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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记者让·拉库蒂尔文章:《为什么毛泽东最后同意让尼克松来北京》 [1971年08月]

  

  法国记者让·拉库蒂尔文章:《为什么毛泽东最后同意让尼克松来北京》
  
  【本刊讯】英国《观察家报》二十五日转载了法国《新观察家》周刊所登的让·拉库蒂尔二十四日从北京发出的一则报道,题为:《为什么毛泽东最后同意让尼克松来北京》,摘要如下:
  
  (原编者按说:“在基辛格与周恩来见面时,著名的法国记者让·拉库蒂尔正在北京。他描述了北京的气氛,并且解释了是什么原因使中国人相信美国真正准备撤出越南,从而为举行一次最高级会谈打开了道路。”)
  
  中国总理周恩来在七月十日下午与尼克松总统的特使和顾问亨利·基辛格博士进行最后一次会谈。在这次会谈之前他交给了他的客人一份八点计划。
  
  基辛格一周恩来的会谈的调子似乎是相当强硬的。例如,在印度支那问题上,当基辛格说:“为什么不回到日内瓦协议上去呢?”的时候,据说周恩来反驳说:日内瓦协议,你们从一开始就一直不断地破坏这些协议,我们怎么能忘记这一点呢?
  
  尼克松总统的使节一定已经提醒尼克松决不能期望在北京会作为胜利者而受到接待。他的旅行将被视为美国从它的福摩萨(北京认为它是中国的领土)军事地位和它的印度支那边界撤出的一个重要阶段。除非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待这次旅行,否则此行将是一种骗局和一次代价巨大的政治失败。“是他们来找我们的”
  
  中国总理在过去一周中曾好几次对不同的来访者说过:“我们没有采取主动,是他们来找我们的”——暗含的意思就是说他们(美国人)来是有所求的。
  
  根据这里看到的情况,尼克松七月十六日发表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公告投入池中的小石子似乎已经被池水淹没了。当你谈起此事的时候,中国人的面孔犹如颐和园昆明湖的湖水一样平静。
  
  我是在七月九日傍晚,即在基辛格抵达后约五小时自广州经上海抵达北京的。在基辛格自七月九日至十一日在北京逗留期间,我在北京见到了三位消息最灵通的外交官。他们三人都预料华盛顿和中国之间马上就将出现重要的事态发展,但是,他们三人谁也没有料到会有这样突然和这样传奇式的转变。
  
  法国议会代表团是在七月十三日抵达上海的。在他们离开巴黎之前某些迹象已经使他们相信某种“重要的”事情将要发生。
  
  第二天是巴士底纪念日(即法国国庆——本刊注),法国大使马纳克在大使馆举行了传统的招待会。大约在傍晚七点,客人们哄动起来了:周恩来到了。他穿着灰蓝色的制服,看起来象十六年前在日内瓦时或者六年前在阿尔及尔时一样年轻,他走到了贵宾席,细心地听着相互之间的祝酒词。
  
  在周恩来到了以后过了几分钟,又有一个人走了进来,他的出现引起了更大的哄动。他是中国驻法国大使黄镇。他满面笑容。他在半小时前才着陆。他为什么来了?
  
  处于令人难忍的酷暑之中的北京纷纷传出种种暗示和迹象。但是,谁知道该如何辨认这些暗示和迹象呢?愿意谈判
  
  七月十六日,九点钟前后,传开一个传说:“十点钟将宣布一件极其重大的新闻。”然而,正当我们聚精会神地观看游泳者的时候,中国一个高级官员用一种非常惊讶的表情对我们细声说,“基辛格来过这里,尼克松将要来。”
  
  游泳者在昆明湖面上推着前进的最后一条标语说,“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
  
  在那个时候,我们才开始把导致这次会晤的下面一系列事件联系在一起:
  
  一、一九六九年三月,尼克松在艾森豪威尔的葬礼中会见戴高乐将军时对这位将军说,美国已经决定结束它在越南承担的义务,同北京解决它们的争执(它没有妨碍尼克松在两个半月以后推行他的关岛主义,其目的是把美国干涉的一场战争变为一场亚洲的内战)。尼克松这样做的意思是要他把这番话转告有关方面。
  
  二、一九七○年四月,在美国进攻柬埔寨的前夕(这次进攻几乎打破了达成协议的任何希望),中国代表在华沙交给他对方的美国代表一份备忘录。备忘录表示愿意谈判,但是只有在美国在军事上从福摩萨和越南撤退的条件下才能谈判,华盛顿表示有兴趣。
  
  三、一九七○年十月,国务卿罗杰斯修改了,至少是口头上修改了美国对谋求印支解决的策略,这个策略原先是建立在同莫斯科打交道的基础上,他还表示,若无中国参加,任何解决都是无效的。据一些报道说,罗杰斯甚至说,任何协议都需要“通过中国”。这涉及美国在远东和其他地方,主要是联合国的政策的一次深远的修正。
  
  四、一九七○年十一月,巴基斯坦国家元首叶海亚·汗乘飞机到达北京进行正式访问。他同两个阵营都有良好的关系。第一次提出美中举行高级(或许是最高级)会晤的大概就是他。
  
  五、数周以后,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毛主席的个人朋友埃德加·斯诺同这位中国领袖谈话。四个月以后,《生活》杂志发表了这篇访问记——这显然是想要给美国决策人的一个信息。他提出了两国的总统和主席进行直接接触的可能性。
  
  六、一九七一年四月发生了“乒乓行动”,这个行动使美国舆论产生了大解冻。(下转第三版)(上接第二版)
  
  七、但是最后,了解这种和缓的真正的线索是华盛顿和北京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舆论的演变。在一种如果称之为“和解”就会使那些冒冒失失的人吓得目瞪口呆的过程中,有两个决定性的事件,这就是对老挝的进攻和北京对阮氏萍女士的和平方案的反应。
  
  除了中国的主要领导人之外,对基辛格访问北京最不感到意外的人无疑是现在在中国首都流亡的柬埔寨领袖西哈努克亲王。在发表这个消息前,周恩来总理到西哈努克的住处会见了他,在长时间的交谈中解释了亲王所说的中国外交的“新面貌”,并且说明了理由。数小时以后,西哈努克说他对他所认为的他的中国朋友的“天才的一着”感到满意,它将使美国在东南亚的盟国孤立和为难。“不像苏联”
  
  周恩来在这次同西哈努克的谈话中清楚地表明,中国绝对不会出卖印度支那的抵抗运动来换取美国在台湾问题上更快和更彻底的让步。总理特意说得很明确:他对西哈努克说,我们不像苏联。我们不想牺牲朋友和牺牲原则来寻求和缓。苏联为了同美国达成谅解就出卖他们的朋友。我们则将为整个反帝阵营的利益说话。可以信赖我们是完全团结一致的。
  
  这位中国总理并没有想把目前同美国领导人进行的新接触说成什么奇迹似的行动。“不仅我们必须从美国那里争得他们现在还没有打定主意的一些让步。而且即使我们得到了这些让步,我们也并没有在这个地区彻底解决帝国主义的问题,因为日本准备接过去。要提防他们,我们要继续像现在这样保持警惕。”
  
  这里的一切严肃的观察家都断然认为,任何以为中国会抛弃它的盟友——即使是部分地抛弃——的想法都是不成立的。
  
  尼克松将要访问的消息充斥于全世界的报纸,但是在北京,《人民日报》在这一消息最初宣布时只登了十五行的报道(虽然是登在头版),而且自那以来一点也没有再提到它。
  
  中国并不是以尼克松先生来访而开始存在的。而且在他走了以后中国仍将存在下去。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1.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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