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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朋友宫川寅雄在访华回国后撰文说,中国大学教育正按照毛主席指示进行改革,这是历史上的第一次,必将受到全世界人民的关注,成为研究和学习的对象。他说: [1970年02月]

  

  日本朋友宫川寅雄在访华回国后撰文说,中国大学教育正按照毛主席指示进行改革,这是历史上的第一次,必将受到全世界人民的关注,成为研究和学习的对象。他说:
  
  中国新型大学已胎动起来
  
  【本刊讯】香港《大公报》二十五、二十六日译载日本和光大学美术史教授宫川寅雄发表在今年一月份《日中文化交流》月刊上的一篇访华观感。宫川寅雄是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常任理事,去年十一月应邀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文章摘要如下:
  
  这次到中国访问,我衷心的希望能到中国的大学去参观,看看文化大革命的现状。近两年期间,日本的大学发生了学潮,对日本大学的本质、教学等进行了批判。这是一桩很有意义的事。进一步追究下去,大学和学问带有阶级性就表现出来了。在日本的学潮中,暴露出教授享有本单位授予的特权和考试制度的弊病,教授会也以权威自居,驾临自治和学问之上,等等。当然,中国和日本在社会构造上是不相同的。看到日本大学的斗争,再看看社会主义中国的大学教育革命,对我来说,确具有重大的意义。中国当局满足了我们的要求,让我们参观了我们想去访问的广州中山医学院。
  
  十一月二十七日午后二时过后,我们自广州的下榻处——广东迎宾馆出发,乘汽车到中山医学院。沿途只见道旁树丛开满了紫荆花和鲜红的大红花。到达大学门前,大学的革委会,党委会负责人,解放军和工人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以及教授、学生多人出来欢迎我们。我们被引进会议室,经过一番介绍后,大学革委会副主任古周全向我们介绍了中山医学院的教育革命概要。
  
  中山医学院是解放前的中山医学院、光华医学院、岭南医学院合并成立的。在文化大革命以前,这个大学无论在制度上管理上都无例外,走的是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由少数的专家掌握了行政管理大权,个人名利主义充满着这个学校。教育方针就是脱离无产阶级政治,脱离实际和脱离人民的所谓“三脱离”道路。在这个大学里,一年级的学生医学根本碰不上,读了三年后还不许临床,读了六年,也从未和工农接近过。毛主席曾提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号召教育改革,但是遭到刘少奇代理人的阻挠,未能实现。直到文化大革命以后,革命小将起来造反才把刘少奇的代理人打倒。一九六八年夏天,毛主席发出“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配合解放军战士,同学校的学生、教员、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指示,中山医学院的师生忠实地执行了这个指示。
  
  一九六八年十月,这个大学的教师和学生一千四百人下放到远隔广州的龙川、和平等五个县的农村。这些知识分子进入农村,和贫下中农同住,同吃,同劳动,同学习,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只经过几个月的时间,阶级教育使他们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许多教师和学生,获得了“好社员”的称号。
  
  在下放期间,师生们为数以百万计的农村患者治病防病,对五千病者施行了手术。在广东博罗县,师生们帮助当地创立了医务人员训练班,在农村建立起医疗阵地,并且克服了一向重西医的倾向,实行中西医结合。现在这个大学的师生正在转战各地农村,并且有大量的农村“赤脚医生”参加了这支革命的医疗队伍。
  
  古周全副主任介绍完之后,一位神经科的女医生梁秀玲和学生李素兴先后报告了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体会。梁秀玲的讲话侧重于她自己怎样克服偏重西医的思想。李素兴的报告着重于他到农村人民公社以后,怎样进行斗私批修。两位的报告极其生动有说服力。限于篇幅这里不能详谈。
  
  经过说明和报告后,我们提出了许多问题,都获得解答。我们的问题多半是关于文化大革命中关于大学教育改革的动向,特别是现阶段的教育情况。
  
  如古副主任所说的,当文化大革命进行时,师生中间由于受到走资派和反革命修正主义者的挑拨,分裂成为两派。到一九六八年七月实现了大联合。大部分受批判的人重新被解放,并担负起新的任务。一个群众组织的领导人(学生)被选为大学革委会的主任,其他群众组织的领导人(学生出身)有的担任了广东省革委会常委。
  
  中山医学院革委会成员有革命干部七人,教师十一人,学生七人,原大学里的工人二人,解放军二人,共为二十九人。革委会的常委有革命干部三人,解放军一人,群众组织的代表四人。这些常委工作很繁重,但都不脱离生产。这和文化大革命以前的校行政当局比较,实行精兵简政,人员少了三分之二。
  
  党委会虽未成立,但已决定在最近经过讨论后就要成立。目前由工人和解放军的党代表以及革委会的党代表组成领导小组,指导整党、建党工作,建立一元化的领导体系。这是文化大革命的大方向,无论大学或其他单位都是沿着三结合、一元化领导的革命路线推进。(下转第三版)(上接第一版)
  
  这一天我们一直访问到夕阳西沉,天色黑暗,我们提出的问题获得解答后才离校,主人殷殷送到大门外并亲切道别。这历时四小时的访问内容丰富,我在这里所能写出的不到三分之一。
  
  我对于在文化大革命中,听从毛主席的教导,推动斗批改不断前进的中国友人表示衷心的敬意。
  
  如所周知,毛主席对文革中的教育革命,一向非常重视。一九六六年八月中共中央制订的十六条中就规定:“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学方针和方法,是这埸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在这塌文化大革命中,必须沏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这是一个大方向,表明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知识分子和体力劳动者之间的矛盾,还须要化几十年的时间加以克服。十六条里还规定:“学制要缩短。课程设置要精简。教材要沏底改革,有的首先删繁就简。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也就是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的斗争。”
  
  文化大革命从一开始就确定了关于教育革命的路线。
  
  中国的教育革命主要是依靠革命学生、教师、工人以及其他积极分子。
  
  目前,小学、初级中学到高中已经复课,大学的再开已经上了日程。一九六八年七月,毛主席的指示说:“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这里已经清楚地指明了中国大学的方向。我所看到的中山医学院的教育革命和它的展望,正是按照毛主席这一指示的方向发展的。
  
  在我的访华见闻中,全国理工科大学的再开已见诸于日程之上了,不但有新的制度,新的内容。而且在不断展开教育革命的同时,也不断与生产密切接触,起着促进生产的作用。
  
  社会科学系统的大学还未见登上日程,但是它的大方向则已经决定了。大学的教育改革实际是这场文化大革命中的一环,是一定要实现的。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大学改革,今后必将受到全世界人民的视听关注,成为全世界人民研究和学习的对象。据我所知,中国的大学在文化大革命中并没有停止。旧的教育制度的机能确实停止了,破坏了,但是新的大学也胎动起来了。
  
  我回到迎宾馆,一面吃着晚饭,一面沉思着中国文革之下的这一场教育革命,同时也想到在不同的地点,日本大学里发生的斗争。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0.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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