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新中国十五年（四）

我在新中国十五年（四） [1970年02月]

　　我在新中国十五年（四）
　　
　　作者:（英国）洪若诗
　　
　　教学剑桥
　　
　　正当我在北京这里撰写本书的时候，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业已开始。成千成万的学生要求缩短学制；要求不要将考试作为记忆力的测验，而改为作为理解力的测验，以便协助学习；要求学习方法革命化，将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要求经常参加普通工作，不要把学生生活同群众生活完全隔离。他们说，现在的情况是他们白白浪费了一生最好的年月。我完全同情他们的态度，因为那差不多就是我在三十年前的想法。所不同的是中国的学生坚定地同人民群众联系在一起，有力量改变一切，而且采取有目的的步骤来促成这些改变，而我在当年只能做出一些不见实效的冲击。
　　
　　当时，我很喜欢阅读作家莫姆的著作。由于他的生涯也是从医学学生开始，我们之间因此似乎有着共同的出发点。一天，我突然觉得莫姆可能就是我自己获得解放的关键。我还不到二十岁，而他一定年事已高，渐趋衰老。他一定觉得难以再到遥远而罗曼蒂克的岛屿去旅行！他一定缺乏新小说的材料！我不妨建议分工合作，由我旅行，由他写作。由我访问太平洋岛屿上的海岸瘪三、醉鬼、街女、沦落的传教士；由他把我提出的素材编织成动人的故事。他获得声誉和财富，我获得我的自由和开支。
　　
　　我给他写了一封信，解释这项建议。
　　
　　莫姆一定接到过千百封这一类毫无常识但是充满了热忱的信件，但仍纡尊降贵，覆信给我。他的回信很短，一针见血。他还没有衰老，不需要旅行替身，我应该完成医学课程，到了那时，如果我还想旅行，就不妨寻找一个轮船医生的职位。我读完很不高兴，把信撇开。话虽如此，我遵守了他的意见。如果我没有遵守，也许我永远不会到中国来，现在也不会写这本书了。
　　
　　毕业之后，我被聘请到剑桥讲授解剖学。新被聘任的解剖学教授本来是我的老师，认为自己属于急进派。他决定扫清剑桥大学解剖系结织了多年的蛛网尘丝，他知道会遭遇到强硬反对，因此在未来的斗争中需要同盟者。我很愿意与原有权威有所争辩，便在春季学期开始，搬到剑桥居住，开始了学者生活。一切都很美好。剑桥是一个美丽异常、使人留恋的所在。工作很有兴趣，我发现我很能在学生中间引起共鸣。我跟着一位实验解剖学学者工作，协助他进行研究工作，从他那里学了很多东西。我的薪水对于我来说，要比所能贪婪想像的还要多，因为我可以汇寄一半给父母，还可以用余下的一半过得舒舒服服。我租了一所房屋，变成了一个照我看来可以说完全自由和独立的人。
　　
　　每星期我必须在学院大厅中吃一次晚饭；那时，我坐在主宾席，由制服煌然的侍者服侍。食物份件既大又多，那一套旧式餐具则显得更大更多。晚饭以后，我们又聚到休息室，一边啜饮白兰地，一边聆听校长和他的阿谀者所谓精采谈话。最初，我还为这一套繁文缛节、为乔治王时代的烛台、为金边木框的油画（那些油画，由于数不清的雪茄及壁炉的柴火，已经烟熏火燎得黑黝黝无从辨认其缺点）而深为感动。但是，不久之后，这一切便味同嚼蜡了。到了学期中间，校长已经把他拿手的风趣谈话讲完，只好重新端出一些我们早在心中熟知的老话来款待我们，虽然如此，这些话照样还会引起哄堂大笑。假如校长还没有走，便有人离开休息室，那是不可想像的事；可是，我觉得如果我再留在那里不走，就一定会说出一些不大客气的话。
　　
　　学期结束时，教授希望我留下，把解剖学当作一生的事业，并且开出了在七八年内给我教授职位的期票，作为引诱。
　　
　　我在剑桥的日子过得很好，因此在最后决定之前，心里交战了很久。可是，我最初学习医科，乃是为了从事实际的医学，而不是为了获得一个安全而隐居的职位。在英国和在全世界，都出现了紧张和斗争的气氛。我认为应该投身于斗争中，如果还没有投身进去就先行设法躲避，那是懦夫行为。我知道，如果再在剑桥的消磨志气的学院气氛中过几年舒服日子，我就会陷入旧车沟里而无法离开。
　　
　　我决定在伦敦我自己原来的医院里寻找一个住院医生的职位，专门负责外科，而且为皇家外科医学学会工作。但是，在安心接受一个长期磨炼的工作之前，我还记得莫姆的建议，便签了合同，在一艘开往中国和远东的货轮上，充当随船医生。（四）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0.0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