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新中国十五年（二）
[1970年02月]
我在新中国十五年（二）
作者:（英国）洪若诗
一九三二年的伦敦
快到一九三二年年底时，第一次“饥饿进军”从四面八方汇集伦敦，进行抗议，获得了公众支持。一队队满怀愤怒、走得脚痛的失业工人，来自全国各地，尤其是苏格兰、威尔士和英格兰北部的“萧条区域”。我对于在海德公园举行的群众欢迎大会留有深刻的印象，因为那是我第一次亲身经历了无端端而来的警察暴行。政府动员了特别警察接管普通警察的职务，这样，就可以把大量普通警察集中到海德公园。他们未发任何警告，就冲进了和平示威的队伍，骑警策马将人乱踩，穷凶极恶，挥舞警棍。
第二天，星期天，表示同情的伦敦人在特法拉加广场集会，支持失业者，警方又进行攻击，打伤和逮捕了好几百人。
我们这些属于大学社会主义协会的医学学生们，认为“饥饿进军”为我们提供了充分表现我们的政治信念和贡献医学知识的机会。我们设立了急救站，并且组织了分队，到集会点以及“饥饿进军”者居住的小客栈里，医治他们的病症，鼓舞他们的士气。我不敢断定，在这两方面是否真有什么成就。我们的职业技术几乎等于零，因为截至当时，我们只同死尸和试管打过交道。我们连忙学会了一些应付脚的水泡、肿炎和扁平症的办法，但实际的情况却是，他们最大的麻烦是虱子和痔疮，而且比我们还懂得怎样应付。至于说鼓励他们的士气，他们已经跋涉了几百英里，经过了千辛万苦，那些缺乏坚决意志的人，早已掉队，相反，我们除了受到其他同学的反对之外，还遭遇了更多的问题。我们本来以为，在政治上，我们有的人是深红色，有的人是浅粉红色，可是说实话，我们没有一个人对于整个事件有着清楚的认识。
在失业的矿工、码头工人和钢铁工人面前，我们感到尴尬。我们同他们的语言不同，他们同我们的语言也不同。我们虽然没有帮他们什么忙，我却认为他们帮了我们不少忙。我还记得，在急救站工作完毕之后，回到家里，母亲给了我一碟香喷喷的熏鳟鱼，饮下午茶，我就感觉到非常不调和。几个钟头以前，我们给“饥饿进军”者递过去的只是一碟碟面包和麦芝莲，便自觉颇为神圣。我一想起两者的对比，熏鳟鱼便失掉了原有的芳香，我从而体会到，今后我的政治信念如果有什么意义的话，那么它应该来自了解，而不应来自感情，应该更为深入，应该比当时能够更正确地表达出来，而且我应该找到某种办法，来冲破隔开我与产业工人的壁障。
我的基本医科课程考试及格、转到医院接受临床训练后，不久，我就对于医学学生的生活厌烦起来。有一部分原因是临床工作缺乏科学，这与前三年的我们课程里的科学性质，形成了明显的对比。我现在才明白，这种情形的关键在于我们导师的态度和医学教学组织。
（二）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0.0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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