方面措施，以表明本政府准备朝什么方向行动。我们认为，逐渐放宽贸易和旅行限制的这些实际步骤经过一段时期将使中国领导人清楚地看到，我们是准备进行认真的对话的。我们并不幻想我们能够指望得到中国的诚意。由于联络方面的困难，我们有意识地选择采取一些可能得不到理会或可能被不声不响地加以接受的主动行动；由于这些主动行动并不要求中国采取行动，因此这些主动行动是难以拒绝的。我们有意避免采取可能会招致引人注目的反驳因而使整个这一小心翼翼地进行的过程受到挫折的戏剧性行动。
在整个一九六九年和一九七○年，我们强调我们愿意确立较有建设性的关系：
——一九六九年七月，我们允许美国的旅行者、博物馆等等无需经过特别授权就可以非商业性地购买中国的商品。我们还扩大了其护照将自动有效可以去中国旅行的美国公民的类别。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我们允许国外的美国公司的分公司从事大陆中国同第三国家间的商业活动。
——一九七○年一月和二月，双方在华沙举行了大使级会晤，而这种会晤又是通过私下交换意见安排的。这些会晤突出地表明，举行这种正式会谈存在着种种不利因素。双方的代表的灵活性极为有限；他们所能做的差不多只是宣读事先准备好的讲话稿，对下次会议如何进行又要向其本国首都请示。这种小心翼翼的对手之间的不方便的交换意见的做法更使得有必要采取一种新的作法。
——一九七○年三月，我们宣布，凡是为了正当的目的而要去大陆中国旅行，美国的护照都是有效的。
——一九七○年四月，对于美国非战略性物资向大陆中国出口，我们批准有选择地发给许可证。
——一九七○年八月，我们取消了对在国外开办的美国石油公司的某些限制，以使绝大多数外国船只可以在前往和离开大陆中国港口的旅途中利用美国拥有的加油设施。
因此，到一九七○年底，我们已创造了一个关于单方面主动行动的谨慎的纪录。在整个这两年里，我们在采取这些步骤的同时还发表了一系列表明我们总的态度的公开讲话。
——国务卿罗杰斯一九六九年八月八日在澳大利亚堪培拉的一次讲话中指出了我们两国之间的障碍，然而他说，“尽管这样，我们仍然期望有朝一日我们能够进行有益的对话，并且期望紧张局势得到缓和。”
——我在一九七○年二月的对外政策报告中说：“……我们朝着改善同北京的实际关系的方面采取我们所能采取的那些步骤，那肯定是符合我们的利益，符合亚洲和世界的和平和稳定的利益的……，我们将设法促成一些能够形成一套采取互利行动的新做法的谅解。”
——一九七○年十月二十六日，我在为来访的罗马尼亚主席齐奥塞斯库祝酒时有意识地使用了北京正式的名称“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美国总统第一次用这样的称呼。
到一九七一年二月我发表第二个对外政策报告时，我们有理由认为，对于我们的行动，中国人正在加以注意和进行估价。在那个报告中，我举出了中国参加世界事务的重要性，重申我们准备同北京对话，并且声明我希望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大家庭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我期望在最近将来：
“在今后一年里，我将仔细研究我们可以进一步采取哪些措施来扩大中国和美国人民之间接触的机会，以及我们怎样消除不必要的障碍以使这些机会变成现实。我们希望对方采取对等行动，但是不会由于对方没有采取对等行动而踌躇不前。”突破
到一九七○年秋天，中国人通过私下的、可靠的外交途径开始作出响应。双方那时都在为进行一种过程而努力。在一九七一年春天，采取了一系列协调的公开和私下措施，终于导致基辛格博士七月访问北京和就我同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会谈达成协议。
——在一九七一年三月十五日，我们宣布持美国护照的人不再需要得到特别批准就可以前往大陆中国旅行。
——在一九七一年四月六日，在日本名古屋，参加世界锦标赛的美国乒乓球代表队接到了中国代表队请他们访问大陆中国的邀请。次日接受了这一邀请。中国人还给七名西方记者发了签证以采访这个代表队的活动。美国代表队在中国进行了广泛的旅行，并在四月十四日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周恩来总理对他们说：“你们接受我们的邀请，就打开了中美人民关系中的新的一页。”
——就在同一天，我们采取行动来推动显然已经出现的势头。我决定采取自从一九七○年十二月份以来政府一直在研究的下列措施：
我们将迅速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来访者发签证；
将放宽对美国货币的控制，以使中华人民共和国能够使用美元；
取消了对为前往中国途中或来自中国途中的船只或飞机（前往或来自北朝鲜、北越和古巴的船只或飞机除外）提供燃料的美国石油公司的限制；
将允许美国的船只或飞机装载中国货物往返于非中国的港口之间，美国拥有的挂着外国旗的船可以停靠中国港口；
将编制一个直接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的非战略性物资的货单。
——作家埃德加·斯诺在四月三十日出版的一期《生活》杂志上报道了他早些时候同毛泽东主席进行的一次谈话，这次谈话证实了我们已经在私下得到的表明中国对我访问中国感兴趣的信号。
——一九七一年五月七日，我们取消了美国对同中国进行的美元交易的控制（过去已经冻结了的账户的交易除外），同时还取消了对美国的增加燃料的设备和挂美国旗的船只的一些控制。
——一九七一年六月十日，我们宣布结束了二十一年来在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的贸易方面实行的禁令。我们颁发了允许对中国出口一大串非战略性项目的全面的出口许可证，并规定逐项地考虑其它项目。同时还取消了对进口中国货的限制。
就这样为基辛格博士秘密访问北京作了安排。从七月九日至七月十一日基辛格博士和周恩来总理举行了非常广泛的重要的讨论，达成了我于一九七二年五月前访问中国的协议。
十月二十日至二十六日基辛格博士再次访问北京，就旅行的一些重要安排达成了协议。他与周恩来总理和其他中国官员作了进一步的长谈，为我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的会谈作出了基本安排——其中包括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这一日期、访问的期限和日程、总的议程以及随行人员和新闻界代表的大体组成情况以及为他们提供的便利。主要内容已于十一月底宣布。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十三日，中国释放了他们拘禁的两名美国人，还把另一个美国人的无期徒刑原判减为再关五年。这些值得欢迎的姿态是基辛格博士在两度访问北京时转达了我本人的关心后采取的。这一姿态既是我们努力建立对话的一个具体结果，又是我们的关系今后进一步开展的有希望的征兆。国际上的影响
在国际关系中采取任何重大步骤，总是免不了会有一些痛苦的调整、付出一些潜在的代价的。的确，人们大抵只注意到背离亲密伙伴可能产生的危险，而忽略了可能产生的好处。正是这种倾向妨碍人们采取重大的主动行动，而继续执行维持现状的固有政策。
我们着手向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主动行动时，既知道存在的机会，也知道存在的问题。
这样一个戏剧性的行动，肯定要在全世界引起巨大的变动。我的即将到来的访问的消息产生了事前料到的强烈的震动，并在国际关系方面掀起了新的潮流。
我们只能在宣布这一消息前不久才通知我们的朋友们。我们理解这个消息给他们带来的纷乱。我们有重大的理由对基辛格博士七月份的访问保守秘密。我们不能冒险提前公开透露这些我们无法预期其结果的会谈。这样做很可能会引起人们对连我们也无把握的会见产生过高的期望，因而产生希望破灭的危险。而且那将会对中美双方造成压力，迫使我们两家都采取只能使讨论还未开始就陷于冻结的公开立场。再说，我们知道七月份的讨论不会做出任何直接关系到第三方的决定；我们和北京都不会提出或接受任何前提条件。无论美中关系的变化怎样实现，在经过二十年的敌对之后出现这样的变化势必引起震动。的确，一旦北京决定同美国改善关系，它就有能力通过它自己的单方面行动动摇我们同我们的朋友的关系；单是向一个美国乒乓球队发出邀请这件事就已产生了重大的反响。因此，我们为保密付出的代价是不可避免的。事实定将证明这一代价是暂时的。重要的任务是迅速采取行动向我们的朋友们解释我们的目的，并开始就未来的前景进行有意义的交换意见。
我同中国领导人的交谈将主要集中在双边问题上。任何一方都可以随意提出它希望提出的任何问题，当然有关总的和平的问题是双边关心的问题。但是我们已经向我们的亚洲朋友们清楚表明，我们将保持我们的义务，我们将不代表第三方进行谈判。除非我们也尊重我们长期的朋友们的利益，否则我们就不可能着手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一种彼此尊重的体面的关系。
应不应当把我们的行动理解为我们把优先地位从东京移到了北京呢？不应当这样。同中国人，我们正处在一个长期的过程的开始。而同日本人，我们已经经历了二十多年的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最密切的合作。的确，用同一个非常重要的盟国的强有力的关系来换取同一个死心塌地的敌人的敌对情绪的一些缓和，这种作法将是没有远见的。但是，不谋求同世界上四分之一的人口建立联系和增进了解，同样也是没有远见的。我们认为这两个目标之间没有矛盾。
在进行这种同中国扩大联系的努力时保持我们同日本的密切关系，这就要求所有方面采取明智和克制态度。我们每一方将必须避免情不自禁地恶化其他两方之间的关系。尽管存在着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令人不舒服的东西，但是仍然可能有较多的余地通过合作性的交往而不是通过破坏性的敌对来取得进展。（下转第四版）（上接第二版）
我们已经这样做了。从七月份以来，我们同有关国家进行了磋商，简要说明了我们的目的和期望，并且表明我们不会进行有损于它们的利益的谈判。国务卿罗杰斯非常积极地向外国外交部长和其它领导人解释了我们的对华政策。康纳利部长和里根州长作为我的私人代表访问了亚洲，转达了我对我们关于中国的主动行动和一般的亚洲政策的看法。我向我们的许多朋友和盟国发出了私人信件。我们的大使们奉命解释我们的看法并且征询他们驻在国政府的看法。我在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和今年一月同盟国的领导人举行的一系列会谈所谈到的主要问题中包括我在北京和莫斯科举行的会谈的前景。当我们在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方面向前迈进时，我们将继续进行这种磋商。我们同我们的朋友们举行的会谈集中在对美国政策的比较长期的影响上。人们提出了一些问题，我们在公开的和私下的场合曾经慎重地谈过这些问题。
我们在亚洲的朋友们应该如何根据我们所承担的义务和他们的直接利益来理解这一主动行动呢？首先，在我们同所有有关国家的关系上有一些总的原则。无论是我们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没有为开始我们之间的对话要求任何条件，也不会接受任何条件。我们两国都不指望对方出卖自己的原则或抛弃自己的朋友。的确，我们是本着下述信念共同采取行动的，这就是，我们之间建立比较正常的关系将是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的，并将缓和远东的紧张局势。
对我们同中华民国的长期关系有什么影响呢？在我宣布我对北京的访问的讲话中和后来的讲话中，我都强调说，我们不会以牺牲朋友来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新的对话。但是尽管如此，我们承认，这种做法不能不使我们台湾的老朋友——中华民国——感到痛苦。我们的立场是清楚的。我们在外交上尽了最大的努力来保留它在联合国的席位。我们感到遗憾的是，联大作出了剥夺中华民国的代表权的决定，尽管我们欢迎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联合国。我们将继续同中华民国保持我们的友谊、我们的外交关系、和我们所承担的防务义务。台湾和大陆的最后关系不应由美国来决定。双方和平解决这个问题，对缓和远东的紧张局势会有很大帮助。然而，我们并不要求双方中的任何一方奉行某一特定的方针。
我们在中国问题上采取的主动行动对于我们同苏联的关系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的政策不是要反对莫斯科。美国和苏联有着极为重要的问题要解决；如果由于新的敌对而损害这些问题上的进展的话，那确实是代价很高的。尽管如此，一些观察家警告说，在谋求同北京建立正常关系方面取得进展，必然会损害我们同它的共产党对手的关系。没有理由说明情况会是这样。例如，我们同苏联就柏林问题和限制战略武器会谈进行的各种谈判，在七月十五日的公告之后取得了重大的进展；而在一九七二年五月间同苏联领导会晤的协议则是在一九七一年十月十二日宣布的。
其他一些人建议我们趁我们向北京开门的机会来利用中苏之间的紧张关系。我们始终一贯地向各方解释说，我们将不想这样做，因为那样做将是自取失败和危险的。我们没有在两个共产主义大国间制造分歧。他们在怎样对共产主义哲学作出正当解释方面有分歧，而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是无能为力的和不感兴趣的。他们还在他们的共同边界线上有争论，对这个问题我们是很难进行操纵的。无论如何，我们将设法同这两国都改善关系。在努力实现这个目的的过程中，我们将正直和坦率地从事我们的外交活动。北京之行
过去三年的记录证明，导致我的旅行的是现实，而不是感情用事的态度。现实还将决定我们未来的关系。
我到北京去将不抱任何幻想。但是，尽管如此，为了我们两国人民，为了世界人民，我将抱着要改善我们两国之间关系决心到那里去。我们和中国人选择的这条道路是信心的产物，而不是由于个人的性格或者由于可以取得战术利益的前景而产生的。我们将这样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打交道：
——相信一个和平的和日益繁荣的中国是符合我们自己的国家利益的；
——承认它的人民的才能和成就应该在世界事务中得到适当的反映；
——确信要使亚洲保持和平，要使亚洲和世界取得最充分的进步和稳定，就需要中国作出积极的贡献；
——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一样，是不会牺牲它的原则的。
——确信只有我们在和我们的朋友的关系中以及在和中国的关系中是可靠的，我们才能同中国建立一种持久的关系。
——假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一种互惠的态度来制定它对美国的政策。
这些原则将指导我在即将和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进行的会话中所采取的方针。当然，这些讨论的趋向以及我们未来关系的趋向并不仅仅取决于美国。它要求相互谅解彼此的看法和互相愿意把原则性态度和对彼此利益的尊重结合在一起。
在历史的这个时刻，我们需要进行最高级会谈。在日内瓦和华沙进行的十八年断断续续的大使级讨论表明，枝节性问题在低级会谈中不能够得到解决。然而，我们领导人之间具有权威性的交换看法，现在看来有希望逾越鸿沟进行真诚的交谈并规定一个新的方向。北京之行本身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个过程的开始。这次旅行的历史意义超过我们可能达成的任何正式谅解。
我们终于要会谈了。我们将以平等地位进行会晤。战后形势的一个显著特点将发生变化。我们将在最高一级把一章结束掉，看看我们是否能开始写新的篇章。可以预料，双方都将十分坦率地说明自己的原则和看法。我们彼此将清楚地知道对方在那些把我们分隔开的问题上的立场。我们将寻求能开始减少我们的分歧的途径。我们将试图寻找某种可以据以建立比较有建设性的关系的共同之处。
如果我们能够实现这些目标，那么我们就是确立了一个扎实的开端。
从一个较长的时期来说，我们将看看两国——两个历史和文化完全不同的、近时期来是完全隔绝的、意识形态是互相冲突的、对于未来的设想是互相抵触的国家——是否还能够从敌对走向联系再走向谅解。
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日，我在就职演说中说明了我们对一切潜在的敌手的态度：
“在经历了一个对抗的时期之后，我们正在进入谈判的时代。让所有的国家都知道，在本届政府任职期间，我们的通讯联络线路将是畅通无阻的。
“我们谋求建立一个开放的世界——对各种思想开放，对货物和人员的交流开放；在这个世界里，大小国家的人民都不会怒气冲冲地处于与世隔绝的地位。我们不能指望使每个人都成为我们的朋友，但是我们能够设法使任何人都不成为我们的敌人。”
我在说这些话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我思想中占很大地位。正是这种态度从一开始决定了我们的政策并导致了发表一九七一年七月十五日公告。我就是本着这种精神到北京去。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2.0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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