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经济新闻》文章《建设七亿人民的国家----中国》（三）
[1970年09月]
《日本经济新闻》文章《建设七亿人民的国家----中国》（三）
也可以刺激建设
“建立纵深工业基地”的内容就是要进行合理的工业布局，同时加强相邻地区内工业部门的合作体制，把平时和战时、民用和军用结合起来，在每一地方建起独立的工业体系。就是说，无论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时候，怎样被切断或被封锁，每一个地区都能保持一个军民一致的工业体系。
这个以“军民混合经济”为核心的“纵深基地”，和过去的以延安为据点，从东北、华北到华中、华南，有大大小小十九个解放区，总计拥有一亿人口，都分别抵抗了日本军和国民党军重压的“地方自给经济”的想法是一脉相通的。中国的备战体制就是全力以赴，随时准备在国内迎击外敌的体制，这一点是不可忽视的。当然，“备战”的号令也含有推动经济建设的“刺激效果”，这也是不可忽视的。
总之，用脸盆盛水来代替水平仪进行改造自然的测量，建设新农村，和扎实地有计划地发展核武器，这是“两条腿走路的建设路线”，也是同国防战略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对这样的建国的全面情况，要用西方国民生产总值的尺度来衡量，恐怕就会看不到实质。从没有民间资本积累的、发展中的国家的一种“翻身”办法来说，中国当前的状况确实可以说是空前宏伟的试验。
商品流通机构的改革：采纳消费者意见，排除官僚主义，谋求合理发展
起因是农民的不满
中国开始正式动手改革商业部门，特别是改革城市和农村之间商品流通的渠道，是一九六四年前后。如果说这是改革商品流通的开端，那么经过了文化大革命以后的目前状况不仅实现了流通机构的合理化，而且还为清除那种冷淡无情的官僚主义商业活动，建立从基层到上级组织“一脉相通”的流通渠道，跨出了第一步。同时，为了加强商品流通的“机动力”，也在大力建设铁路，制造卡车和货轮等等，开始了范围广阔的改革。
流通机构的改革是由于农民对切身的日常生活品供应不足而表示不满开始的。帆布鞋、搪瓷脸盆、尼龙提包、烟盒等等“城市里多得很的商品为什么不到农村来”？党的机关报《人民日报》和当时的《大公报》从六四年秋到六五年夏一直全面地讲述流通问题，并登载农民座谈会记录等等反复展开了持久的群众运动，彻底地研究了问题的所在。
由于农民和报纸提出来了，所以各商业部门也派出调查组，调查农村的实际情况，结果，暴露出不少缺点。最根本的问题是“行政的框框”“划分势力范围的思想”“官僚主义思想”堵塞了商品流通的渠道。
削足适履
但是党中央和农民加以严厉批判的，是隐藏在各商业部门中的“资本主义经营思想”。报纸还介绍了这样的实例：由于丰收，农民手中有富裕。负责销售的人看到这一点，就拿高价商品去卖，而农民需要的日用品等费事而钱数不多的小商品却不办，因此，要用一根针，在村里的商店买不到，必须越过几座山。
山东省乳山县负责销售的人还揭露了“削足适履”式的、不考虑消费者需要的经营态度，他说，“一位农民要买一双四十三号的雨鞋，而售货的干部说没有，把农民顶了回去”。改变服务网问题是“为什么人服务”。回答当然说是“为人民”，现在从这个观点出发改变了经营方式，如在农村基层的供销合作社中，由贫农、中农选定进货品种等。想以这种方法确实了解农民真正需要什么，报告上级机关，上级机关不仅要根据报告制定农业机器、工具、农药、肥料和日用品的数量和运输等计划，而且要把它编到工业部门的生产计划中去。这是要从“基层”一步一步地做起，进行全面改革。总之，可以说重点是要把过去不管销售地区的实际情况而发送商品的“定点供应方式”的基层流通网，改变为同农民血肉相连的服务网。
商品流通机构刚一开始改革，就遇到了文化大革命。中国的商品流通机构改革，从广义来说也是与加强运输力量的运动有联系的。自从五十年代的大跃进以后，到六十年代中期，前国家主席刘少奇向“经济主义”投降，官僚主义者的思想经常滋长。现在的改革显然是要制止这种官僚主义思想，同时寻找经济上的合理性。
农业生产稍稍提高，“七亿人的购买力”的总额和运输力的负担就不可避免地迅速上升。目前可以说是处于通过勤俭节约的办法加以抑制的阶段，但是怎样才能使群众要提高生活的热情和抑制这种需求之间保持平衡并加以引导呢？除调整和简化商品流通机构外，这似乎是影响改革商品流通成败的一个课题。（全文完，文内标题是原有的——本刊注）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0.0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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