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胸有朝阳》

《我胸有朝阳》 [1970年10月]

　　《我胸有朝阳》
　　
　　日本朋友撰文赞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
　　
　　【本刊讯】由日本中国文化交流协会出版的月刊
　　
　　《日中文化交流》，在九月号上发表了大阪市立大学教授香坂顺一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我胸有朝阳》。摘要如下：
　　
　　革命现代京剧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风雨”中盛开的一朵鲜花，现在似乎正是它结果的时候。一九四四年一月，毛主席给延安平剧院写了一封关于改革旧剧的信件。可以认为，从这个时候起，京剧的革命现代化就已经被提上了日程。但是，把这个原则和方向贯彻到群众中去，还是经过一九六四年江青女士发表的讲话《谈京剧革命》和六七年的纪念公演之后的事情。
　　
　　京剧的艺术形式和表现技术虽然是京剧革命现代化的对象，但是京剧革命的重点仍是改革戏剧的内容。毛主席在给延安平剧院的信件中所指出的方向，就是由谁、由那个阶级来统治舞台的问题。江青女士在讲话中所强调的，也就是不容许“牛鬼蛇神”统治舞台。因此，在这里直接提出了京剧必须为什么人、为什么阶级服务的问题。这样，脚本的内容和思想性当然要占有更大的比重。在进行京剧革命的时候，提出了“演十年，改十年”（在上演过程中不断修改）的方针，就是把剧本的内容作为“改”的主要对象。并且一直坚持着这个方针。六九年十月，上海京剧团对《智取威虎山》、七○年五月，中国京剧团对《红灯记》、以及同一时期北京京剧团对《沙家浜》都分别进行了修改，终于“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下，千锤百炼，精益求精，经过反复的、一丝不苟的琢磨，放出了更加灿烂夺目的光彩。”（《红旗》一九六九年十一期《编者的话》）
　　
　　“千锤百炼，精益求精”这个“精”具体地表现在什么地方呢？“灿烂夺目的光彩”这个“光彩”到底指的是什么呢？我们通过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可以具体地了解到目前在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里正在进行的改革的方向，特别是文艺界的改革的方向。
　　
　　《智取威虎山》以及《红灯记》和《沙家浜》等，原来都不是作为京剧的脚本编写的。初期的京剧脚本《智取威虎山》，在某些方面曾经受到话剧剧本的影响。同现在演出的新脚本一比较，可以感到它们在思想内容上是完全不同的。这是因为，现在的剧本，并不是对话剧剧本进行几次数量上的增删，而是已经超出了改编的性质和范围，进行了原则性的根本革命。就拿改编来说吧，它不是怎样改编成剧本这样一个技术上的问题，而是首先要解决在什么思想指导下改编为剧本这样一个原则性问题。以前的京剧脚本中，还到处残留着话剧剧本的痕迹，也许这是偶然的巧合。但是，在现在的演出本中，就看不到这种痕迹。而且，这并非只是消极地抹去这种痕迹，而是采取更加突出正面作用的方法，来否定消极的痕迹。这种方法对于突出这出戏的主角杨子荣的形象，起了积极的作用。
　　
　　在《智取威虎山》中，必须着力把杨子荣塑造成为无产阶级的英雄人物的典型形象。这就必须把他放在“革命的阶级斗争的典型环境中，从各个方面，完整、深刻地揭示体现在他世界观、思想、作风、性格气质等方面的阶级素质，表现他高度的政治觉悟，展现他内心世界的共产主义光辉。”（《对塑造杨子荣等英雄形象的一些体会》——《红旗》杂志一九六九年第十一期）
　　
　　为此，必须用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方法，着重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但是，在话剧剧本中却根本忽视了这个无产阶级的艺术创作方法。现在的京剧脚本同话剧剧本之间的思想性的不同，必须追溯到这一点上来加以解释。
　　
　　就话剧剧本来说，它在现实主义的伪装下，把杨子荣描写成粗暴的、土匪式的人物，让他顺口溜出“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像个冒险主义者。这里，杨子荣之所以打垮盘踞在威虎山上的土匪头子座山雕，只是从杨是中国共产党方面的人物，这个土匪头子则是与蒋介石一脉相承的这种表面上的正反关系来解释。用尖刻的话来说，只能这样来理解，因为座山雕是土匪头子，所以才该被打垮，因为有碉堡才攻碉堡，这是一种陈腐的、庸俗的英雄主义和冒险主义。甚至还让杨子荣讲一些不必要的土匪黑话。在打虎场面里，杨子荣对土匪讲了许多话，表白自己是怎样勇敢。对土匪头子也不是用隐藏在内心的刚毅性格来对答，而是让他迎合土匪，高唱“天牌呀、地牌呀……”这种庸俗下流的歌子。从而损伤了杨子荣这个共产党员的英雄形象。我们从这样的言行中，首先直接感到的不是他用这样的方法来欺骗土匪，而是表现了他内心的动摇。
　　
　　现在的京剧脚本，就丝毫没有这种感觉。“我胸有朝阳”的精神世界，是他一切行动的支柱。观众就能够极其自然地理解，支持他的这根精神支柱，就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的高度政治觉悟，并且，使他能泰然自若地插进了敌人的心脏。
　　
　　另外，现在的演出本与话剧剧本的明显的不同，在于党与群众的关系。在话剧剧本中，用给群众（难民）以物质救济的方法来表现党与群众的联系。所谓“经济领先”的想法占据统治地位。难民之一李勇奇随军围剿威虎山，在出发的时候，李的母亲这样鼓励他：“党和政府给了我们吃的、穿的，又发给我们枪（打猎用）。这样，我们才能活下来啊！不报这个恩，我们就不是人。”只因为得到了物质的援助，群众才与党和政府团结起来。在这里，群众与座山雕的阶级立场的不同，把阶级的仇恨化为革命的力量的鼓励话，一句也没有说。在新的演出本里，第三场设计了“深山问苦”，第七场设计为“发动群众”，说明个人的怒、个人的恨、个人的仇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有阶级的根源，把阶级仇恨转化为旺盛的革命力量，形象地反映了毛主席的话：“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
　　
　　在日本，也有人把《智取威虎山》的素材《林海雪原》说成为《水浒》的现代版。另外，在中国也有人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模仿《水浒》里的登场人物之一吴用，来塑造杨子荣的形象。
　　
　　吴用是智取“生辰纲”（祝贺诞辰的礼物）的人物。“智取”这一点是与杨子荣共同的。但是，吴用的“智取”是为了什么、为了谁呢？他的行为充其量不过是“流寇”行为而已。早在一九二九年，毛主席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中，就对“流寇主义”进行了严厉的谴责。
　　
　　决不允许把杨子荣与吴用相提并论。必须把杨子荣描写成有着鲜明的阶级立场，胸怀革命的远大理想的英雄人物的典型。必须刻画他既勇敢、又沉着冷静，既豪放、又细心机智的本质。并且，把塑造这个人物的一切侧面都集中到一点，即对毛泽东思想的无限忠诚。为此，首先必须揭示英雄人物杨子荣在第八场中引吭高唱的唱词“我胸有朝阳”这样一种精神世界。
　　
　　六九年十月在北京演出的《智取威虎山》的脚本，充分刻画了杨子荣的这个精神世界，在文艺创作方法上，给予我们以极大的启示。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0.1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