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获重睹中国考古文物

喜获重睹中国考古文物 [1971年09月]

　　喜获重睹中国考古文物
　　
　　作者:日本和光大学美术史教授宫川寅雄
　　
　　【本刊讯】香港《新晚报》十二日以《喜获重睹中国考古文物》为题译载日本和光大学美术史教授宫川寅雄在东京《读卖周刊》九月号发表的一篇文章，摘转如下：
　　
　　这一次（六月——七月）我是作为日本文化界代表团的一员访问中国的。
　　
　　这次访问中国，感到这个国家的美术和文学方面已在人民生活中获得正确的位置，那种将美术脱离生活，使美术变成某些附庸风雅者的玩弄品的现象遭到了排斥。
　　
　　在北京，我们参观了对外宾较少开放的明十三陵。
　　
　　由于十三陵以前我曾经去过，所以留在北京饭店写稿，其他的团员都去了。第一次去参观的团员回来后无不赞为重大的文物发掘。归途中他们又去八达岭登上了万里长城。据团员们说长城别来无恙。
　　
　　文化大革命时一度被红卫兵改名“血泪宫”的故宫，是最近才开放的。我是五年没有参观故宫了，这次重新目睹了后宫陈列的西太后的生前各种用品。访问证明，由于文化大革命，故宫被破坏的谣言完全是捏造的。不过故宫内的历代美术馆及其有关的陈列品几乎全部被撤去，我问明原由，据说是在整理，另一说是中苏边境紧张时期有计划的疏散了。
　　
　　这次访华为了尽可能在北京多逗留，外地旅行只去了延安和西安。
　　
　　过去我去过西安，并访问过乾县的乾陵，那是唐高宗和武则天的陵墓。村民在农田上正忙于夏季的收割。乾陵陵道的石人石马等依然故我。
　　
　　乾陵的一处陪塚，我曾经在日本介绍过，那是永泰公主的墓。关于这个墓我曾经写这文章，此次重睹见它依然屹立，并受到极好的管理保护。归途时在渭水之畔小休。目击渭水流域，想起中国激烈的革命，心情十分激动。
　　
　　回到西安市，进入因唐玄奘三藏而著名的慈恩寺大雁塔，登塔四望，由于暌别数年，心胸特别舒畅。
　　
　　参观陕西省博物馆时，重睹了以古都西安为中心的各种文化遗产，更令人高兴的是，在这里会见到旧友。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过批判的干部，经革命的炉火锻炼后，几乎全部解放，并发挥了更大的才干。在这里，看到了雕塑室和碑林，参观时心情有说不出的怀恋。
　　
　　碑林中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有些变化是很重要的。如在有名的历代碑林中，有一块是清朝的张化庆碑，是新陈列品，它是光绪二十九年（一九○三）起四年之间农民起义的纪念碑。像这样的人民的碑碣，如入在碑林之中，正是适合了现代的要求，是通过文化大革命进行了思想改造的产物。
　　
　　这次访问中国，我深切感到文化大革命对古代的民簇遗产完全采取了保护、保全的态度，并贯串以新的思想公开陈列。在西安参观后回到北京，我们再也料不到的一个参观项目在等待着。那就是参观文革期间发掘的一部分古文物，我们这个团是在这批古文物整理展出后最先的参观者。
　　
　　六月二十九日夜，周总理接见我们代表团时，建议让我们看在此之前郭沫若先生和郭夫人好意让我们看的《满城汉墓》纪录影片中纪录的出土品实物和其他庞大的副葬品的一部。文革期间，中国在各省都进行了考古发掘工作，出土的文物达百万件。这些古文物的发掘是解放军和农民群众以及考古学者，即依靠三结合的方式进行的。
　　
　　这一天，即七月一日的早上，我们被引导到故宫博物院。我们参观了八个陈列室的文革期间出土部分文物。
　　
　　第一室就是满城汉墓发掘的各种副葬品。令人惊叹不置的是，两具尸骸都覆以文献上有记载的金缕玉衣，且甚完好。
　　
　　从第二陈列室以下是周朝以迄明朝，分布在中国全国的出土文物，虽然只是陈列一部分，也使人目不暇给了。其中有新疆吐鲁蕃发掘的《论语》抄本，那是唐代景龙四年，即公元七一○年书写的。还有在同一地点发现的唐代的织绵。明器泥像也有大量出土，其中我们看到了在山东济南市无影山发掘的二十余具西汉杂技俑，彩色美丽，形象生动，把西汉当时的杂技者的立体形象展现在眼前。看到这样贵重的文物，我不禁放声赞叹。
　　
　　还有一件使我不得不报告的；就是在西安市兴化坊出土的日本古币“和铜开珍”，这是日本的硬币，相信是当时日本派遣使节到中国去，带到长安的遗物。它证朋日中古代就有往来，令人注目。我们看到的文物还有很多，实在无法细述。在这次参观中，我还想讲的两三件事实，就是文革期间出土的文物超过百万件，它们都经过整理在各地展出，这一事实有力驳斥了那些胡说中国的革命是野蛮的狂妄宣传，我真为那些造谣者可耻。
　　
　　我相信我们所看到的文革期间出土的古文物，今后还会让更多的中国和外国人参观。各地的博物馆都用新的观点和研究历史的态度整理这些文物。我感到这样的时机来到了，就是日中两国社会制度虽然不同，但两国考古美术界的交流将要开始。但关键在日本人民对阻碍日中交流的日本军国主义进行斗争。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1.09.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