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杂志》刊载戴维斯的一篇文章鼓吹美帝对中苏实施“力量平衡”战略
[1970年02月]
《纽约时报杂志》刊载戴维斯的一篇文章鼓吹美帝对中苏实施“力量平衡”战略
【本刊讯】美《纽约时报杂志》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七日一期刊登约翰·佩顿·戴维斯写的一篇文章，标题是《约翰·佩顿·戴维斯说，美国创造了“力量的不平衡局面”，这给它带来了烦恼》。（原编者注：戴维斯在美国驻外机关事务处任职多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和大战期间曾在中国工作，在战后曾在苏联工作。）文章摘要如下：
莫斯科和北京把华盛顿看做敌人；莫斯科和华盛顿把北京看做敌人；北京和华盛顿把莫斯科看做敌人。各方彼此都是另一方反对第三方的潜在盟国。
承认这种局面——即敌人可以是盟国而同时还是敌人——是力量平衡战略的基础。它的最简单的形式是，一个国家支持援助两个敌对国家中较弱的一个，而这两个国家又同时都是敌人。这种作法的目的是要纠正不平衡的局面。这是为了制止两国之中一国取得支配地位，从而成为更危险的敌人。其目的是造成一种力量僵持局面，即使仅仅是暂时的也好，以阻止侵略和征服的行动。
力量平衡是一种合算的战略，要求自己投入最小的力量，或根本不投入任何力量。而且，它可以部分地——即使不是全部地——分散较强的敌人对自己的注意力（这种注意是令人不快的），使之转移到对立的敌人身上去。并且，也许其中最使人高兴的是，这种战略使实行它的人在同两个敌人讨价还价时处于有利的地位，往往能够迫使他们给他一些好处和向他作出一些让步。
苏联和中国是不大可能结合起来的，除非我们不分清红皂白地对双方都施加压力，迫使他们采取一致行动。
在两个赤色巨人互相对立的这种局势中，中国在一些重要方面都是比较软弱的。
奇怪的是，把中国比较落后的经济和它众多的分散的人口放在一起来看，意味着它在军事上并不象先进的工业社会那样脆弱。然后从防御观点看，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力量——只要它在政治上团结一致的话。
在同样的条件下，它还具有对它南部的国家发动进攻的强大潜力。制止它这样干的最有说服力的外部力量将不是美国，而是虎视眈眈注视着中国北部边界的俄国。
同我们真正有关的是两个红色巨人，而苏联的危险性要大得多。怎么对付他们呢？从理论上讲，我们可以退到隔离状态，不理睬他们。这是不切实际的，虽然我们很想这样做，但是走这条路是不可能的。
另外，我们可以用一种办法来对付两个对手，这就是只要苏联是对美国的安全的更大的威胁，就鼓励北京发挥遏制莫斯科的作用，并使其能够发挥这种作用。这就是采用一种力量平衡战略。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政府是否能够采用一种需要有二种极大的洞察力和极高的智慧的战略。现在也不能肯定的是，美国人民是否具有支持实行力量平衡政策的性格和气质。政府和公众都不习惯于有意识地考虑实现力量平衡。仍然有许多美国人把外部世界看作是要末服从动员在国际关系上运用善意和理智的做法的，要末是美国粗暴地使用武力（他们认为这是可能的）所能控制的。所以，如果实现力量平衡战略是我们力所不及的，我们就不应当尝试。这样做将会丢脸，而且还有更坏的结果。
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懂得和欣赏力量平衡的主张，我们就应当小心地开始把这种战略付诸实施。我们应当在莫斯科和北京的拉锯战中间保持中立，这两个阵营都不会感到很意外。
我们无需大大改变对苏联的态度。不要那么急切地期望克里姆林宫将会在越南、北朝鲜、中东和限制武器的问题帮助我们，那可能是有意的。如果华盛顿对苏联的建议始终不把门关死和保持一种正确的、庄严的态度，这应当足够了——而且我们的情况可能更好一些。
在我们的活动中，北京是个关键因素。当北京对我们的反应有时候是尖酸刻薄，而有时候是盛气凌人而从未和蔼可亲的时候，我们绝不要感到惊讶。它对我们是长期牢骚满腹的，它傲慢地改变了清朝最后几代皇帝的思想。我们并不想全力以赴地争取同北京交个朋友；这对我们没有什么实际价值。所以我们必须克制一种自然的倾向，那就是争取同我们与他们谋求共同利益的那些人交朋友。
我们应当密切注意的倒是北京同莫斯科的关系。这是我们的真正利益所在。我们希望尽力使北京在使莫斯科又担心又注意的同时保持对它的独立。这看来可能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但是，如果我们可以做到这一点，我们就会从目前的立场上前进一大步。
一旦我们进入了中苏的拉锯战，我们的第一个行动应当是朝对中国采取中立态度的方向前进，抛掉四分之一世纪以来对毛泽东采取的僵硬无益的态度。我们应当开始像对待莫斯科那样对待北京。这首先意味着取消我们对中国实行的经济制裁。尼克松政府已经朝这个方向跨出了第一步。
我们也可以同意接纳中国进入联合国的行动，但是我们一定不要主动采取这一行动。接纳中国的问题实质上是我们并不在乎的问题。成为联合国会员国几乎并不比成为全国地理学会的成员要重要一些。（下转第三版）（上接第一版）
接纳北京进入联合国的问题引起了福摩萨争端。在这里，我们给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一个错误纠缠住了，这个错误是宣称应该使福摩萨脱离日本。现在我们能够做的事至多是说，显而易见，北京政府是中国政府。至于福摩萨的政权，我们已承认它是一个独立国并同它建立了条约关系。但是，如果出现统一这两者——这最终是可能的——的行动的话，我们应该表明我们将不予反对。
福摩萨的政府把自己称做什么，这一点我们并不介意。如果它坚持认为它是中国，那我们不要畏缩不前。我们承认了两个刚果。我们完全忍受住了比台北问题上更加奇异的想法，那就是把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当作了同苏联无关的正式联合国会员国。
因为北京坚决要求取得福摩萨，我们反对这一要求就会使华盛顿和北京不可能建立正常外交关系，这在目前肯定会是这样的。
我们只需说，我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政府，我们将欢迎在这样一个能够在互相尊重和礼遇的基础上保持外交关系的时候，北京提出建立外交关系的建议。我们一定不要犯别人犯过的错误，即恳求北京同意建立这种关系。
单方面承认而不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这可能是一种奇妙的安排，但是这并不妨碍以各种非正式的方式进行接触和沟通情况。这也不会成为相当大的障碍，妨害像我们为了构成力量均势而希望举行的那种经济谈判。
某些小小的政治姿态能够有特别大的效果。譬如，在称苏联有权干涉一个兄弟国家的勃列日涅夫主义的问题上，我们的国务卿在回答记者把这种主义同中国联系起来的一个问题时，可以宣布我们将不同意这样一种侵略。而且，我们的确也应该这样做。如果莫斯科把它的权力扩大到中国的话，这是违背我们的利益的。
也还有一些其他问题，我们是可以轻松地采取和北京相似的立场的。一个问题是中国和苏联之间的微妙的边界争端。我们可以从历史角度，对于中国领土受到欧洲帝国主义掠夺一事对中国很真诚地表示同情。如果说我们不能让北京取得福摩萨的话，那么我们至少可以以有限同情态度看待其对俄国提出的带有民族统一主义色彩的要求。
作这样一些冷静的表示，再加上放宽经济限制，应有助于在某种程度上矫正莫斯科和北京之间的不平衡状态，会使中国人认为除了战斗或屈从于俄国人之外可能还有别的办法可想，也会使克里姆林宫头脑清醒起来，使它知道在克里姆林宫压服中国的运动中，我们已不再会不知不觉地成为它的盟友了。
按照力量平衡的传统，这些措施是代价不大的。
我们还应当走多远？要对这个问题作出决定，就必须先看一看我们通过这些措施可以做到哪些事情。这不是一个突击性计划，它是一个低姿态的计划，目的在于促进别人采取行动。
二十五年来，民主党政府和共和党政府一直固执地执行一种我们所发明的挥霍无度的战略——一种力量不平衡的战略。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0.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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