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艺战士》发表文章：痛斥日修攻击我批判斯坦尼“体系”
[1970年03月]
日本《文艺战士》发表文章：痛斥日修攻击我批判斯坦尼“体系”
【本刊讯】日本“齿轮座剧团”机关报《文艺战士》三月一日一期刊登了岩田直二撰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批判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意义》。全文如下：（文内小题是原来的——本刊注）
修正主义者何以吹捧斯坦尼体系
《红旗》杂志六、七月合刊号上，发表了“上海革命大批判写作小组”写的题为《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文章。这篇文章介绍到我国以后，突然感到老羞成怒的当然是代代本修正主义集团。《赤旗报》与《文化评论》接二连三地载文进行反扑。他们的目的是昭然若揭的。这就是想利用斯坦尼“体系”在我国的深刻影响，咒骂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无论如何也要切断日本人民同当代中国联系的纽带。这就暴露出，他们对中国目前进行着的文化大革命在世界历史上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是全然无知的。也露出这个集团的修正主义本质，他们表面上用什么“进步性”与“思想性”梳装打扮一番，但骨子里却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卫道士。
就这个集团维护斯坦尼“体系”的第一个观点也就是《红旗》杂志批判文章的第一个论点而言，他们说什么：斯坦尼诚然出身于资产阶级，没有立即跟上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但他在晚年的十年竭力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从而形成了他的“体系”；因此，《红旗》杂志“批评的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艺术权威云云，不过是单纯的人身攻击而已”。（《赤旗报》，菅井幸雄。）
斯坦尼“体系”特有的概念“最高任务”、“贯串动作”和“形体动作”，就是他在所谓“晚年的十年”兜售出来的货色。他们把斯坦尼假设的这些新概念，当作他的思想发展。这是这伙修正主义集团的唯一论据。因此必须拼死地抓住这个“晚年的十年”不放。这在当时的苏联也是如此。看一看一九五○年开展的《关于斯坦尼体系的论战》即可了解，苏联对斯坦尼的评价也是集中于“最高任务”与“形体动作”上。争论的焦点在于，成为体系基础的东西即“思想性”，到底是“最高任务”，还是“形体动作”。
然而，这个“体系”并不仅仅是由“最高任务”和“形体动作”构成的。“体系”的构成是同演员的创作与演员的教育以及其他部分密切相关的。上面提及的《论战》一书宣扬说，所谓其他部分就是有助于演员艺术创作的“技巧论”与“方法论”，而只有依靠“最高任务”和“形体动作”才会使“体系”具有“思想性”，才会具有苏联艺术的意识形态。从这种想法中可以了解到，同现在的代代木修正主义者一样，他们是如何考虑“思想性”的。
在具有“思想性”以前的“体系”，乃是宣扬一个演员的技巧，这可以原封不动地适用于资产阶级反动艺术而不会受任何抵制。他们也承认这一点。就是说，斯坦尼“体系”是以阉割了“思想性”的技巧论开始形成的。革命胜利以后费九牛二虎之力才为“体系”增添了“思想性”。所谓“思想性”就是勉强地把眼光移向社会问题。斯坦尼从资产阶级立场出发，因此在革命前或革命进行中始终是一个资产阶级艺术家。但在“晚年的十年”，他终于面向了社会问题，使“体系”具有了“思想性”。
修正主义者们懂得，他们象宝贵的“救命符”那样推崇备至的所谓“思想性”的本质，到底是一种什么货色。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顽固坚持艺术至上的观点是理所当然的。革命后，斯坦尼虽然表示态度要多少摆脱艺术至上观点的束缚，但他的“灵魂深处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毛泽东语）这并非不可思议。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教导说，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必须把自己的立足点逐步移到工人和农民方面来。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则在实际上确立了文化领域的主人公必须是工人和农民。在斗批改运动中，指出斯坦尼“体系”是资产阶级反动艺术权威，把这个体系的本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恐怕可以说，这是身在日本的我们，也必须认真完成的任务。在中国刘少奇和周扬一伙把这个体系奉若“权威”，并且企图借此破坏工农艺术。如果考虑一下这种情况即可清楚地了解，他们在本质上是用“思想性”乔装打扮起来的资产阶级代理人。打倒了刘少奇集团的中国人民，对这次批判斯坦尼的意义也是一目了然的。日本的代代木修正主义对这一批判深恶痛绝，那也是必然的。
敌视工农，拒绝自我改造
第二，这伙修正主义者叫嚷，中国的批判提及的问题是“从工农兵出发还是’从自我出发’”？《红旗》杂志的批判文章力主必须从工农兵的革命利益和革命实践出发。而他们却拼命辩解说：创造艺术的是自己，因此“从自我出发”是天经地义的；尤其是，演员艺术是演员取材于自己而创造的，所以斯坦尼主张“从自我出发”是正确的，斯坦尼说演员在他创作过程中来改造自己。
日本的知识分子特别喜欢主体这个词。如果说从工农兵出发，自己这个主体就飞到九霄云外去了。这是在战后“民主”的日本已被培植起来并扎下了根的小资产阶级意识。因此，对战前的无产阶级文化运动，也有人一味“反省”说，自己是受害者，被引入了政治轨道，已经失去了主体。不妨冷静地想想看，事实的确是那样吗？倘若他是受害者，那岂不是使唯我主义的自己高于一切的意识，蒙受损害了吗？弦外之音他们是想说，任何人首先都重视自己。是那样吗？今天，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是向全世界尖锐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吗？在越南和一切地方进行的争取解放的斗争，不是正在建立起一种新的人与人的关系吗？
一天不树立从工农兵出发的目标，就一天也不能改造自己。他们说什么塑造人物的演员在创作实践过程中可以从事改造。然而，只要不从工农兵出发，不努力站在工农兵的立场上，那末最终在舞台上只能暴露出与自己相似的弱点。也就是“衣服是劳动人民，面孔却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所谓斯坦尼“体系”，乃是适应现在一切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艺术需要的“‘体系”。所谓被认为是“思想性”的唯一根据的“最高任务”，若援引斯坦尼的话来说，那就是“把作者的感情与思想，他的幻想与喜怒哀乐搬上舞台，这是演出的主要任务”。这岂不是在任何地方都适用吗？斯坦尼不仅谈到艺术形式，也谈到思想内容。但是，不管这种思想内容是什么货色，也都是畅通无阻的。然而，依靠作者的思想，那自己的思想岂不是被置之度外了吗？这也失去了自己的主体性。为了能够改造自己，为了使自己的立足点移到工农方面来，“就必须区别自己头脑中哪些因素是反映了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哪些因素是反映了工农兵的生活及其思想感情，不断克服资产阶级的私心杂念，发扬无产阶级大公无私的精神”。斯坦尼“体系”所说的“从自我出发”这个观点，就是拒绝改造自己。
确定靶子，打倒斯坦尼体系
可以认为，斯坦尼“体系”当前在我国话剧界的影响还是根深蒂固的。就象有一个时期所表明的那样，并非任何话剧演员都是言必称斯坦尼。但甚至有人认为，按照斯坦尼“体系”来进行排演就是“进步的”，“民主的”，而且是“革命的”。众所周知，话剧界的这种现状，目前脱离工人、农民和人民群众是何等遥远。可以说，斯坦尼“体系”本身反而正在妨碍他们面向现实。在这个时候，中国放出了批判斯坦尼“体系”的第一枪，我们对此感到莫大的欢欣鼓舞。要彻底地进行批判。可以看出，在立志反对现行话剧的青年中间，有一种忽视斯坦尼“体系”的倾向。只有明确反对斯坦尼体系，才能够建立起一种新的体系。
不破不立。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0.0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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