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在我国工作过的日本专家八木宽回国后发表文章：《在中国生活三十多年》
[1970年07月]
曾在我国工作过的日本专家八木宽回国后发表文章：《在中国生活三十多年》
【本刊讯】香港《大公报》六月二十九日、三十日连续两天译载曾在我国工作过的日本专家八木宽写的一篇题为《在中国生活三十多年》的文章，摘要如下：
那是今年一月二十一日，我从天津新港乘日本轮船，离别久住达三十多年的中国，踏上回日本的旅途。
我为什么现在离别久住的中国回到日本呢？八路军的一位少年兵日本投降是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我当时住在所谓“新京”的长春，在“满洲电影协会”工作。当时，我是一个“勇士”，佩着日本刀，为守卫“满映”，准备牺牲自己。
第二年（一九四六年）春天，八路军（当时在东北的部队称为“东北民主联军”）同国民党反动军的战争已开始。当时进攻长春的东北民主联军的前线指挥部设在我家的二楼。一批保卫指挥员的警卫员住在我家里。他们虽然都是十五、六岁的年轻战士，但都很和蔼、开朗，易于接近。虽然如此，但我由于抱着一种罪恶感，很怕他们。因为自己究竟还是在文化方面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效劳过。然而这些恐惧很快便被这些少年兵的开朗打消了。我同其中的一位谈得比较多。在谈我的经历时，话题转到这个少年兵的家史。这时他的感情突然变得沉重了。
这位少年的家乡是在山东省的一个农村。某一天，突然来了日本军队。他的父母兄弟都在酷刑毒打后被杀，只剩下这位少年。他为了报仇，背上枪，参加了八路军。他的心情越来越激动、愤怒。我的脸色变白了，只好默默地低着头。
这时，少年的谈话变成雄辩。他说，他参加八路军以后，他的报仇心从针对一般日本人转到针对日本帝国主义。他懂得了日本人中间，有侵略别国、压迫本国人民的人，也有受压迫的人。杀害他双亲和侵略中国的是日本帝国主义，而不是日本人民。日本人民也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
“让我们共同携起手向他们报仇吧，我现在不会把你们当成敌人。你们是我们的朋友。”他轻轻地敲着扎着红布条的手枪说：“用这个打倒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他们是我们的共同敌人。’”当时我已不停地流下眼泪。这是我从来没有感受过的。
我通过在中国的长期生活，深深体会到中国人民是把帝国主义、反动派同人民严格加以区别的。当前中国人民严厉谴责日本的军国主义化，这里也一贯地贯穿着这个态度。毛主席的预见东北民主联军解放长春后，又很轻易地离开长春，撤退到松花江以北。我们一部分日本人也跟着被中国方面接收的电影制片厂到了东北的北端——鹤岡。过了年（一九四七年）不久，我在佳木斯南边农村参加劳动。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下放”。我在当时根本没有理解这样做的意义。我对当时战局的前途是感到不安的。因为我看到的是：国民党反动军队以拥有原子弹的美国作为后盾，并用美制飞机、坦克武装。东北民主联军却是步枪加上很少的大炮，现在又被迫撤到北端，我也随之而来到这样一个偏僻的农村。
不久，当年十二月毛主席发表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这个报告强调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已达到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和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到了消灭的转折点。我当时不大理解这个论断。当然我知道，在一九三八年五月毛主席发表《论持久战》一文，极其科学地预见抗日战争的前途。事态的发展，正按着毛主席的预见发展。对这一点我是佩服的。但是自己由于没有直接处在那个环境，没能作为实际的感觉接受下来。
我半信半疑地读过毛主席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指出的历史的大转折点，不到两年，就在我眼前像旋转舞台般地展现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解放南京、上海，不久解放了整个中国大陆，于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等等一系列历史事实，在我的眼前展现了。随着这个历史的进展，我本人从最北边的农村转到哈尔滨、沈阳、北京等地。从一九四九年十月到了北京之后直到今年一月回国为止，我仅在北京就住了二十多年。
在眼前展开的历史事实面前，我对毛主席的伟大科学预见完全信服了。当时想：哪怕是一点点，我也想接触到这样一个科学预见的毛泽东思想。我决定留在中国的最主要的动机，主要是这个原因，当然也有些其他原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很多事实，又证明了毛主席科学预见的伟大。例如，毛主席已经预见到像苏联那样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堕落到现代修正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危险性，并为此敲了很多次警钟。这个观点的理论基础，就是毛主席在一九五七年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文章强调社会主义社会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强调继续革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加强无产阶级政党的必要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是把这一理论付诸实践，打倒反革命的刘少奇一伙。在充满谣言和诽谤的日本，也许有人不会立即理解这次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但是通过自己在中国的亲身体验，我确信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次文化大革命的丰硕成果，会不断地涌现出来。中国的生活水平“在那里的生活水平怎么样？”
“你说好，但他们穿得并不好啊！也没有什么电视机、电气洗衣机、电冰箱之类的东西啊！”
我回到日本以后，不少人向我问过这样的问题。
中国人在比较解放前和解放后的生活时，常常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也就是天渊之别的意思。现在的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没有外债和内债的国家。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天天在提高。生活必需品是很便宜的，物价安定，生活有保障。那里没有陷于生活困难的人。我这次回到日本，看到因为什么“万国博览会”而弄得蔬菜价格大涨；在中国理发只需五六十日圆，而在日本却需五百日圆，这些事实的对比，使我深深感到享受物价安定的幸福。
我在北京，由于是外国人，因此中国当局给我的待遇比较优厚。后来我感到太过意不去，自己主动要求降低了工资。我在那里没有电视机，也没有电气洗衣机和电冰箱之类的东西。当然，中国人一般也没有这类东西。但是我从来没有因此而感到不便。奇怪的是，回到日本以后却不买电视机就受不了。我现在还没有买电气洗衣机和电冰箱，但社会环境已经促成不买这类东西就在生活上感到不便。服装也是如此。在中国，大家穿得朴素。但这并不是他们因为像解放前那样没有钱买衣服，而是他们以穿朴素的衣服为荣。
我回到日本以后，穿西服打领带，这是很辛苦的，好像绞脖子似的。把精力花在这方面，实在不是什么快乐的事情。有些人说什么中国人穿的是蓝棉布啊，是补钉衣服啊，生活水平低啊，等等。这些看法如被指责为只看表面现象，也是应该的。忆苦饭近年来，在中国有一种风气，大家定一个日子，一起吃忆苦饭。忆苦，就是忆解放前的苦。我曾经要求吃过一次忆苦饭。煮的是糠，很难咽下去。再加上一块酸得要命的萝卜块。这比解放前吃的好得多了，他们吃这个，并不是因为没有大米饭可吃。他们有时吃忆苦饭，是为了忆解放前的苦，知今天的甜，还要想到世界上有很多没有得到解放而受压迫的人们。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中国也有一部分人追求物质享受。有些人不愿穿棉布衣服而买上等毛料，醉心豪华家具和沙发，迷恋玩乐。这同现在日本的“小家庭”风气相类似。刘少奇一伙正是鼓励了这种倾向。这样，一部分人开始被资产阶级思想侵蚀，忘掉了革命。也有些人不愿在农村而一心要到城市去。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打倒了刘少奇一伙，使多数被害者觉醒。在人们的头脑中，革命占了首位。人民解放军的朴素、艰苦奋斗的传统作风，重新在人们的头脑中扎下根。“吃苦在先，享受在后”的精神，正在广泛地传播开来。个人的物质生活已经不是第一位的东西。在日本的社会里，这些问题是想像不到的。有人说，这难于理解；有人还拒绝理解这个问题。但是我想，如果看不到这些中国人民的精神方面的巨大变化，就不可能正确地了解中国。决定回国我之所以决定回国，并不是没有人情上的原因。如年纪大了，想念家乡，孩子也大了，等等。但是除此以外还有一个原因这就是，由于我是一个外国人，因此受到特别优厚的待遇。在文比大革命中，中国人民精神面貌的变化，也影响了我。我认真地想过我受到的优厚待遇对我自己的影响和自己脱离群众所产生的后果。
在收割麦子的季节里，我主动请求到人民公社去参加过收割麦子的劳动。但是在这里也是由于我是外国人而受到特别的待遇。中国朋友这样做，完全是出于国际主义的好意。但是自己发现自己依赖这种好意安逸地过日子，却感到害怕。
我有很多因素可能陷入“小家庭主义”。为了克服“小家庭主义”，我决定回到泛滥“小家庭主义”的日本。
从中国回来的我已经是鬓发皆霜了，但我希望使自己变得年青起来，从而可以大干一场。
（文中标题是原来的——本刊注）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0.0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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