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德加·斯诺访华文章：《中国象一个七亿士兵的大兵营》

埃德加·斯诺访华文章：《中国象一个七亿士兵的大兵营》 [1971年06月]

　　埃德加·斯诺访华文章：《中国象一个七亿士兵的大兵营》
　　
　　【本刊讯】意大利《时代》周刊五月九日一期发表了埃德加·斯诺的一篇文章，题为《中国象一个七亿士兵的大兵营》，摘要如下：
　　
　　（原编者按：在《时代》以独家新闻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的这篇新的文章中，埃德加·斯诺谈到了中国的军事组织：开始在幼儿园中训练，正在扩展到全民当中，训练确实是由军队进行的。）
　　
　　整个中国是一座毛泽东思想大学校，军队是这个学校的校长。周恩来总理说：“我们大家同军队一样。”也许可以再加一句：“军队和我们大家也都一样。”
　　
　　周恩来向我耐心地解释，为什么把整顿过的党内和政府内的个人分成“军人”和“非军人”是错误的。毛泽东不是一个“军人”吗？他是军队之父，这个军队就是他组织的；毛也是党的首脑。我在中国红军中认识周恩来时，他自己就有将军军衔，当时红军还没有成为人民解放军。在取消军衔以前，国防部长林彪就戴元帅肩章，他也是副总理，是毛领导党的既定继承人。
　　
　　那么，中国“军事化”了吗？回答是：既是又不是。毛说过，军队在无产阶级专政中起着突出的作用；但他又说，党指挥枪，不是枪指挥党。象工厂和公社一样，从幼儿园起，中国的学校就按照班、排、连的编制组织起来。所有适龄的成年人都参加由军队领导的民兵。但是，人民解放军的主要任务是宣传毛泽东思想。当然，毛泽东思想不是《我的奋斗》。毛的思想中没有纳粹的理论，不打算征服外国的领土，也不想输出革命。在国内，毛泽东思想教育人们通过阶级斗争求解放、教育人们为人民服务和备战。现在让我们看看军队的一些不寻常的活动吧。
　　
　　第一幕：我们来到中国东北（以前称满洲）辽宁省省会沈阳的一所聋哑学校。这所学校由五名人民解放军医疗宣传队的针灸专家领导。到这里来上学的孩子们既不会说，也听不到。但是，他们不是先天性的聋子，而是由于得了麻疹、大脑炎和其它传染性疾病才失去听力的。这个军人小分队的队长李乃民告诉我们说，这所学校在文化革命之前就有了。以前，孩子们学习用手语来交流思想。一九六六年毛开始在北京接见几百万红卫兵的时候，这所学校也派了自己的代表带着林彪编的毛语录小红书到了北京。
　　
　　李说：“当孩子们看到毛主席的时候，他们高兴得哭起来，但是他们不能同别人一起喊毛主席，他们急得直跺脚。我们的领导人当时看到了这种情景，让我们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指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它要为人民服务。我们医护人员已经试验过针刺治疗聋哑病。我们加紧在自己身上试验，用针在‘禁区’扎到我们能忍受的最深处。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我们被派到这所学校里来保护孩子们的健康，并培训针灸技术人才。我们教他们针灸，得到了大家的信任。在很短的时间里，许多孩子们都能够听和说了。他们学会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毛主席万岁！’在两年里，我们接受治疗了五百八十二人，百分之九十八的人都恢复了听力，百分之八十的人能读简短的语录和唱《东方红》。这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再也看不到手语了，而是听到孩子们高声唱歌和朗读。”太天真了吗？
　　
　　应该看看这些孩子们的面孔，听听他们努力发出的声音。他们的年龄在九岁至二十岁之间，个个打扮得漂漂亮亮，穿得暖暖和和。我们看到了他们的日常的针疗，长针深深地扎在耳后。一个男孩嘴里喊着“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眼里满含着泪水。
　　
　　我们参观了一些教室，那里学得比较好的孩子们在大声地进行交谈或朗读。他们不久就要进中学了。我们热烈鼓掌鼓励他们努力学习，他们带着微笑倾听着外宾谈话，充满信心和希望。我们走到他们的课桌旁边时，他们就和我们握手，接着在附近中学的乐队伴奏下，给我们表演了歌舞。当我们离开那里的时候，他们都站在路旁，一直在微笑着。
　　
　　象这类学校，在中国许多市镇都有。我问一位荷兰的医生和他的夫人（我是在这个人民共和国停留时认识他们的），他们对此有何想法。他们在阿姆斯特丹的一所哑人学院工作多年，会使用欧洲最先进的技术。他们摇摇头回答说：“象在卢尔德（法国城市——本刊注）一样，信心治好了疾病。”针疗至今从理论上还是无法解释的，但是，越来越多的使用针灸的欧洲人已经证明，针灸比在卢尔德使用的方法更有效。
　　
　　第二幕：在北方的河北省一个农村里，我停下来，对着迷人的在石头堆里建起来的农场拍了一张照片。后来，我走进这个村庄，除去一个姑娘和一个穿军装的青年以外，我没有遇到别人，那个姑娘的胳膊和脸上扎着针。姑娘是“赤脚医生”、男的是正在教授针灸的解放军“医务工作者”。炕上堆满这个姑娘的同伙们从山上采集的干草、干块茎和其它配中药的东西。炕上还放着带有红十字的现代医药箱，里面有避孕丸。这是在成千的村庄里到处都可以看到的场面。
　　
　　第三幕：我们来到陕西省中部的南泥湾，它在西安以北二百公里，在延安东南九十公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里是共产党游击队的总部，现在是一个国营农场（属于全民所有），由解放军农垦四十团管理。团长个子很高，驼背，名叫朱绍庆，是三五年至三六年“长征”的老战士。
　　
　　在英雄的时代，一无所有，只凭着双手，南泥湾就建设了起来，当时朱绍庆也在这里，还有许多游击队员。后来，南泥湾就成了通过劳动进行再教育的农场，一九六五年取消后改为国营农场，但这里并没有因此富裕起来，所以许多劳动者在文化革命期间离开了这里。一九六八年军队回到这里领导扩建工作。目前，这个农场已有一万八千公顷的树林、果树和耕地，朱绍庆手下有了三万人，其中有全家长期在当地定居的农民、党的干部、大学生和以前的红卫兵，他们采取士兵和农民联合编队的方式。
　　
　　从朱绍庆那里得知，全部生产都上交国家；工资制度几乎同其它国营企业所实行的工资制度完全一样。原来的农民还住在自己的木屋里，并且有小块的自留地，但是他们同暂时来的劳动者一样拿工资。后者不付房费，但是每月要交三千多里拉伙食费，这是从平均工资大约一万里拉中扣除的。
　　
　　南泥湾最有趣的事还是前西安共青团书记刘玉生所领导的党的干部的“五·七干校”。“五·七干校”都建在中国的农村，是根据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毛主席的指示建立的。
　　
　　这样，在文化革命期间作为权力机构而建立起来的革命委员会，输送了“大批”党员到农村“下放劳动”。现在，南泥湾“五·七干校”有二百一十六名“毛的战士”，大多数都在三十岁到四十岁，只有少数是老年人，有男有女，最高年龄是六十一岁。这些“学员”都是来自西安党的机关和这个地区的农村公社。包括七名医生在内，他们都是自己申请的，经他们的上级批准，来学习和再学习毛泽东著作，学习其它马列主义著作。过去他们“脱离群众”，而现在他们正在通过学会同农民和士兵一起劳动，通过“改造世界观”再重新同群众结合起来。
　　
　　在参加农场的活动时，大家都在干活，开垦新耕地，建造新住房和窑洞，农闲时在军人的领导下学习和讨论。经过半年或一年之后，他们能够成为“毛的积极分子”，同时，他们仍然拿原来按干部级别定的工资。他们当中有一些人，肯定不是所有的人，对于由城市生活换为这样一种新鲜的生活是很满意的。
　　
　　国营农场（现在，同公社比较，占整个中国农业的百分之五以上）在每个省和每个边疆地区都有，它们是由军队掌握的，是由党领导的。每当“五·七干校”要扩大耕地或者扩大了耕地时，这些土地也就成了“全民财产”。现在仍在要求进行军垦，把沿海和沿河的沼泽地变成耕地。军队正在从新疆到东北的边界建立新的村庄，这是防御系统的一部分。
　　
　　谁向部队提供劳动力呢？党的干部占的百分比不很大。根据新的教育制度，中学生毕业后在继续上大学之前，需要参加三年体力劳动，上大学的人就是由他们所在班排和连队挑选的。学校根据地区革委会预先制定的计划决定有多少人上大学，多少人到军队，多少人到工厂，多少人到农场或边疆。这些青年学习耕作，他们只得到服装、饭菜和一小部分零用钱。军垦的零花钱是够用的。军垦农场训练出成千上万的人（没有任何一个外国人知道到底有多少），同军垦战士一起的还有从城里下放来的劳动者，有的是专业人员，有的则不是。好多人在他们工作的地方长期定居下来。
　　
　　军队为这些群众进行了大量的绿化以及建造住房、水坝、发电站、桥梁、公路和小路的工作。文化革命期间，解放军的工程兵修建了一条到越南的工程艰巨的铁路。北京建成了崭新的地下铁路，全中国都在修筑防空网。海军军官领导着上海的造船厂，那时我参观了刚刚下水的新货轮。在农村的公社里，军队是由民兵来代表的，一直到大队和生产队。
　　
　　军队掌管着所有的军事工厂和原子工厂这是自然的了。
　　
　　无论谁到中国来都会很快得出结论说，军队是人民的军队。战士在公共场所的行动是人们的典范。士兵很少带枪，在农村，他们带着铲子，或者组织学习毛的著作。这是一支工农的、守纪律的、非常民主的军队：在林彪的领导下，几乎可以说是恢复了延安斗争时特有的平等的原则。这支战斗力强大的军队担负所有这些新的责任，它的人数毫无疑问超过了三百万人，但同全国人口总数比起来要比美国的少，花费无疑也较小。部队生产自己所需要的大部分粮食，不向人民要任何东西，不需要非军事人员，随时准备向工厂和农村提供必要的帮助。它不仅教人们最纯粹的毛主义，而且也教很多技术，其中包括针灸。
　　
　　一个刚参军的士兵（叫作“战士”）免费得到所有日常生活零用品。虽然不能说是什么物质刺激，但是很明显，到年底时手头的储蓄，比十八岁的学徒工要多。军官是从士兵中挑选的，他们的薪金也很低；最高级的军官的薪金最近降低了。将军的薪金是每月六万二千到十万里拉，另外还享受一些补贴。
　　
　　小学里有小小的“红小兵”。所有我认识的那些家庭几乎都希望至少有一个适龄的男孩或女孩能参加解放军。拒绝服兵役可能意味着错过了生活中最好的机会。
　　
　　尽管如此，有些党员仍然对于文化革命摧毁共产党的领导机构之后军队继承的领导作用感到不快。过去，农民追求的是，孩子们能够上学，希望能看到他们成为富人和有权的人。但是，今天，“想当高官厚禄的干部”往往受到谴责，这是把干部送到“五·七干校”进行再教育的原因之一。
　　
　　能不能说是“军事专政”呢？周恩来说，这很荒谬。怎么能这样认为呢？解放军，包括空军和海军，是“党的工具”，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军队是忠于党的，在军队里，党始终是通过它的组织来实行领导的，直到最基层的连队。”军队干部占以前的党员的不到十分之一。除去完成国防和帮助生产的任务之外，他们怎么能单独掌握国家呢？
　　
　　在“清洗”和文化革命中，毛泽东希望看到出现能够取代领导机构中的“走资派”的更年轻的一代人。因此，在一九六六年，“放手”让成千上万的学生和劳动者公开表示他们对长期遭受压制的不满，向党的骨干造反。但是，“造反派”在选择新的领导和新的组织形式时不能团结一致，分成了很多派，出现了冲突，国家陷入了几乎可以说是无政府的状态。唯一没受触动的党的完整组织是军队。
　　
　　周恩来的办法是什么呢？他对我说：“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大家在党内都是一样，不管你是在政府内、党内或者在军队里面工作，大家都一样。军队干部到政府机构成为干部之后，他们就再也没有军事任务了。从军队中调过来了。这样，过几年之后，他们肯定就同我们一样了。”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1.06.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