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在纽约发表的一次讲话：《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印象》
[1971年10月]
杨振宁在纽约发表的一次讲话：《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印象》
【本刊讯】香港《新晚报》三日转载了美籍中国物理学家杨振宁教授九月二十一日在纽约所作的一次讲话，题目是《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印象》。这篇讲话原登载在纽约出版的中文刊物《中文运动》上。《中文运动》按语说：
“九月二十一日，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教授，在他执教的纽约石汉大学举行了盛况空前的演讲，题目是《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印象》，当晚从远道而来的各界人士很多，挤挤攘攘的塞满了整个可以容下五六百人的大礼堂。
“由于听众也有外国人和本地出身的中国人，所以杨教授用英文演讲。为了要让更多同胞去了解今日中国，我们就把全文意译刊载，让大家都能够知悉更多关于中国的真实面貌，进而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做一个谦逊而有骨气的中国人。”
杨振宁教授的讲话全文如下：
在我开始谈到中国的现在状况之前，我要机械性地报道一下我这次旅程的目的和经过。在四月中，我知道父亲因病重入院留医，同时间，美国政府又宣布解除那二十年来封锁了的中美来往交通线，所以我觉得应借此机会回去探亲，而且还可以知道我久别多年的中国今天的真实状况。
游中国大陆的四个星期中，我分别在上海与北京都逗留了差不多两星期，其中我还到过合肥，这是我诞生而且曾经度过六年童年生活的地方。其外我还到过一个叫“大寨”的人民公社，我去的目的是为着了解今日中国是如何解决农业问题。在北京和上海，我分别参观了三个大学，就是上海复旦、北京清华和北京大学，此外还参观了三个研究科学的机构，是生物研究所，生理学研究所及核物理研究所。我还采访了我在一九三○年读书的中学，现在已经改名为第三十一中学。
我发觉今日的中国是完全地改变了，和二十六年前我所认识的中国已截然不同。而这也就是我今天晚上想报道的事，而在我未有分别指出这些大变动之前，我想综合一下我所见的变化，都是值得中国人自豪的，而这些变化的重心就是：“精神”。
在此我希望尽量报道我这四个星期来在中国各方面的体验，好让你们也来分享我曾经历和看到的每一件事物。文革后的教育
现在让我先从教育方面谈起，先前我谈到三十一中学，位于北京中部，现在学生增至一千四百人，是原来数目的四倍。我发觉学校的教育观念是改变了很多，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后，一种新的革命观念和教育制度配合了，而文化大革命是在一九六六年中开始直至一九七○年才圆满地成功结束。文化大革命不但改变了政治，甚至改变了国家其他各方面的行政。
我从三十一中学及几个大学的学校当局和教改小组口中知悉，文化大革命的三大原则是：一、教育群众为中国全体人民服务，摒弃特权阶级和自私观念。二、理论与实践该双行并论新的哲学方法是废除旧传统的刻板方式。三、学生一定要用新方法学习，不要做蛀书虫，要用最原本与最实际的方法来学习。例如，许多小学与中学都与工厂相连，而学生们就会在工厂里实际学习。我曾看见有许多学生在汽车修理厂整顿电线及甚至用最原始的方法制造影相机等，他们大都表现出热切而兴奋的学习与工作精神。学生们的上课期间有八个月在学校里学习，一个月在工厂里，而另一个月却下田耕种，其他的两个月便是假期。
这些新的教学方法在中学和大学里一并地实行着，例如清华大学，因为父亲是那里的教授，而我也在这大学里长大，所以我对校园中的一切，甚至是一草一木都非常熟悉；校园现在扩大了，而且建筑物也增加了很多。在一九六六年至一九六八年间文化大革命曾在这里展开。
我感到惊奇的是我看见人们谈到文化大革命而毫不紧张，而且表示得很轻松，甚至乐意地以此为话柄。因此我也觉得文革确实对人民曾经有过贡献。文革对于清华大学本身也有很大影响，而事实上，红卫兵也是在这所大学里诞生。在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九日，一群清华大学附中的学生在会议后决定自称为红卫兵，他们组织的目的是为了消除没有依照毛主席路线行事的官僚。这种思想和行动很快地传遍了整个中学。在一九六六年，红卫兵占据了学校的最高局，跟着其中产生两个派系，彼此发生争执，而且继续地占据校中楼宇，甚至产生械斗，因此学校里的物件曾受毁坏。其后，他们都感到有些混乱，有些学生离开学校，剩下那些最热心的学生还逗留在占据的校舍中，彼此争论。于是一九六七年七月，一千三百个工人开始开进清华园，他们不携带武器，只持两句口号就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他们包围校舍，甚至七百人受伤。五个工人牺牲，也不采用武力还击，结果这些学生为他们的优越行为所感动，在第二天就投降了。这两派的学生领导人现在已和好如初，日前还与我在一起拍照。
我要举一个关于实践论的例子，就是一位与我曾是同学的教授，他在科学方面有专门的研究，现在是北京大学的一位教授，他告诉我，他大部分的时间在半导体的工厂里教学和工作，他发觉能在工厂里指导学生和放工后的工人们，都是很有效的方法。
其中有一个教育上重要的因素是学校招生的制度。假如这里的美国学校认为招生制度算是革命性的话，那么他们就更应去中国学习。中国的教育制度是十年制的，前五年是小学，后五年是中学，孩子们在七、八岁左右入学，在十七岁左右便中学毕业，毕业后便分派到各个工厂或农村里工作。他们也可以自愿参加解放军，而这也是他们的第一个选择。而那些不能投入解放军的便会在公社或农村中工作。经过多年工作之后，若成绩优良，就会被公社选派到大学去读书，因此这样的竞争也很公平。中国现有七万五千个公社，假若每个公社派出一个学生，那么，大学里就会有七万五千个学生，这数目也并不少，当我询问大学里的教授关于这方面的进行情形时，他告诉我其中还有很多实际的困难。
其后，我深切地感觉到在这种情形选择出来的学生求学的动机是特别的显著，而我也相信他们普遍智力的程度和在以前任何旧制度是一样的好。由于这些学生的学习背景不同，因此带来许多教学上的困难。教授们要不断地重新编写课本和学习新方法来适应学生的需要，经常注意理论和实际的配合。新中国的医学
关于中国的医学方面，我曾到过北京医学院看他们用针灸来动手术，其中一个内科手术是为一个年轻妇人从腹部除去瘤。手术长达九十分钟。针灸是中国自古以来的一种医学方法，但在十五年前才有医者发现用针灸来麻醉可生最大的效果，最初他们尝试用于简单的手术上，结果非常成功。此后遂以针灸来代替以往的麻醉方法。现在却普遍地施行在一切手术上，甚至长达六、七个小时的手术，乃可用针灸而顺利成功。所谓“针灸”，是这样的，先置病人于手术床上，用针刺在身体的特别位置上，针头深入两个厘米，而针尾与电力相接，通电后大约二十分钟，假如顺利的话，手术可以开始进行。我曾问及针灸位置的准确性如何，他们的答复是大约几个米厘左右。当时，我看见那针灸在那妇人的腿部上，我就问她是否感到一种特殊的感觉，她答有，而且是从腿部蔓延到腹部以下。我转问问医生说，假如她说没有的时候会怎样？他们的答复是：一方面将电力的频率改变，或转移针灸的位置约几分。手术进行时病人的脸上现出滑稽的神情，当我询问她是否痛楚时她的答复是没有，她只觉得有些东西似乎在触动她的胃部。（下转第四版）（上接第三版）
后来我在上海问及一位医生有关针灸的理论和其中的效率如何，他告诉我施头部的手术效率最高，假如遇到针灸无效的情形，他们才替病人注射麻醉针。关于使用针灸的方法，在医学方面有两大效用：
（一）对医生或护士们来说，针灸是比平常的方法易学，因为一旦学懂了基本针灸的原理及其施用的位置之后，其余的步骤就不困难了。
（二）对病人方面没有任何不良的反应，往往病人在手术后，就能迅速地复原。
卫生部门还在继续研究针灸背后的理论。而除了针灸以外他们还关心到市民的节育问题。由于中国人口多，所以这是要解决的问题之一。节育的方法是广泛地为中国市民采用着，中国医生教导市民们采用药丸，通常是一个月或二十二天生效的一种。当生物研究所的人士问及我国外是否有更好的避孕方法，但我却未能说给更好的方法。由此看来，今日的中国实在是比外面的国家进步。其次堕胎已经在中国合法和普遍，我在上海问及一位女医生有关堕胎的方法和是否有任何特别的困难，她告诉我她们还在继续研究新方法以达到最高的效率，在这方面她们都充满了信心。就是怀了六个月身孕的妇女也可安全地堕胎，直至现在，还没有一个在施手术时受到伤害。此外，我还知道中国医生们能够把一个烧得体无完肤的人救活过来。以往的观念，是一个人若有百分之九十的皮肤受到焚伤，则不能抵抗细菌的侵入而死亡，但今日中国已有解救的方法，但其详细的情形，因时间的关系，我不能仔细地叙述。
还有，身体上任何一小部分因意外而割断，例如一个人断了一只手，那么只要在二十四小时之内把手藏在雪柜里，其后替这个人动手术，只要安接妥当，那个人的手就会回复原状。自给自足的新中国
我也到过五七干校，它位于北京北面二十里，在那里的学员，都是有不同的背景，他们可能是教授，老师，工人，农民等等。他们在这里学习的目的是提供更多有关农业方面的问题来加以解决，并且在冬季时盖搭房屋。他们告诉我自从来这里工作以后，才发觉开始了解农民的生活状况，种植也是需要学习的，在田中与各种昆虫及天然灾害战斗，所以在收获时就感到份外欢愉。
古时的中国屡受水灾泛滥的损害；我还记得在二十岁时就看过一场大水灾，死了五万人，但是现在的中国是不会再有河流泛滥的出现，因为这些泛滥的问题，已经大部份地解决，人们从山顶上带来石与沙，填筑了堤岸及疏通了河道，虽然方法是很原始，但效用却很大，这不但避免了泛滥的水灾，而且附近的村落还出产了比以前两倍多的农产品。当我问及他们成功的妙方，他们便说这全靠毛主席思想和正确的领导，今日中国人民才有幸福的生活。
现在中国的每一个人做事都以服务大众为基本原则。例如厨师们煮的食物不好吃，就会受到大众的批评，因此他们必须为人民尽力服务，中国人民的衣着是很简单，大部份人的衣服都差不多是一样，在夏天我看见许多妇女穿白色衬衣和蓝色长裤或裙。大概有百分之三十穿着裙，而其中一小部份是有图案和颜色。他们告诉我若是在冬天，他们会穿灰色的厚棉衣，因棉纱在中国的出产较普遍。我也参观了一些居民的房屋，都是整洁适当的，他们说房屋方面的供应还未足够，但这些困难只好等待中国工业发展较为优良时，才可以解决，中国现时已能做到自给自足的地步。中国向澳洲及加拿大买麦是事实，而中国也输出大量稻米而换来了外汇。当我接触到许多农夫和谈起耕种的时候，他们向我指出各种不同的土地要种植适合的品种和植物，他们敏锐的观察力较之二十六年前那些农夫的因循乘袭和肤浅见识全然不同，这可说是思想上和精神上的一大转变。
今日中国的生活水准比美国要低。从周恩来总理的谈话中，知悉中国工业在一九七○年的出产品达到九百亿美元。同时，人口也是美国的三倍半。在一九六○年时中国工业的进步比较慢，但中国却能够迅速地做到自给自足的阶段，这可还要多谢赫鲁晓夫呢！《毛主席语录》在中国
也许我应该谈一谈那本小红书，这本《毛主席语录》已不再常被人展示而为形式上的强调表现，现在人们开始更侧重它里面的原则和实践。只是在每次演完剧，当全部的演员从幕后出来接受观众的鼓掌和说再会的时候，我仍会看见他们的手里都拿着这本小红书。但在其他的场合就不多见了。我在去中国前曾读过这本书，我相信你们和我的感觉都是一样，觉得它里面所说的，都是简单和很普遍的说话而已，然而在到过中国之后，我才发现自己以前的想法很错误，因为在里面所写的语句，虽然很普通，但其实际的意义却非常深奥。在今日的中国，从个人的表现到学校制度，甚至国家政策，样样都是拿这本书里面的道理来作为指导的准则的，难怪中国人民都说毛主席是大海航行上的舵手。
举一个例，《毛主席语录》中，有一章是谈到“为人民服务”。这句话不但出现在《毛主席语录》之中，在中国许多地方都看到，就是在毛主席居住那个地方的入口处，一幅全红色的大墙上面也可看到由毛主席亲笔写着的“为人民服务”这几个大字。到中国几天后，我就发觉到这句话对中国人民的真正意义，因为这句话不但是他们每日谈论的主题，而且也是他们每个人每日不论在私下里或是在公众场合上用来批评自己以及批评别人的生活和工作的标准。
这是一种流行通病，以为那些在强调为人民服务的气氛底下过生活的人们的心情一定不会是轻松愉快，我自己亦是抱着这种想法走进中国的。其实这样的想法是不真实的。一次我去参观了一个纺纱厂，当我向当时引导我参观的厂内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提一些问题的时候，十多个围拢着我们的工人都一齐争着开口来回答我，这种轻松而又愉快的情形，在当时使我感觉得很奇怪，其后回来分析，才发觉到是自己以前想法的错误和不真实。中国人民过去传统的性格是友善又轻松的，现时的中国领袖很懂得人民心理，并且知道如何去配合传统及引导人民的力量和一切活动去为中国人民谋幸福。另外举一个例，《毛主席语录》中说到“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如果你去参观大学、医院或任何的研究机关，都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标语。
今日的中国并没有完全与传统脱了节，有一句中国的古语，正恰当地说出了今日的外交政策，那句话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我曾被邀请去看过两套日本电影，这两套电影有许多地方都显明地表示出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例如，在其中的一套电影中，有一个日本军官说：“满洲（即东北三省）就是日本的生命线”。这句话的意思就正如是，假如有一个德国军官说：“捷克是德国的一部分”，同样地含意可测。
在我居住的旅馆房间里面，悬有毛主席作的一首诗。在日夕相对的两个星期中，我对其中的两行感到特别的欣赏，这大概是因为我认为这两行正捕捉着今日中国人民在政治形态上表现出来的雄心和渴望。而这两句诗是：“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谢谢各位！讲话后答问
杨教授随后答观众问历大半小时。因篇幅关系，在这里只能选录其精要。杨教授认为西方妇女解放运动的要求在中国社会已全部实现了，但公社工分制还不是绝对男、女平等，将来会有改进；觉得文革后的京剧很有趣；在上海见很多携小提琴踏自行车的儿童，亦听到练钢琴及小提琴的声音；中国能力很高，但最令人激动的还是他们的“精神”，这点是美国所没有的；外面以为中国人对外界所知有限，这是错误的，国内有张四页的《参考消息》，专译载外国文章（如《纽约时报》社论），日销五百万份；中国人每周工作六天，每天八小时，很多人自愿义务加工，闲余时，他们去公园，钓鱼等，像我们一样。对于回国居住问题，杨教授并无正面答复，只表示自己在这边对儿女及学校有责任，但表示可能暑期中回国做研究工作。祖国对海外留学生政策，杨教授说不知道。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1.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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