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月二日对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发表的广播电视谈话中尼克松谈越南局势和访问中苏问题
[1972年01月]
在一月二日对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发表的广播电视谈话中尼克松谈越南局势和访问中苏问题
【美新处华盛顿一月三日电】尼克松总统一月二日在白宫对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丹·拉瑟发表的长达一小时的广播电视谈话记录，全文如下（本刊摘登其中有关越南局势和访问中苏问题的部分）：
问：总统先生，在你进入这个选举年的时候，十分明显，有两个你一直在强调的中心主题。你一再用下述这样的词句来阐明这两个主题：“一代的和平”和”没有战争的繁荣”。
我要趁此机会相当细致地和相当深入地研究一下这些词句下面所隐藏的概念。
首先关于一代的和平。每个人的思想上都在考虑恢复对北越的广泛轰炸的事。除了我们从西贡当局那里已经获悉的情况和莱尔德部长所说的话以外，你能估计一下这个行动在军事上的好处吗？
答：这个，关于在军事上的好处，让我首先谈谈我们为什么这样做。当我在白宫新闻室宣布上次撤军计划——根据这项宣布到二月一日军队人数将减到十三万九千人——的时候，那时我说如果随着我们的军队越来越少，敌人加紧进行渗透，或者采取我认为使我们剩下的军队遇到危险的其他活动，我将采取行动来对付这种局势。
我说的话是完全算数的。敌人确实加紧了渗透活动。他们违反了在一九六八年同意停炸时就射击我们的非武装侦察机问题达成的谅解。他们在十二月十九日轰击了西贡。
在这种情况下，除了进行轰炸以外我没有别的办法，这次轰炸的是有选择的军事目标和补给集结待运地区。这些地区是进行轰炸的唯一地区。
轰炸的结果是非常非常有效的，我想我现在将要发表的声明将表明轰炸的效力。
在二月一日以前，是远在二月一日以前，我将作另一次撤军的宣布。我们的撤军将按计划——至少按目前的速度，也可能按稍微快一些的速度——继续进行。我目前将不作出关于速度的决定，但是撤军可以按照计划继续进行。三个月来，伤亡数字平均不到十人，而在我们开始执政时，伤亡数字却是平均三百人——每周多达三百人。
问：总统先生，《时代》杂志在过去一周刊登的一篇接见记者的谈话中曾经援引了你的话，即“就本届政府而言，越南问题将不是竞选中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那时将会结束美国的卷入的局面。”现在，人们是否可以由此适当地设想：到选举日以前，将没有任何美国人——陆军、海军和空军，没有任何剩余部队为支持老挝人、柬埔寨人和南越人而作战？
答：拉瑟先生，这取决于一种情况，这种情况是我非常关心的，我知道也是我们所有的听众和观众所非常关心的。那就是关于是否我们仍在继续沿着谈判的道路前进。通过谈判结束这场战争是有可能的，我知道许多人认为没有可能，但是我认为有一些可能，我们将通过下周恢复会谈继续沿这条道路前进。你们知道，我们已经建议在印度支那全境停火，包括老挝和柬埔寨在内。我们已经建议所有的外来军队全部撤出。我们将建议交换战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现在是应该认真考虑这些建议的时候了。
如果在谈判方面没有进展，那么我们将不得不在我们称之为越南化的那方面继续下去。现在，十分明显，如果你看一下数字，那么美国人在越南的人数远在举行选举之前就将减少到非常低的数目。
现在，就产生这样一个问题，坐在这个办公室里的美国总统，对四百名战俘，以及在东南亚各地战斗中失踪的一千五百人——因为他们可能也成了战俘——负有责任，只要敌人把一个美国人作为战俘扣留着，他能撤退我们的全部军队码？答复是“不能”。
如果北越仍然拘留战俘，那么，为了获得对越南人，对北越人的一些谈判力量，我们将必须在越南继续保持一支剩余部队，我们将必须继续保持对北越人进行空中袭击的可能性。
问：总统先生，佛罗里达州的一位女士今天下午打电话给我，要我问你一个问题。她是佛罗里达的杰拉尔德·加利女士，她是一个当了战俘的二十七岁的海军上尉的母亲。我利用这一机会代她提出一个问题：我们究竟有没有问过北越人和临时革命政府，如果我们确定把全部美军撤出南越的日期，他们是否将释放战俘，井保障我们正在撤退的军队的安全？我们究竟有没有问过他们这一点？
答：拉瑟先生，这个问题在许多场合都谈过了。你们曾经报道过，在今年秋天提出这一问题时，完全遭到北越人的拒绝。换句话说，这个协议是说，如果我们确定一个期限，那么他们就将把战俘交给我们。
问：这是公开进行的吗？
答：是公开进行的，是的。北越人说，不能就释放俘虏的期限进行交易。这都是公开讲的。
我还可以指出，除了在巴黎进行的那种公开的讨论外，我们还进行了多次讨论。
就坐在这间屋子里——实际上我就坐在你现在坐的那把椅子上，葛罗米柯先生坐在这把椅子上——，我向他提出了战俘的问题。
问：请原谅，他以前是否提出过这个问题——
答：如果我在中国和随后去苏联举行会谈的时候，我们在这方面还没有取得进展的话，这些问题将会再次提出来。
我可以告诉你，我们一直沿每一个谈判渠道前进；而在各种渠道中，我们提出了一些建议，当全部记录发表的时候——它将会在适当的时候、在合适的时候发表——，我们这位佛罗里达州的女士及其他人将会认识到，就战俘问题来说，我们已经做出了额外的努力。我不想透露任何进一步的细节，因为谈判正在进行。（下转第二版）（上接第一版）
问：总统先生，你提到了中国这个问题，我深信，你对于我希望同你谈谈这个问题不会感到惊讶。每个人都关心这个问题。你还提到，你希望在今年一九七二年实现你在这场战争中要达到的目的；提到除了你在战争中的最终目的、解决通货膨胀问题、减少失业人数、就限制战略武器达成协议、访问北京和莫斯科以外，一切事情似乎都在选举年向高潮发展。
发生这一切的时间是巧合的呢，还是就象甚至是你的一些朋友所说的，有些事情所选择的时间一定是有党派斗争方面的考虑的呢？
答：唔，这是一个很正当的问题，我理解为什么有许多人认为这是有党派斗争方面的考虑的。
但是，我认为，凡是坐在这个办公室的人所做的每一件事都会被人指责抱有一种党派斗争的动机。但是，请让我指出这一点：我要说，如果我在开始执政的那天就可以结束这场战争，而不会鼓励在世界其它地区发生那种侵略，不会造成我本来认为——我当时认为而且现在还认为——会是对美国对外政策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的一次后果不堪设想的打击，那么，请相信我，我本来是会这样做的。
就这一方面的时间而言，我们并没有象一位参议员甚至大胆说的那样把结束这场战争拖延到选举年。如果我们能在明天结束战争，我们就结束它。
就访问北京和访问莫斯科而言，在我们刚一执政的时候，我们本来可能在莫斯科举行一次最高级会谈。要是举行那种会谈，那本来会失败，就象葛拉斯堡罗最高级会谈遭到失败一样。当最高级会谈没有经过妥善计划的时候，当最高级会谈只是为了装装门面的时候，这种会谈会使人们产生最大的希望，而在会谈垮台的时候，就会造成一种巨大的打击。
关于同苏联举行最高级会议的问题，苏联领导人和我都相信，除非我们列入议程的问题有可能导致达成实质性的协议，否则我们不应举行最高级会议。你知道，若干时候以来，我一直同勃列日涅夫先生在这个问题上进行直接联系，另外还同葛罗米柯和多勃雷宁进行了讨论。在同莫斯科举行最高级会议问题上造成突破并决定目前这个时间的是柏林协议。那个历史性的协议表明，美国和苏联既然在这个重要方面达成了协议，也有可能在其他我们的利益可能发生冲突的问题——可能是中东问题、限制武器问题，肯定还有贸易和其他方面的问题——上达成协议。这就是为什么在现在这个时候确定了莫斯科最高级会议的时间。
你可能记得，同中国举行的最高级会议是我在一九六七年写文章谈过的那种会议。你可能不记得了，因为在一九六七年，认为我将坐在这里的人并不多，我当然也心中无数。
问：老实说，我那时就认为你不会。
答：是这样，这也并没有使你成为一个蹩脚的预言者，但是我在一九六七年为《外交》季刊写了一篇研究局势的文章。你知道，在我不任职的时候，我走了许多地方，而且比我现在走起来随便得多。
我当时说，展望未来，美国必须设法找到同生活在大陆中国的七亿五千万人的领导人进行联系的道路，所以漫长的过程就开始了。如果我们在一九六九年或一九七○年这样做，如果作适当的准备，我们本来是做得到的；但是我可以向你们保证，推迟的原因并不是我认为，“如果我们在一九七二年新罕布什尔预选前进行，那多好呀。”
另一方面是，你知道，需要双方才能搞出这个有人所谓的巧妙的小阴谋。是否有人认为，苏联对我的重新当选感兴趣，或者中国人确定他们的最高级会议以使我在今年选举的时候事情顺利？当然，回答是，我不相信是这种情况。我并不是说，他们将反对我重新当选；我只是想表明，我们这些在办公室里作出这样的决定的人肯定是从政治上考虑问题的。我们负有这种责任。我们是我们党的领导人；我们是我们国家的领导人。但是首先是国家。
我可以向你保证，结束越南的战争、通过向中国开放建立持久的和平、限制美国和苏联之间的紧张局势——这些决定并不带有任何党派斗争色彩。如果我们能早做，就早做。如果时机不适合，我们就推迟。
问：总统先生，这个，就引起了这样的问题，使我对最高级会议总是感到有点担心，我从你在成为总统之前，就在你到这里办公之前写的文章里知道了有关举行最高级会议的危险性。这会不会在美国选举年的中间使北京和莫斯科这两国首都的共产党人在最高级会议上同你讨价还价时得到讨价还价的有利地位？如果说，我们要么是在我们的选举年开始之前举行这两次最高级会议，要么推迟几个月，等到选举年之后，以便不给共产党人这种讨价还价的有利地位，是不是要更好一些呢？
答：这个，首先，和平非常重要，不能推迟，如果可能的话，我要在谈完这个问题的第二部分之后再详细地稍谈一下这个问题。问题的第二部分关系到最高级会议的整个问题，举行最高级会议是不是一个好的主张。你提出了这一点。我想我应该答复。为举行最高级会议而举行最高级会议是很坏的主张，但是当你同基本上是一个人统治的政府——苏联实际是这样，中华人民共和国实际也是这样——打交道，那么为了要作重大的决定，举行最高级会议往往是必要的。我深信，对于中国和对于苏联，为避免可能导致战争的那种对抗和建立世界和平，举行会议是符合我们的利益，也是符合他们的利益的，时间的问题是必须现在举行，推迟会议可能意味着在此期间会发生什么事情，使会议根本不能举行。而且我已经指出，我们没法安排早一些举行会议。
其次，关于在谈判中的地位问题，我要说明一点——在我看来，在这方面很可能有一种误解。我要消除这种误解。当我前往会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周恩来先生和毛泽东先生、随后会晤勃列日涅夫先生和柯西金先生的时候，我可以肯定告诉你们，（他们不会）由于我想影响我们的竞选而在谈判方面得到任何好处。目前在这方面起支配作用的东西是今后世世代代的人的前途。比方说，如果同苏联在军备控制方面达成一种不适当的协议，使他们得到好处，使我们在世界上处于第二大强国的地位，如果同中国人达成一种不适当的协议，使我们在非共产党亚洲的朋友感到沮丧，如此等等，那根本不值得达成这种协议。
我要说，任何总统——不仅是我——任何总统都不想以这种代价在选举中获胜，我当然不会这样做。我可以肯定告诉你们，我将是在作了良好的准备的情况下参加这些会议的，我将是在作了良好的准备的情况下到那里去的，我到那里去是为了保卫美国的利益，尽自己的最大力量进行谈判，以消除分歧，我认识到我们和这两个共产党国家之间在思想体系方面是存在着基本的分歧。但是除非我们讨论这些分歧，到头来，我们可能为这些分歧进行战争，那样一来，我们所了解的文明将不复存在了。
问：总统先生，再就中国问题提另外一个问题，而且我愿意再次用一句直接引语。在一九七一年三月你说，“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会奉行一种使同共产党中国关系正常化的政策，如果这种政策以把台湾驱逐出国际大家庭为代价的话”。
现在我们奉行同中国关系正常化的政策；台湾被驱逐出联合国。这不是矛盾的吗？
答：这是矛盾的，但这并不是我们所计划的。就我们关系正常化而论，我应该指出，关系还没有正常化。我还应当指出，当我们在二月份、自二月二十一日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举行会谈时，普通那种意义的承认不会是会谈的结果之一。他们并不预料会有此结果，我们并不预料会有此结果。之所以不能成为结果之一的原因是，只要我们继续承认台湾——我们是承认台湾的，只要我们继续同台湾有防御条约——我们决心保持这样的条约，人民共和国不会同那个国家有普通那种意义的外交关系。因此我们不会有那种正常化。然而我们将会有正常化，这是从建立某种比我们目前的要好一些的联系方式来说，因为没有建立通常那种意义的外交关系的国家可以建立关系，而这是我们将能做的一件事。
现在，就我们在台湾被逐出国际大家庭的时候建立这种正常化而言，我们曾进行过艰巨的斗争以避免台湾被驱逐。我们认为驱逐台湾是一个错误，但是，作为这个国际大家庭的一个成员，我们认为我们不得不接受这个裁决。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将去这个人民共和国，我们将在我刚刚说过的那种基础上使这种关系正常化，但是，我们还将继续保持我们同台湾的关系。而且，我们之间的防御协定也将继续保持。
问：我们是否正在开始撤出在台湾的美国军队？
答：不是在现在。
问：总统先生，为什么有必要……
答：拉瑟先生，顺便说一下，我知道，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有消息说：当基辛格博士在那里时，他同周恩来先生作了某些交易，即如果我们要去中国举行会晤的话，在我到达那里以前，我们要撤出一些部队。让我们来纠正这种说法吧。
他曾说过，我也说过，我可以说——我看了他同周恩来先生举行的那些时间很长的会谈记录中的每一个字，我确信周恩来也看了这些记录——在我们方面没有提出什么条件，他们方面也没有提出什么条件。
这将是有着非常大的分歧然而也有一个共同点的人们之间的激烈的、困难的谈判，这个共同点就是，我们最好就分歧进行谈判，不然我们就可能到头来由于这些分歧而进行战争。
在这方面我也想仅仅指出另一件事：我们一直在谈越南问题。我想我们的观众中的许多人可能没有认识到，美国在过去二十年中进行的两场可怕的、困难的战争——他们称之为小战争——都是在亚洲边缘进行的战争。这两场战争中国人都卷入了，在朝鲜是直接卷入，正如你所知道的，在那里，成千成万的中国志愿军曾参加进去同美国人作战。
在南越是间接卷入，在那里，就补给品而言，中国人正在军事上支持北越人。
因此，正如你在历史上看到的，美国在二十年中不得不打两场战争，在这两场战争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卷入了另一边，你可以看看将来的可能性，那时，现在同我们相比是一个弱的核国家的这个人民共和国十五年或二十年以后将成为一个很有实力的核国家，因此迫切需要找到一个比我们在过去拥有的途径为好的途径来解决我们的分歧。
为什么必须进行这种联系，原因就在于此。任何人在目前这个时刻坐在这个办公室里都不能只想到明年或是今后两年的事，由于对中国采取的这一行动而引起了许多的问题，同我们朋友的问题，而这使他们感到关切，但是任何人都不能坐在这个办公室里，听任这一巨大的危险在将来笼罩着世界和笼罩着美国，这种危险就是世界上这个人口最多的国家成为一个主要的核国家并且置身于国际大家庭以外，同美利坚合众国毫无接触。
这就是为什么我决定要到中国去的原因，当然，这次访问的主要目的是建立那种长期对话，这种长期对话可能避开要不然就会发生的一次不可避免的冲突。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2.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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