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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侵华战犯城野宏撰文认为:苏修发动侵华战争将重蹈日帝下场 [1969年11月]

  

  日本侵华战犯城野宏撰文认为:苏修发动侵华战争将重蹈日帝下场
  
  【本刊讯】日本《自由》杂志十月号刊登了城野宏写的一篇文章,正题是《中苏抗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和战后的实况》,副题是《中苏对立有深远的历史根源,并非一时的现象》。
  
  城野宏是日本侵华战犯,解放战争时期充当阎匪锡山的顾问,一九六四年被我释放回国,他在我国呆过二十六年,现任日本“中国综合研究所”所长。城野宏的文章摘要如下:从二万五千里长征时代开始
  
  中国共产党从它成立到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确实是处于共产国际的领导之下的。从陈独秀到李立三、王明这样一些党中央的领导人确实都是按照莫斯科的指示进行活动的。他们不是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考虑问题,而是着眼于怎么样在中国实行马克思主义书本上写的条文和莫斯科的指示。结果使中共和红军蒙受了重大损失。可是,就是在中共中央受共产国际支配的那个时代,毛泽东在江西省,扩大了以井冈山为中心的根据地,逐步击溃了蒋介石的军队,终于在瑞金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毛泽东和当时的党中央所说的相反,依靠贫农进行土地改革,在农村积蓄力量,不断获得了成功。
  
  一九三四年蒋介石出动了一百万军队对苏维埃区进行了第五次大围剿。在此以前,毛泽东采取避开强敌、孤立敌之一部、只在敌军处于劣势时才发起进攻的战术,粉碎了四次大围剿,扩大了红军,发展了势力。但是,这时在上海呆不住了的党中央迁到了瑞金,并开始根据莫斯科的指令来进行指挥。面对着占压倒优势的围剿军,党中央提出用“寸土必争”这种阵地防御战的战法去抵抗。结果连吃败仗,兵员和武器又得不到补充,大军压境,溃在眉睫,因此放弃瑞金开始二万五千里长征。三十万红军及其家属和后方机关连续进行着累赘的长途行军,而蒋介石的一百多万军队装备着飞机和近代武器,部署在要道上,前堵后追。由于没有补充武器和兵员的机会,所以队伍就不断地缩小,到达贵州的时候,兵力只剩下四分之一左右了。
  
  只有毛泽东的部队仍然采取在井冈山附近的战法,不仅仅是单纯的逃跑作战,而是抓住有利战机断然进攻。这样,就一个团、一个师地歼灭蒋军,于是追击的敌军减少了,武器、粮食、兵员也有了补充的来源。干部和战士们以亲身的体验对上述两种做法作了对比,他们深深地感到,要是按照只听从莫斯科的那些党中央领导人的意图干去,那么即使自己再有几条命也不够,而按照毛泽东的指示行动,就出色地打了胜仗,兵员也得到了补充,武器也增多了,粮食和被服也有了着落。这种感觉日积月累,就导致了一九三五年的遵义会议。从此毛泽东掌握了党和军队的领导权;莫斯科派遣来的干部被从领导地位上撤掉了。直接了当地说,遵义会议的精神就是中国要按中国的做法干,而不接受俄国的指示。
  
  抗日战争开始以后,苏联以大量的武器、军需物资、军事人员援助国民党政府。同日本空军在武汉上空对战的中国空军中就有苏联飞行员直接参加战斗;修建了从中央亚细亚经新疆省、甘肃省到西安和四川的运输线;甚至建设了车辆厂和兵工厂。可是,这样大量的援助全都是给国民党军队的,连一支步枪也没有交给中共和八路军。中共不听从苏联的话,并不是到最近赫鲁晓夫同毛泽东发生冲突以来才开始的。
  
  从一九四五年开始的国内解放战争中,由于日本军的投降,国共合作共同对敌的形势不存在了,双方形成了势不两立的敌对关系。在这四年的大规模战争期间,苏联对中共和人民解放军没有给予任何援助。对于那些抱着中、苏两国共产党总是一体的成见的人来说,大概都认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是靠苏联的大量军事援助才打败国民党军队的。
  
  我从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九年参加了中国内战,当时对于我们来说,苏联是否给中共军事援助,的确成了一个必须加以正确判断的大问题。我当时曾经判断没有援助,而以后的事实也证实了这一点。
  
  所以说,毛泽东领导的中共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取得天下的,而几乎没有接受过苏联的恩赐。这同依靠苏军的力量才得以建国的东欧国家及其共产党有着本质的不同。在判断中苏关系的时候,如果不牢牢记住这一历史事实,就必然要犯错误。幻想的中苏兄弟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共立即开始恢复被战争破坏了的国土建设,为了把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先进的工业农业国,便开始大力进行工厂建设。苏联友好地提供了二百多个项目的成套设备。在这期间。苏联派来了工程师,送来了机械和设备,中国也向苏联派遣了许多留学生。支付给苏联工程师的工资相当于同等技术程度的本国工程师工资的五倍,为他们建筑了在苏联国内连做梦也想不到的漂亮的住宅设施,给予了优厚的待遇。但是,苏联方面在名义上是“经济援助”,实际上是在作赚钱生意,苏联的机械都是高价出售给中国的。
  
  中国方面在现场工作的人们,因为第一次接触机械,所以把苏联工程师当作先生,热心地向他们学习。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工程师的眼界扩大了。逐渐地捷克的工程师也来了,也雇用了英国、法国、德国的工程师。各国的参观团和旅行者也来了。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人已经清楚地看出,苏联方面所说的卖给中国的都是甚至苏联国内也几乎没有的最新式的机械设备,这乃是苏联方面自我吹嘘,而实际上多半都是相当旧式的破烂机械,而且比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价格还高。(下转第三版)(上接第一版)
  
  同苏联的接触越深入、越广泛,则苏联就越破绽百出,于是社会主义的先进国家或者共产主义者的模范之类的招牌就暗然失色了。
  
  朝鲜战争开始的时候,我还在北京。冒着炮火渡江作战的志愿军的装备,和在国内解放战争中同我们交战时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大体上都是在国内解放战争中从国民党军队缴获的美制步枪、卡宾枪以及机枪和迫击炮等轻武器。但是,靠着这种劣等装备,靠着全体人员的两条腿,就把依仗着空军、坦克、重炮掩护的美国机械化军队赶回了三八线。
  
  毛泽东把出击到汉城的志愿军撤回到三八线,在这一线构筑阵地进行了对峙战。
  
  从苏联得到武器援助乃是战争后半期的事情,就是开始构筑阵地线进行对峙以后的事情。初期的获得最大战果的机动作战,完全是按照毛泽东的方式,中国的方式进行的。
  
  一九五○年二月缔结了中苏同盟互助条约。这个条约原来规定的前提是,假如美国军队以日本为基地发动进攻,同:中国交战的话,苏联当然要参战。但是,在朝鲜战争中,中国不是正式交战,而是以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名义渡朝鲜作战的,所以苏联就装作不知道,这是实际情况。中国确实是从苏联借了十六亿美元用于朝鲜战争的战费。这是一笔真正的借款,在赫鲁晓夫时代已经全部还清。必须指出,朝鲜战争也是按照毛泽东自己的想法进行的,现实已完全证明了这种看法。
  
  斯大林曾经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形势的特点是社会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这两大阵营的对立。斯大林逝世以后,到了赫鲁晓夫时代,世界开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赫鲁晓夫把斯大林的“同美帝国主义对抗”的政策改变成同美国和平共处的政策。可是,中国却依然同美国处于战争状态。就是说,苏联和中国在对待美国的现实关系方面的基础不同了。中国的这种对抗美国的姿态已成了赫鲁晓夫要想同美国妥协、共处的障碍。赫鲁晓夫过分地评价斯大林遗留下来的对中国的经济援助等巨额恩赐的效果。习惯于对东欧各国首脑厉声叱责而自以为快的赫鲁晓夫,满以为只要自己一句话,中国就会俯首听命。于是他跑到北京要毛泽东对台湾问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采取“灵活的态度”,改变跟美国对抗的根本政策。可是,毛泽东把赫鲁晓夫顶了回去。
  
  中国以这种冲突为核心,支持了同苏联冲突的阿尔巴尼亚,开始了中苏论战。但是,在这次大论战中,中国采取了地道的中国式的做法。中国把赫鲁晓夫和其他苏联首脑的一切反华文章和演说,以及《真理报》、《消息报》,甚至各种杂志和地方报纸上登载的反华文章,全部翻译出来登在报纸上,或者印成小册子发表,散发给全国从城市到农村去阅读,对照中国方面的反驳文章,进行了全国范围的大讨论。用这种方法弄清苏联的主张和中国的主张的是非曲直,使全国人民依靠自己的判断力来辨明中国是正确的。这种做法收到了巨大的效果。而苏联却没有能够采取那样大胆的做法。苏联没有全文发表中国方面的文章,而只是摘引合乎自己需要的部分加以指责。
  
  赫鲁晓夫一怒之下,停止了对中国的经济援助,撤退了全部工程师,撕毁了援助中国核试验的合同。赫鲁晓夫满以为这样一来中国会遇到困难而向他屈服,可是,中国人的想法却和赫鲁晓夫的预料完全相反,他们说不给援助,就自己干,决不屈服。他们按照自力更生的方针继续前进了。中国,正当精神百倍、鼓足干劲的时候,遭到了从一九五九年开始的连续三年的旱涝灾害。但是,即使在这种困难时期,为了争一口气也要把借苏联的债还清。在一九六二年以前那个最缺粮的时期,仍然把约值六亿美元的粮食制品送交苏联去抵债。这就把对苏联援助的感谢心情一扫而空,并且在中国人的心田上播下了愤恨的种子。中苏如果打起来的话
  
  从上述历史经过的大概脉络来看,对最近的问题,也可以得出和一般所说的中苏冲突的实况稍许不同的判断和结论。
  
  从中苏军事力量的对比不难看出,双方如果发生军事冲突,不会是中国军队侵入苏联而苏联军队进行抵抗的方式,一定是苏联军队侵入中国而中国进行抵抗的方式。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装备不是对外远征侵略式的。中国的军事本领就是依靠和正规军结合起来的将近一亿的民兵在国内进行抗战。而与此相反,苏联的军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实际活动中,已被装备成为向国外远征式的军队。因此,中苏的军事冲突,或者是在边界一定范围内小打,或者是苏军占领中国腹地来迫使中国政权屈服,再不然就是大规模杀伤的核战争。这三者,苏联掌握着自由选择的主导权。
  
  边界冲突,在满洲、新疆、蒙古方面已不断发生。苏联军队在边界线及其附近占领一些地方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这对于改变中国领导中枢的意志几乎是不起作用的,它反而会播下加深仇恨、继续抵抗的种子。
  
  为要达到战争的目的,就只有用地面部队大举进攻。但是,纵使动用核武器,也难以消灭中国的七亿人民。
  
  苏联地面部队的进攻路线有三条,即满洲方面、新疆方面、内蒙方面。苏军即使占领了满洲或新疆,也仍然影响不了天下大势,只会使抗战的内容更加丰富。要是苏军直接深入中国腹地,那就会从乌兰巴托出兵张家口,直奔北京。这种作战,单纯从军事上讲也是可能的。但是即使苏军能够进入北京,也不可能摧毁中共政权。最后苏联将重蹈日中战争的覆辙。中国经过四十年来革命战争的群众体验,已经造成了组织全体国民起来抗击的最有利的条件。在人民奋起抗击的汪洋大海中,入侵者要想建立与自己合作的政权来统治全体国民,是不大可能的。
  
  通过文化大革命,刘少奇被赶下了台,但刘少奇派的干部和国民中支持他的阶层还是存在的。他们并不是没有可能同苏军合作建立政权的。但是从全国来看,中国决不是亲苏的。认为听从苏联的话有好处的人,在全国人口中只占极少数,我们不能忘记这一基本事实。在日本军队入侵中国的时候,毛泽东依靠占人口百分之六十的贫农进行生产,供给物资和兵员,进行作战,最后取得了成功。接着又依靠这个力量推翻了美国扶植的国民党政权。口号是反帝,即赶走外国势力,建立独立自主的中国。就是说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六十具有依靠自己的力量能够击退入侵者和反对者并贯彻自己的自由意志的经验和信心。这个因素,在苏军入侵的时候,也将成为基本的抵抗力量,这是很清楚的。如果无视这一历史经验,单纯从概念上提出共产主义国家就是独裁的领导者统治愚昧的民众这样的问题,并以此为基础来进行考查,那么所做的判断必然会发生错误。
  
  刘少奇的社会基础就是资本家、地主、富农这样一些生活水平高的阶层势力,他们为了保全自己而经常动摇。因此,苏联军队如果占领了北京,确保了军事上的优势地位,那么,这些人认为同苏军结合可以保全自己,大概会有人出来合作的。但是,把它放在全国七亿人口这个汪洋大海里,特别考虑到只是在被占领地区的问题,那就成为极少数了。这样一来,不管苏联想怎样以军事力量来占领地盘,但它的统治最后也只能仅仅限于它所占领的军事据点,它将陷入比美军在越南更加困难的境地。
  
  苏联如果冷静地从实际出发来考虑问题,就会知道,即使它想依靠战争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中国,也只能得到中国坚持抵抗的结果,要实现这种强加的意志是不可能的。因此,苏联作出不进行全面的军事进攻的判断,是最好不过的了。但是,人们对事物常有误解,在历史上是常有由于对事物作出错误的判断而发生事端的。苏联占领捷克的时候,原以为捷克人会打着旗子把苏军当作解放者来欢迎。据说这是因为在捷克的苏联情报人员为了讨好上级只把具有这种意见的捷克人的话搜集起来送了上去。
  
  苏联即使发动了战争,也达不到战争的目的,最后仍然不得不退到原来的地方。如果把中国与小小的捷克同样看待,那就大错而特错了。
  
  然而,无论如何,中苏这两个世界上第一级的大国发生冲突,美国再卷进来,就十分有可能发展成为世界性战争。(文内小题是原来的——本刊注)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69.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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