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德加·斯诺访华文章：《艰苦奋斗到二○○○年》

埃德加·斯诺访华文章：《艰苦奋斗到二○○○年》 [1971年06月]

　　埃德加·斯诺访华文章：《艰苦奋斗到二○○○年》
　　
　　【本刊讯】意大利《时代》杂志五月十六日刊登了埃德加·斯诺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毛的臣民没有别的前景：艰苦奋斗到二○○○年》。摘要如下：
　　
　　“农业是基础，工业是主导”，这是一九六○年以来中国经济政策的指导原则。正是在那个全面的危机和几乎是忍饥挨饿的时期，北京领导人把苏联的经验抛到一边，改变了做法：“工业为农业服务”，尽量使城乡关系更加平衡，集中发展内地。
　　
　　农业公社大约占可耕地的百分之九十五，这些土地全归集体农民所有，其中只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七的小块土地留给农民掌握。属于“全民所有”的国营或国有农场的土地还不到百分之五。中国幅员辽阔（相当于欧洲和苏联西部的总和），但是有三分之二的地方是崎岖不平的山地和荒无人烟的地方以及沙漠。农业生产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手工劳动，现在，耕种面积只占全国面积的百分之十三。生产较发达、人烟较稠密的地区大多在中国的东部。在人烟稠密的三角洲地区，每个人平均只有不到七百平方米的土土地，但是，由于大量使用肥料、灌溉、实行套种和别的有效办法，一般都变为一年收两季或三季了。
　　
　　中国有七万个公社，公社又分成七十五万个“大队”。每个大队由一些村庄或一些“生产队”组成。在中国，有五亿五千万人自给自足，“剩余的”生产则供应给城市和各县县城。大约一亿公顷的土地生产粮食，二千万公顷的土地种植棉花、茶、油料作物、烟草、?r麻、蚕桑，发展牧业和搞其他副业生产，这些生产也可向政府部门提供积累，增加用于使农业现代化的资金，尽可能减少国家的投资。
　　
　　在一九六○年以来我对这个人民共和国的三次访问中，从同西伯利亚按壤的北方到同越南接壤的云南，我曾访问过三十多个公社。在最近这次访问中，我参观了十个公社，其中有三个公社我在一九六○年就曾参观过。再次访问这三个公社使我确实感到，在耕作方法、水利事业、电气化、机械化、土壤改良、建造住房、小型工业等方面有了比福利方面明显得多的改善。现在，在农业持续发展八年之后，大多数农民从现实中相信了党所提出的“五项保证”：粮食够吃，住房和穿衣，燃料，儿童的入学和医疗，保护老年人。
　　
　　粮食“够吃”吗？中国的公社同西方的农业主的物质水平比起来是很低的，但是，已经超过了忍饥挨饿的穷人、被剥削者和文盲的梦想，这些人构成革命前中国农民的大多数。
　　
　　一九七○年的参观中我曾在保安（现在改名为志丹）访问了公社的一个最穷的大队，这个地方在中国西北地区陕西省的中部。平均起来，每家的年收入毛值不超过五万里拉，但不管怎么说这已是十年前的两倍了。相比之下位于上海郊区约有一小时汽车路程的马陆公社（有三万六千人）就是“富裕社”了。在这里，实行粮棉套种，一九七○年每家农民的收入毛值大约是四十五万里拉。
　　
　　国家的税收占大队毛收入的百分之三到百分之八，它包括在占百分之四十到五十的管理费当中。有百分之十五到二十的粮食要按固定的价格交售给国家。纯收入包括工业生产，畜牧业和副业作物的收入。总数的百分之十到二十五或者更多是公共积累以购买机器、进行改革、保育儿童、还债、用于医疗保健和老年人的救济。百分之八十到八十五的收入由大队掌握，其余的部分是一般费用和给公社的投资。
　　
　　在一九六九年，马陆公社每个劳动力的浮收入大约是六万三千里拉，每家（平均一家有四点六人）的收入超过了十七万一千里拉。顺便提一下，这个数字不包括社员向集体投资的部分。保安一个没有实现机械化的大队所负担的税务只有总收入的百分之三，海家农户的净收入只有实现了半机械化的马陆公社的三分之一。在马陆公社，公社和大队的工业（造船、建筑材料、机器制造、变压器等）已经达到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二十五，这是十分辉煌的成就，大大超过了国家的目标。目前许多公社都有机器厂、小型拖拉机厂、水泥厂和肥料厂，能够满足他们实现现代化进程中的需要。
　　
　　象我在上面做的那样，把元换算成里拉（官方的比价是二点四元等于一美元，也就是等于六百二十五里拉）会导致错误的结论。中国农民的收入首先是粮食，超过个人需要的粮食按国家规定的价格出售，这部分大约占四分之一到一半。正象我在以前的一篇文章中谈到物价时所表明的那样，现金报酬的购买力高于元在国外的名义价值。
　　
　　现在，很多公社在崭新的池塘和沟渠中养了鱼，免费把鱼分给本公社的社员家庭。蔬菜是由个人种的，或者是购买的，价格很低，简直都算不上是家庭的开支。用自留地的产品养的“私养猪”可以使得很多家庭每年的收入增加六千到三万六千里拉。过去农民每年只能吃两三次肉，现在，经常吃肉而不想为了赚钱把猪卖掉。公社的每一户家庭都有自己的住房，不必付房钱，但是不能出卖或租给别人。
　　
　　每天的报酬，或者对集体收入的贡献经常是根据每个人的劳动价值确定的（这是一种很好的制度），生产队的同志们评定工分的增减。由于怕过分要求会不被接受，且意味着在别人面前“丢脸”，因此社员提要求就很谨慎。专业队或“生产队”选举他们的领导人，大队领导是革命委员会，其中主要是大队的农民，他们能够监督那些独断专行地决定问题的党的干部，这样的干部在文化革命以前是很多的。大队和生产队的经营管理和基金的分配是半自主的，它要根据国家计划和公社的决定来安排。从理论上说，妇女和男人是同工同酬，虽然她们的劳动贡献比男人的低得多，但实际上现在已不是这样了。
　　
　　公社生活给农民带来的优越性不完全表现在能够吃饱、穿暖、住好、睡好、有热水瓶、自行车以及有钱花。如果仅仅是这些，革命就会失败。毛泽东和他的“积极分子”都这样说。在一块人们追求自己的私利而不顾别人、每个人都想着自己的土地上，通过为大家而不是为个人谋利的集体努力对中国古老农村的物质上的改革，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详细谈一谈的深刻思想和实践，因为由此而产生了一种新的哲学和新的世界观。
　　
　　任何地方也没有象我在陕西北部贫瘠的山区所看到的那样好地运用毛的“坏事可以变成好事”和“反对个人主义、为人民服务”的原理了。这次来到保安县城是第二次，第一次是一九三六年，那时“红军”在一九三五年的“长征”结束后驻扎到了这里。毛泽东在一个窑洞里设立了他的大本营，今天已被确定为毛的继承人的林彪当时领导着红军军政大学，也是在一个窑洞里。当时，内战还正在进行。亲共的国民党人使我通过了“无人地带”，然后沿崎岖的小路步行了三天，爬过高山，穿过峡谷，从延安来到保安。
　　
　　一九三七年后很少有外国人来保安，那年，毛泽东把“他的”首府迁到了延安，为了建立反抗日本侵略者的统一战线，结束了第一次国共内战。一九四五年以后谁也没有来过这里。现在，到延安西北一百二十公里的保安去，已经有一条公路了。我所知道的没有道路的土地都是峭壁下的贫瘠土地，这里只有在洪水泛滥时才有一点水，这里只有一点小麦和阴暗的窑洞。为数不多的农民都穿得很破烂，他们的孩子一丝不挂的在跑跳，盐、针、线和火柴是珍贵的东西。风调雨顺时这里的人们才刚刚能吃饱，体力消耗殆尽时冻饿而死。在这个地区隐蔽下来进行活动的游击队员们不得不在战斗间隙耕种干旱的或者荒芜的土地以便满足自己的需求。这是改革的开始。
　　
　　在种植小麦、玉米、进行畜牧和栽种果木方面，土地潜力总是比人们想象的大得多。这种潜力今天已经部分挖掘出来了。披着绿装的山坡和清新的峡谷呈现出一派少有的美丽景象。
　　
　　一条公路——这是通到内蒙的公路网中的一条公路，能走大卡车、吉昔车和普通汽车。我们在一辆普通汽车里看到大家都欢迎我们，欢笑的孩子们的“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使得沉默的群山一下子欢腾起来。有些地方的公路被突然的洪水冲坏了。于是，通过广播动员了工程队以便尽快修复。
　　
　　在开阔的山谷，我们开始参观平整土地的成果：上面削平了的山丘，沿着难走的斜坡一层层象一个巨大的阶梯一样的梯田，拦住一条河的石坝，防止水土流失的一行行的杨树和柳树。一群群的羊群在山坡上吃草（平均每家有三只羊）。
　　
　　幸好，这里的土地是值得这样努力的。多少世纪以来从戈壁沙漠刮来的黄土是很肥沃的，土层也很厚。在这些梯田上压土机是无能为力的，实际上也没有压土机。靠的全是人力。平整大约十三公亩好地需要担两万筐土。
　　
　　大寨进行的劳动也并不比这不累。大寨是山西省一个很有名的公社，现在它是全国的榜样。毛泽东说“学大寨”。在经过了二十五年的辛勤劳动，削平了山岗和建造了数公里的石坝后，大寨大队每公顷土地能生产九千公斤粮食（陈永贵是大寨农民的领导人，他虽然是党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但仍参加田间的劳动）。
　　
　　一个繁荣兴旺的公社的大队的故事同样也很有名，这个大队名叫“沙石峪”，在保安东北一千公里，离海边不远。从前这里住着不多几家穷人，他们每年冬天都到唐山或天津去讨饭。解放后，国家给了少量的帮助，原来的七十八户人家用十七条小毛驴开始进行工作：他们一年接一年地挖沙石山以便耕种和栽树，在很深的地方找到了水，于是他们就修建了用石头砌成的水库。
　　
　　去年，沙石峪的一百二十七户农民在这些曾经是干旱现在是树木成行和整齐的土地上收获了二百二十五吨粮食和一百一十五吨苹果、梨、葡萄、枣和核桃。在一个仅有七公亩地的山岗上，为了使土地肥沃起来，一百个人奋战了十天，但是，现在沙石峪有八千多公亩（一百公亩等于十五市亩——本刊注）半水浇地了。用来垒水坝、筑路基的那种各色各样的石头，建造成了公社的住房，这些住房是中国农民的最好的建筑。
　　
　　再举一个例子。在上海的一个公社（上海市包括十个郊区县），我看到一些大队挖了三米深的沟，里面铺设了大型水泥管，一直通到抽水机站，代替了地面的水渠。这样可以增加百分之八的耕地。利用空闲时间干了三年，水泥管也是这个大队的工厂生产的，他们对我说，这还可以用来作防空洞……
　　
　　用了大约两个小时我们就到了保安。在我在中国的长途旅行中，除了士兵以外，我还从来没有看到过在一个地方有这么多人。在一九三六年，仅有一百名左右的文职人员在破旧的县政府机关里工作，现在有三千人。在一座小礼堂里——红卫兵曾用来作为会场，后来改为拥有一千个座位的剧场，最近几天演出了新风格的京剧《红灯记》。过去，这里没有一点工业，现在已经有十三个手工工场，一个机械修配厂和一个发电厂。我记得，一九三六年在保安全县只有一家商店，现在，在县城的主要大街上有一排小商店。在一个单位的小商店里，我看到了到处都出售的各种商品，这里有一张大宣传画，这幅画仔细地教人们如何预防空袭。
　　
　　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梁治斌在县政府新机关门口欢迎我们，这是沿河建超的一些整洁的小房。很快就出现了热烈的气氛，我们同官员和农民们一起吃了玉米面饼、美味可口的红薯、鸡肉和猪肉，和按照陕西的做法做成的大米饭和好多当地的土产。
　　
　　没有更多的篇幅来谈中国农村实现集体化的长期的、有时是流血的斗争了：从没收土地和把土地划分成不等的小块（一九五○年），到成立“互助组”（一九五○年至一九五一年）；从建立私有的小合作社（一九五一年至一九五三年）到建立大合作社（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五七年），那时，地契烧了，乡村里，土地和农具归集体了；一直到一九五八年建立公社，公社把几个农村联合起来，成为能够进行大的公共福利事业的大队，这些事业有：水利、道路、水坝、工厂、学校、医院等。
　　
　　在这个进程的每一阶段，富农都跳了出来。在贫农和中农的帮助下，“自发资本主义倾向”被打下去了。农民的旧的思想、企图阻止改革的思想被粉碎了，新出现的旧思想最终被不间断的宣传和大规模的理论教育摧毁了，但首先是被用这样一种方法压下去了：向一个每人平均耕地不到二十公亩的国家的遭到损害的农民表明，除去通过不断的、满怀信心的、集体的劳动形成集体资本以外，没有别的办法确保使大家都得到好处的发展。
　　
　　信心和信任的巨大危机是在“困难时期”、即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期间爆发的。领导公社、宣布“大跃进”的党的官员们竞柏搞那些灵机一动的、没有经验的东西；接着，空前的天灾使得局势在尚能补救之前就趋于严重了。一九六○年——天灾使局势更为复杂，俄国突然撕毁上百个工业建设和巨大工程的协议，撤走了它的所有顾问，甚至拿走图纸和工厂的零件，使中国无法前进。
　　
　　党为了克服困难，在路线上进行一些修改，迎合了一些私有的要求。在公社，领导人的数目和权力减少了，大队和生产队有了更大的主动性。安装起俄国人搞了一半遗留下来的工厂设备、弥补粮食生产上的损失，需要四年的时间。一些党的领导人试验搞一种有更大的刺激性、一些产品可以自由买卖的制度，确定包产到户，允许自留地种植果木和粮食；这是重新产生地主阶级联合资产阶级的最后一种可能性。
　　
　　毛警告了这种危险。一九六三年，他的回答是，先是在部队，然后是在公社，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粉碎“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一九六六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城市受到骚扰时，那些追随现在称之为“刘少奇路线”、即损公肥私的官员已经对大部分公社进行了“清洗”。“走资派”与宣布不妥协地建立平等社会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路线之间的斗争扩大了。
　　
　　农业经济受文化革命的干扰比工业少一些，由于能干热情的城市青年大批“注入”农村，由于创建了消灭城乡差别的公共服务事业，农业经济从文化革命中得到了好处。
　　
　　一九七○年，中国的粮食产量达到了两亿四千万吨，比一九五○年增加百分之二百三十。在全国，每公顷土地平均只能收二点四吨，但是，平均达到八吨或八吨以上的公社是很多的。
　　
　　今天，中国的粮食可以自给自足，将来农业的发展会使产品出口增加，以便为工业化和农业机械化提供资金。正如他们对我说的，由于这一坚固的基础，会为农村开辟“广阔的前景”。仍然存在着不少困难，但是这种前景是很具体的：农民、工人和知识分子正在一个只有一个阶级的社会里化为一体，一直到二○○○年，中国将以革命的方式进行平静的工作。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1.06.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