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芝加哥论坛报》刊登多克·巴尼特文章：《尼克松的中国之行----期望得到什么》
[1972年01月]
美国《芝加哥论坛报》刊登多克·巴尼特文章：《尼克松的中国之行----期望得到什么》
【本刊讯】美国《芝加哥论坛报》一月十六日刊载多克·巴尼特写的一篇文章，题为《尼克松的中国之行—一期望得到什么》（原编者注：巴尼特是中国问题专家，是最近出版的《美国对华新政策》一书的作者）。详细摘要如下：
尼克松总统即将对北京的访问是多年来最引人注目和重要的政治事态发展之一。
鉴于最近几个月明显地出现对美中关系抱有盲目乐观情绪，因此有必要认识到，总统和周恩来总理之间的会晤不可能，也不会突然解决使美国和中国有分歧的最棘手问题中的许多问题。它不会，也不可能突然把美中关系从敌对变成友好。
美国和中国将继续保持敌对的关系，虽然有希望使敌对程度比过去有所缓和。就具体的协议和谅解来说，我们对于可能产生的结果应当抱适度的期望。
尼克松总统和周总理看来都认识到这一点，并且都是以这种态度对待这次会谈的。但是，美国公众对这个事实是否有现实的了解，那就不清楚了。反作用的危险
必须使公众有这样的了解，否则的话，就会有这样一种实际的危险，就是在会晤结束后，如果大多数美国人得出的结论认为，这是一个失败，因为在具体协议方面没有取得更多的结果，这样就可能产生一种有害的反作用。
周恩来在去年对《纽约时报》的詹姆斯·赖斯顿发表谈话时对这次会晤发表了如下的明智的和现实的评论。
周说：“我们……愿意谈。当然毫无疑问，好多问题我们双方的立场不一致，观点有很大距离。如果要和缓，总得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吧，总要研究一些问题嘛，这些问题都可以摆到桌面上谈嘛。
“我们也不指望问题一次就统统解决，那是不可能的，是不实际的。但是接触接触，就会找出一个头……解决问题。”
尼克松总统发表了类似的谈话，力图制止人们对于这次会晤能够取得的结果抱不现实的期望。
在北京的议程上大概会有些什么问题，人们可以设想这次会晤有什么结果呢？议程上可能列出的问题的清单是非常长的。
让我来提供一份很可能讨论的问题的简短清单——一份很不完全的清单。
这些问题大致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比较直接影响美中双边关系的长期悬而未决问题；第二类，同战争与和平的基本问题有关的各种政治和安全问题，其中许多问题显然牵涉到美国和中国以外的国家。
在第一类中，台湾问题列于清单的第一位。北京认为收复台湾是一个不可改变的、不可妥协的、基本的长期目标，它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在这一点上大概不会后退。
美国对保卫台湾不受军事进攻负有明确的义务，在目前情况下，它考虑放弃这个义务，就不能不在亚洲对日本和其他国家产生危险的削弱稳定的影响。应当改变对台湾的政策
但是美国能够而且应当以各种方法改变其目前的立场，我认为，我们这样做是重要的。例如，我们能够而且应当表明，我们在台湾前途问题上非常愿意接受长期的结果（包括最后同中国重新统一），只要这是通过和平方法逐步实现的，是为台湾人民所接受的。
我还坚决认为，我们能够而且应当从台湾撤走现在仍然留在那里的美国少量部队。这支部队总共不到一万人，在任何意义上说，它们对我们履行保卫台湾的义务来说都是不必要的。它们是一种讨厌的象征，使改善美国同大陆中国的关系复杂化了。
如果美国的立场作了这些改变以后，北京是否愿意在对台湾的正式态度方面有所让步呢？回答大概是不会的，至少目前是不会的。
因此，很难说下个月在北京在台湾问题上可能会达成什么具体的协议。目前也许一个协议也达不成。没有正式关系
现在不可能达成很快解决台湾问题的协议，这就是说，尼克松周恩来会谈也不可能达成使美中关系全面正式正常化的协议，全面正式正常化就是互派大使和建立正式外交关系。
迄今为止，北京一贯拒绝同和台湾保持关系的任何国家互派大使。（下转第四版）（上接第一版）
但是，现在互派小型的不叫做大使馆的官方使团是很有可能的，我认为，这是尼克松在同中国人的会谈中应当设法争取的。
过去，北京已经同意同其他国家这样做，我们应当希望，尼克松和周能够同意做这样的事情——以便建立比我们以前在华沙的中美会谈好得多的机器来继续就广泛的重要问题进行接触和谈判。交流旅行、贸易
看来最有可能达成具体协议的双边问题是与文化科学交流、互派记者、旅行及贸易有关的。
就如何最大限度地鼓励有系统的交流（无论是非正式的，还是正式的，或者两者都有也好）达成协议或者谅解应该是有可能的，而且既然美国已经打开了美中直接贸易的大门，因此存在一种北京可能愿意批准同美国进行直接贸易的明确的可能性。
设法就这些问题达成具体的协议或者谅解是非常重要的，即使这些问题显然不是要在北京进行讨论的最重要的问题。如果总统手中没有带着任何具体的东西从中国回来而只发表一份措词温和的一般公报的话，那么就可能有这样一种危险：不管可能已经在关于最重要的问题的讨论中取得了什么样的进展，许多美国人将会判断这次会谈失败了，也许这种判断是非常错误的。、
但是最关键的讨论将是那些与美中苏三角关系中所固有的非常广泛的国际问题有关的。这种三角关系显然是中国和美国的领导人考虑得很多的问题，但是决不是说可以肯定这将是一个将要非常详细地讨论的问题。
如果是的话，那么我相信这将是要极其谨慎对待的问题。美国方面可能重申它的态度，美国认为任何中苏冲突都将是完全不可取的，而且可能危及那个地区的稳定。
但是，几乎可以肯定，美国下会愿意比那个走得更远。尼克松总统必定希望避免做任何将会引起苏联担心美中和解针对莫斯科的事情。
与此相反，美国、中国和日本之间的三角关系的问题几乎可以肯定将是要讨论的问题。与日本进行磋商不仅中国人认为，而且美国人也认为，这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重要问题。
我们在北京的目的之一应该是努力使中国人相信，日本的重新军国主义化和核化不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由于存在着这种可能性，所以不仅是日本，而且还有美国和中国应该共同关心，设法创造和保持一种将会使日本最不会感到不得不重新军国主义化的环境。需要中国的克制
如果彼此能够达成一项默契：即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目标，需要中国对美日的安全关系采取克制和容忍态度（因为没有美国的核保护伞，日本极有可能将加速重新军国主义化）的话，这将是一项重大成就。
美国还应该尽最大力量来设法使北京相信：从各方的利益以及这个地区的全面稳定的角度来考虑，改善中日关系是可能的，也是可取的。
越南问题肯定也将被列入会谈的议程。事实上周恩来曾说过，如何结束那里的战争问题应该是要谈的真正的头号重要的问题。
很可能列入北京会议议程上的另外一系列问题同军备控制有关。到目前为止，北京一直对参加在美苏之间制订的任何军备控制措施不感兴趣。
是时候了，美国应当大力设法就安全方面和军备控制方面的许多问题同中国人进行对话。要做到这一点，美国可以向北京提出一些具体措施。
正如这一切所表明的，显然有极为广泛而又很重要的问题需要在美国和中国之间进行讨论，无疑其中许多问题将列入北京会议的议程。
但是人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些问题中很少有什么问题能够很快解决或者很容易解决，因此期望北京会议就这些问题达成许多具体的协议是不现实的。
但是不应当根据这一点来判断这次会议是否成功。中美两国就这一切问题广泛地交换意见本身也许具有极大的重要性。
在少数极关重要的方面，也许能够达成默契。但是只能在很少一些极为有限的方面（同较大的问题相比，其中大多数方面是次要的），也许有可能达成一些具体的协议。我们采取的新方针不是一种不包含风险和危险的方针。美苏关系一个风险是，在设法同中国建立新关系的过程中，我们可能以增加（至少是在理论上）华盛顿和莫斯科的紧张关系的方式打乱美苏关系，危及全世界的战略均势，使军备控制、柏林问题和中东问题这种重要问题达成协议的可能性遇到危险。
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当然其后果可能是极其危险的。在我们今天生活在其中的这个世界里，美国必须把保持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的稳步战略均势放在最优先的地位，这是不会有什么人不同意的。
可是，迄今为止，看来这种可能性主要是理论上的，而不是实际上的。事实上，美中关系的改善有可能在实际上对美苏关系起有利的影响。
看来可能性更大的是，现在有可能实现的这种美中关系的逐步改善也许会以一种微妙的方式对莫斯科施加压力，使其如人们所期望的那样修改其政策。例如，可以想象，俄国人会在欧洲和其他地方，在同美国的关系中变得更加迁就一些，而不是更不迁就了。也可能使俄国人对中国本身的威胁减少，而不是增加。
可是，从我们对待中国的新态度可能对日本和美日关系产生的影响来说，实际的危险却增加了。宣布尼克松和周会见而在事先没有同日本进行任何讨论或通知日本一事给日本人造成很大的震动。
如果我们听凭美日关系严重恶化，而却把我们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改善同中国的关系上，其结果可能是危险的。日本是基石
由于明显的经济以及安全上的原因，日本是而且应该是目前我们在亚洲的政策和立场的基石。如果美日关系发生了朝着坏的方向的基本改变，在我们之间出现裂痕，我们就必须重新估计我们在亚洲的整个立场。
总之，尽管努力改善美国同中国的关系是极为重要的，但是这决不能以牺牲我们同日本的关系来实现。如果美国被迫在它同日本或它同中国的关系之间作出选择，那么在亚洲目前的情况下，毫无疑问，根据我们的根本利益，我们必须选择日本。但是政治家和外交家在最近的将来这一阶段的任务是避免被迫作出这种抉择。
我们必须确保继续同日本人保持密切的关系，与此同时，逐步努力实现美中关系正常化，我们应该做我们所能做的一切事情来鼓励北京和东京改善它们之间的关系。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2.01.21
上一页 本月目录 本年目录 总目录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